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毫无疑问，很多外来种是作为食物引进的，以我国为例，我们餐桌上的牛蛙、大蜗牛、小龙虾、福寿螺等等，都是我们很多食客的盘中美味，这确实是外来种的一种价值体现，也就因为它们在入侵区发挥着这些“正能量”，围绕外来种的争论从来就没有休止。此时此刻，让我们乘坐哆啦A梦的时光穿梭机回到2011年的那场针对外来种的激烈“舌”战：美国的明尼苏达，一个天寒地冻、地广人稀，但教育方面却是人杰地灵，名校众多的美国小州，任职于该州麦卡利斯特学院的生物学教授马克.戴维斯（Mark Davis）联合其他18位入侵生态学家在英国的《自然》（《Nature》）杂志上撰文，为外来物种进行辩护，他们很严肃的指出不要老是“乱喷”外来种，人们应该多关注一下外来种“正”的那一面，因为它们为当地提供了多样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而且也未必全部都会对当地生物多样性和经济造成大的影响，对外来种的认识应该从“它们来自何处即出身问题”转向“它们是否对当地的生物多样性、人类健康、生态及经济造成了实质性危害”。此文一经发表便立刻引起了学术界特别是入侵生物学界的一片哗然，国际《生物入侵》杂志《Biological Invasions》主编、美国田纳西大学著名的入侵生物学家丹尼尔.辛伯洛夫（Daniel Simberloff）教授马上联合其他140余位入侵生物学领域的科学家在《自然》杂志上进行了坚决的反击，他们指出保护生物学家和入侵生态学家从来没有忽视过外来种提供的包括食用、木材供给等诸多功能，但他们同时坚称：对外来种定义的底线绝不能突破——那就是仍然需要重视物种的“出身”，很多引进种即使在新的地区尚未发现特别严重的影响，我们依然无法判断或准确预测它们在未来会不会给当地生态系统带来灾难，同时，哪怕很多物种当前只是产生了一些比较细微的影响，但这些影响却可能是深远的，会间接的影响到整个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健康，因而，将这些“外来出身”的物种拒之门外仍然是最为有效的入侵种防治之道。辛伯洛夫等人的回复，颇有点“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意味。  

 

我们不难发现，这场学术大师间的争论其实也留下了一个活口，那就是辛伯洛夫他们也没有完全否认外来种之中有可用之才——比如食用贡献。作为一个刚刚从事入侵生态学研究才几年的晚辈，我没有资格对上述前辈的争论进行评判，但这个问题其实一直都在我的脑海里徘徊，这里只说几点个人看法。几乎每次做牛蛙方面的报告，总有一些专家同行会问我一个类似的问题：在他们眼中或潜意识中，牛蛙是很好吃的，至少丰富了我们的餐桌，貌似没感觉到牛蛙有什么不好的地方。说实话，我每次被问到这样的问题，心中都有些揣揣不安，在耐心的向提问者解释，感谢他们的提问与困惑促使我不断去思考这个问题的同时，我都会向他们解释这里面有哪些可能容易让人误解的地方。因为牛蛙是我的研究对象，但且说略知一二吧，姑且拿它作为例子啰嗦两句。总体而言，我是支持辛伯洛夫及其同事们的观点的。虽然当时他们急于在《自然》杂志上捍卫自己及同仁的学术观点，言辞用语稍显激烈，甚至使用了“Mark Davis and colleagues assail two straw men”这样的语句，但是我确实非常理解他们当时的焦虑和担心。实事求是的讲，外来种的危害方式是多样的，其中有些甚至是非常隐性的。拿牛蛙为例，除了一些我们容易注意并发现的危害，例如因个体优势等而表现出的对当地蛙的高竞争力和强捕食性，但与此同时，牛蛙还可以传播疾病，是壶菌（Batrachochytrium dendrobatidis）和蛙病毒（Ranavirus）等导致两栖动物快速下降的疾病的天然宿主，另外牛蛙还可以和当地蛙交配，对当地种产生繁殖干扰。假设牛蛙和当地蛙可以和平共处，没有竞争，没有捕食，没有交配，井水不犯河水，但它们毕竟生活在同一片池塘里，即使不在同一片水域，“逢年过节”的时候“走亲访友”，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疾病的传播便潜移默化的发生了。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一隐性危害而将牛蛙放走华容道的话，后果是不可想象的。生态学是一门系统性很强的复杂性学科，同时又受时空尺度的影响。我想，辛伯洛夫教授的观点是系统的，长远的，虽然是保守的，但确是最为安全的。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通过“吃而消灾”呢？这个问题同样亦没有简单的答案。首先，这里吃的对象应该指的是野生种群，养殖种群的食用对控制外来种的入侵没有太大意义。而我们的盘中餐，除了少数地区，大部分却是来源于养殖场的。我们在野外研究发现，当地民众对牛蛙的捕杀的确可以限制牛蛙的入侵，这也符合在全球很多入侵脊椎动物上发现的普遍规律：捕杀可以有效降低外来种在野外的繁殖体压力，进而降低入侵风险。但是，由于没有科学的指导，特别是缺少物种分类及保护生态学专业人员的辅助，民众对外来种捕杀的同时极易造成对当地种的误杀；最近发表在国际保护生物学官方杂志之一的《保护通讯》（《Conservation Letters》）上针对食用外来种问题的论文，就对这一现象表示了深深的忧虑：文章作者担心对外来种的捕食和消费会改变原本的市场平衡，在很多原本没有入侵的地区，人们可能会在外来种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有意识的把外来种带到更多的地区去贩卖，间接协助并扩大了外来种的入侵范围；同时，如果外来种被随意捕食，那么当其种群降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们为了能够持续获得稳定的收入来源，就会有意识的去保护这些外来种，这种事情一旦发生，会引发一系列的道德文化和管理上的难题；最后，他们也质疑对外来种的猎杀是否真的能够有效降低外来种野生种群密度和种群增长率。我想，专家们的这些担心是很有道理的，还是拿牛蛙为例，我们现在吃牛蛙，大部分人并不是为了吃牛蛙而吃牛蛙，不会因吃牛蛙而不吃当地蛙（比如我们熟悉的青蛙（田鸡））。我们野外调查时发现，相比较牛蛙，很多地区的人们其实更加热衷于吃当地蛙，很多时候是因为田鸡等当地青蛙没有了，而牛蛙因为肉多，生长快，养殖数量大，人们才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试想如果号召人们捕杀牛蛙，那会对当地蛙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当然，我想任何事情或许都不会没有办法解决，未必都要走向极端，假如我们能加大科普宣传力度，能够有更多的专业人员的指导和参与，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对外来种的野外捕食，既满足了我们对食物蛋白供给的需求，也缓解了生物入侵的压力，但这只是一种理论预计下的理想状态，也许在未来选择合适的实验地区可以尝试，但对实验地牛蛙种群和当地蛙种群动态的长期监测同样不可缺少；同时，我仍然认为养殖种群作为蛋白的供给来源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为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外来种的这些优势是可以发挥的，但是我们必须加强培育、养殖这些物种的防控措施，预防它们的逃逸，因为一旦逃逸到野外，再想去完全根除外来种是极其费时费力费钱的，而且很多时候是徒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