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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水素有“鄂北门户”之称。我的老家聂店,坐落在湖北最大的人工水库——徐家河河畔。
图14 老家在徐家河水库上游
聂店北接淮河之源头桐柏山余脉,东系大别山红色革命圣地——浆溪店新四军部旧址,西毗邻襄随涢水支脉的马坪重镇,南望安陆古泽云梦。聂店曾以鄂北商贸集镇闻名,自1958-1964年兴建徐家河水库被淹没水底,而后高位迁居,山水相连,成为鱼米之乡。现聂店村有18个自然塆,老家叶塆是其中之一。
《湖北随州聂氏族谱》把“叶塆”写成“叶湾”,其他的“塆子”也用“湾”,可能以为“塆”与“湾”可以通用。实际上,在我国南方的地名中,是以“塆”字命名的,义为山间或陆地上的弯曲低凹地带,并非在不在水边。老家在当地口语称“ye guan”,塆子里没有一户姓叶的人家,而聂家是当地大姓,我不明白为什么“族谱”中将其称之为“叶塆”,我的意念中却一直是“聂塆”的。据说,我们家是在太爷爷手里“发”起来的,最先都住在“下塆”,即与辑五老太爷一个塆子。后来,“叶塆”这边有一些田地,分家时爷爷是老大就自立门户到了“叶塆”,二爷爷、三爷爷仍然在下塆。
从马坪到聂店,有20多里山路,徐家河水库修好之后,更是弯弯转转,曲曲折折。这条回乡之路一共走过多少次,我也记不清楚,起码有20次吧。最早是爷爷、奶奶、姑姑、姑妈、妈妈带着一起走,后来父亲离开赵李桥回乡继续劳动改造,我就一直跟他走,直到1968年搬离。
1959年秋,我第一次回乡也第一次看到了金灿灿的粟米,长长的米穗弯弯地下垂,一派丰收的景象。而且,当晚就吃到了粟米粥,把我的肚子撑得像个大西瓜。晚上,在那个农家的院子里,刚会数100个数的我跟大人们炫耀,他们越表扬,我的劲头越大,数了一遍又一遍。
那时候,我们家与另外两家朱姓的兄弟俩合住一个院子。哪些房子最先是分家前太爷爷盖的,前面有一个小小的门楼,门楼上面可以堆放柴草,一条连廊通向后面的正屋。连廊两边是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里有一大蓬栀子花,花开的季节香味扑鼻。我们会摘下几朵插在瓶中,屋子里也弥漫着香气。
屋子前面是“畈上”,一片宽阔的田地尽收眼底,田地下面就是徐家河。我们有时候陪奶奶一起去地里摘菜,回来后帮忙做些家务。父亲回来后,我每个寒暑假都回到乡下,妹妹去的次数不多。最早的时候,父亲用两个箩筐把我们挑着,我不好意思地下来,但妹妹却赖在里面。父亲十分情愿,他似乎在弥补那些年没有尽到的责任,以及眼前不能让我们过得更好的愧疚。
每次临近“塆子”的时候,父亲总要叮嘱见人要“叫”,我却总是把头一低,始终叫不出口。父亲说我是“裤子包的”,似乎责怪也没有用。不过,过年的时候我应该是叫过人的,他带我去附近塆子里拜年,是男孩子才有的特权。妹妹和表妹只能待着家里烤火,也就是火盆上架几块木柴、树坨子,满屋子都是烟气。到下塆大约两三里路的样子,但收获满满:每个口袋都装满了花生、蚕豆、瓜子,还有染红了壳的熟鸡蛋。两个妹妹羡慕的要命。
父亲是个故事大王,常常在傍晚的时候开讲,朱家的和塆子里的孩子们都凑了过来,院子里仿佛成了说书场。但忽然有一天,不堪历史风雨的老房子(我们住的三间)突然塌了,万幸的是父亲刚从屋里出来,后面就轰隆一声。此后,水库的水也渐渐涨起来了,父亲在“大堰”旁的一口水井边搭了一个棚子,再后来就一点点把家安置大家搬迁的村子里。
从1962年寒假开始,到1966年寒假结束,我回老家过了9个寒暑假。有一次与仇非同行,他看望自己的爷爷、奶奶和叔叔们。他们家在聂店街上,离我们家有两三里地,我去过一次,那时候的集市还是像模像样的。
寒暑假是我学习快速进步的一个时间段。除了完成学校的假期作业外,父亲还给我布置了课外作业,有点像现在的家教。比如,每天一篇日记,还有抄写一些自然、生理的读物。我每个假期都带回一本日记,往往是父亲头一天晚上给我讲一个故事,或帮我构思一个选题,中午或下午放工以后再帮我修改。
记得三年级暑假的一天晚上,我们在有些泥泞的池塘里洗完澡,回到家门口的露天板床上。他指着天上的银河和两边最明亮的两颗星星,给我讲“牛郎织女”的故事。第二天中午,他将我近两千字的日记改了一遍,我下午抄写在日记本上。“牛郎织女的故事”是我最长的一篇日记,所有的日记都是这样的模式:开始写在草稿纸(各种废旧纸张)上,修改后誊写在日记本上。
我一直是个听话的孩子,绝大多数时间都能够完成他布置的作业,还常常得到他的表扬。他有一次实在高兴,还把我的日记读给歇凉的农民叔叔听。不过,也有和小伙伴下棋或玩高了的时候,没有完成作业,父亲还是进行了严格教育。
回老家的假期里,头两年还有玩伴,后来他们也出工挣工分了,我孤零零的好不寂寞,想家的情绪渐渐越来越严重。毕竟因为我有两个“家”,马坪的家更是我的家。当然,还有夏天的臭虫、蚊子,往往用扇子和“六六粉”也不能解决问题。
这篇为什么叫“故乡的路”?实际上,随父亲走在乡村的路上,一直是我非常快乐的时光,无论是前往还是返回。父亲肚子里有讲不完的故事,他一边走,一边讲;我一边听,一边走,仿佛置身于历史的风云之中,是课堂上没获得过的享受。甚至,有时候还产生了想在历史上“画一笔”的朦胧冲动。
1966年暑假之后,我的日记就中断了,众所周知的原因是:日记可能成为一种罪证。这场运动是触及灵魂的,那些在反胡风、反右派中立过汗马功劳的人,也先后变成了被整对象。父亲还没有从某种幸灾乐祸中回过神来,他自己也被戴上高帽子游了乡。昔日的“聂先生”,又回到“牛鬼蛇神”的怀抱,而且运动起来没有个完。有一次,父亲上街用瓶子打了二两酒,回来的路上碰到熟人问他,他说瓶子里装的是煤油。我很奇怪:为什么撒谎?但只是闷在心里。还有一次,大队干部竟然审问起我这个小“牛鬼蛇神”起来。看到我惊慌失措的样子,父亲痛心不已,于是在1968年毅然决然地搬离家乡到西聂家湖的余店村投亲靠友。
带我们搬家的那艘木船,沿着水库的上游来到中游,父亲有了一个新的家,也离我们读书的马坪近了很多,只有六七里地。尽管我们后来又回了几趟老家,那是若干年后我已经到了武汉或深圳,短促的访问已经与往昔的心境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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