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36岁,属于非常幸运的：已经破格成为所谓正高了，也成为本不该评审的所谓的博士生导师了。到暑期时候，研究院开始张贴广告，用创新的思维（那个时候不是所有领导都经过招聘程序的）来全国招聘一个研究所所长。我那个时候，严格来说我没有任何领导职务，但我们科室的日常事务（包括总结和为数很少的奖金小金库管理）都由我来协调。大多数人都怂恿我去应聘试试。我心里也有点蠢蠢欲动的感觉。我当时的理由比较简单：我那时属于制定研究院未来十年发展规划的所谓的八大还是十大年轻人的“头头”，与院里上层有接触，同时我也属于“海归”。这里需要解释一下，那个时候，我们研究院刚刚调来新院长。为了长远思考研究院的发展，也是为了将大家的精力集中到一个方向上来，院长组织了一个由年轻人为主组成的所谓的研究院未来20年发展战略制定小组。我属于这个小组的所谓组长（协调员）。这个小组开过几次会，讨论院里未来的战略目标、战略任务、战略措施。当然我们也分析了院里的问题与挑战了。事实上，我回国后，参与了很多的战略研究项目，包括中医现代发展战略研究，中药走出国门的战略研究等等，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但后来觉得没有意思（有点很空不实），现在看来，一个人了解一下战略研究，对管理和自身的未来发展是很有帮助的。但我不太赞成鼓励专家成为一个战略研究专家。这个过程中，或多或少与院里各个层面的领导有过沟通和交流。但说句实在话，我是那种不太会与领导交流和沟通的人，每次沟通和讨论都非常紧张，不可能谈到自己的事情，更不可能通过这个途径捞取一些个人的利益。但也估计是这样，领导们都至少认为我诚实、正派和善良吧。另外，我属于院里为数不多的海归。估计也正因为这个海归的帽子，让我成为这个小组的协调人吧。经过仔细和认真的思考之后，我决定试试，并开始准备申报材料。主要包括分析所里的现状，提出发展的重点，展望一下未来。完全属于我那个时候刚好在做的所谓院里发展战略研究的事情。熟车熟路，很快弄好。为了得到领导的认同，听听领导的意见那时必须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记得有一天，我约好了一位对我特别支持的领导，给他用PPT文件形式讲了一下我的想法，请他提建议。说句实在话，姜真是老的辣！他就说：在讲研究所发展和未来工作计划的前面，一定要加一些内容：政策依据！我突然恍然大悟，我们的一切工作必须遵守国家的大政方针，必须依据国家主管部门的战略布局。那个时候，有点很紧张的味道：脑子里总是在琢磨如何报告、如何答辩？也曾几次想到放弃：当与不当似乎与自己关系不大。感谢朋友们的支持，报告内容经过了几轮征求意见和修改之后，总算熬到了答辩的那一天。那一天依然紧张。总共有3个候选人。我应该是最年轻的。答辩委员有院领导、所领导和职工。我也不知道投票等游戏规则（这是不对的！应该根据规则与相关的STAKEHOLDERS去沟通才对！）。我就一通讲下去，好像也没有提出什么问题。不知道是不是我讲的很清楚还是不清楚？如果是讲的清楚的话，那也属于我正在做的战略研究项目帮了我，加上当初的征求领导意见。如果是讲得不好的话，那估计就没有我的所长职位了。当然，最后的投票结果我是不知道的。即使到现在，我依然还是不知道。我知道的是：他们选择我作为所长了。答辩后，有几位朋友说，我答辩的风格与他们不一样，说有一些洋派的味道。看来，除了战略有时能忽悠之外，留洋有时也真能忽悠人啊！但我那个时候已经下定决心：我这个所长一定不能忽悠！

按照惯例，正式任命前，上级书记和院长是要找谈话的。记得有一天，上级领导（书记）找我谈话，意思是，根据面试和答辩成绩，加上职工的推荐，多数认为你是所长的最佳人选。但常委会考虑到，你没有从事领导工作的经历，去管理一个170多职工加上几十名退休员工的大所，想建议你作为法人代表（一般是所长担任，因为担当法律责任），但先作为常务副所长职务主持工作，也不派所长，问问我的意见。那个时候应该属于胆子比较大的，我就说，既然常务会同意并安排我作为法人代表负责所里工作，弄个没有所长头衔的常务副所长反而显得，组织上对我不信任；如果组织上都不信任，在管理所里工作的时候，职工更会产生更加不信任的感觉，所以，我建议组织上还是直接任命所长，而不是主持工作的常务副所长。这位领导也很理解我，没有说什么，笑着说：知道你的意思了。大概过了几天，院里另一位主要领导也找我谈话，问我对于所里现有管理架构的问题，同时并与我讨论了一下任命所长助理的事情。这次谈话后，大约一周正式文件任命我作为所长。虽然我这个当时没有副所长的所长，工作看起来似乎是方便了，但在所谓的“官场”还是埋下了一些祸根：没有更多人来帮助、协助处理本来就复杂的人际关系。所以啊，即使是科技管理的“官场”也是没有硝烟的战场，是一场始终要在兼顾所谓的公平与“不公平”、兼顾所谓的有能力与“无能力”之间保持平衡的战场。“官场”做事，确实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