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思想语言的结构敏感性与“列车隐喻”

1李侠  2 王贝贝

（1上海交通大学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 上海 200240，2中南大学 哲学系 长沙 410083 ）

摘要：思想语言不仅是心理表征的载体，而且还是语义加载与心的计算理论的载体。思想语言为了实现上述两大功能，在心理表征过程中一方面体现出对于句法结构的敏感性，另一方面，在语义加载过程中还体现出对于语境的敏感性。列车隐喻可以很好地解释心理表征中的概念性内容与非概念性内容在个体层面与亚个体层面的表达机制，以及两类心理内容与结构敏感性的关系。

关键词：思想语言；结构敏感性；心理内容，隐喻。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思想语言假设（Language of Thought Hypothesis，简称LOTH）是美国著名哲学家福多（Jerry Fodor）于1975年在其同名著作中首次提出的，这个概念一经提出，便迅速成为心灵哲学、认知科学以及语言哲学领域中的热点话题，如今它已经成为福多的理论名片之一（另一个为心理模块）。关于思想语言的假设，福多本人的观点在前后期的变化也是很大的，这种变化指涉了该问题的极端复杂性。最近二十年国际学界对于LOTH的研究已经很深入了，该假设存在的问题已经开始显现出来。本文在研究大量文献的基础上，主要尝试澄清与解决如下三个问题：首先，思想语言的内涵与结构；其次，思想语言与结构敏感性的关系；第三，提出思想语言与语义加载中的“列车隐喻”模型。

一 思想语言的内涵与结构

福多提出思想语言的假设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如下两个问题：心理表征的载体问题和心理计算问题。由于福多的思想一直徘徊在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间，自1975年提出思想语言概念以来，其观点一直处于不断调整之中，2008年新修订的思想语言的第二版（LOT2）与第一版相比，简直就是一本新书。因此，对于标志福多主要理论贡献的思想语言假设有必要进行一些细致的梳理与澄清，否则后面的论述将面临严重的困难。

福多对于作为内在心理状态符号的思想语言的结构有如下三个简短的约束条件：“（1）认知过程的可用模型的特征在于作为基本的计算和预先假设的表征系统，计算得以被完成；（2）表征系统自身不能用自然语言表达；尽管（3） 任何可习得的自然语言的语义特性都必须能在表征系统中被加以表达。”[②]由这个描述中，可以基本上推测出思想语言结构的边界，同时也可以看出思想语言的两大功能：计算与语义。为了更好地理解思想语言假设，还需要进一步梳理思想语言的内涵，哲学家劳伦斯·凯叶（Lawrence Kaye）把福多思想语言的内涵概括为如下五个方面：“（1）表征实在论，（2）语言学思想，（3）区别（思想语言与自然语言），4先天论（nativism），5语义完备性。”[③]如果仅从语言学角度考虑，思想语言主要关注如下三个问题，生产性（productivity，需要说明的是，国内学者们通常把这个词翻译为产生式，但是，在福多那里，这个词主要是指人类利用少数的句型结构就可以产生出无数句子的能力，结合这种理解，把该词翻译为生产性更符合福多的本意）、系统性（systematicity）与语义构成性（semantic compositionality）。坦率地说，思想语言的生产性与系统性相对来说还比较容易处理，困难的问题在于思想语言的语义构成性假说，这里涉及到两个很棘手的问题，即表征的类型问题与表征的语义赋值问题，后一个问题也是目前国际学界普遍感到棘手的理论难点，笔者认为它的实质就是心理表征过程中的语义加载问题。

在思想语言的第一版中，福多本人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这些问题，只是笼统地提出了思想语言假设的大致轮廓。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女哲学家苏珊·施内德（Susan Schneider）2008年在一份即将发表的手稿中对思想语言假设有一个更为全面的分析，她认为思想语言假设主要由以下三个断言构成“（1）认知过程存在于大脑内的内在表征的标志性后果中，（2）这些内在表征具有组合句法与语义的特征，更进一步说，符号操作执行着思想的语义特性。这里包含三层意思，首先，组合句法，其次，组合语义，第三，思考，作为符号操作的一种，保持着卷入思想中的语义特性。（3）在内在表征上的心理运算对于符号的句法结构是因果敏感的。”[④]客观地说，笔者认为苏珊关于思想语言假设核心内容的勾勒是近年来已经发表的诸多相关文献中比较准确的。思想语言假设的提出主要为表征的运行提供一种类语言的媒介，这一点是理解思想语言的最基本的出发点。在此后的三十年间福多一直尝试解决上述两个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语言的第二版（LOT2）基本上就是围绕着表征的语义构成性来进行论证。关于心理表征的类型，福多分为两类即：推论性表征（Discursive representation）与图像性表征（Iconic representation）。这对概念的提出，福多主要是为了解决非概念性经验的表征问题。对此，福多关于两类表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说法，即“一个推论表征在语言L中是语义构成性的，当且仅当它的语义解释完全是由它的句法连同初始词汇的语义解释构成的。…推论性表征是那些它的构成部分是经由典范性分解而被承认的。”[⑤]相反，一个表征如果没有典范性的分解过程，那它就是图像性的。换言之，根据事实本身来看，图像性表征缺乏大量的概念化表征的典型特征。从这里可以看出，福多对两类表征给出的判据是，是否存在典范性的分解过程。如果没有办法分解，那么该表征就没有构成结构，因此也就没有逻辑形式。这点很好理解，比如一张图片如何分解？分解的图像性符号不能表征事物，而推论性符号可以。其实，福多的这种努力主要是为了解决非概念性内容的表征问题，然而他的分类仍然是存在很多弊病的，其实，表征的总类如果按照功能来分，远不止这些，如听觉的表征，嗅觉的表征以及视觉的表征等。

如果按照内容来分，则可以分为两类，即概念性表征与非概念性表征。从这里可以看出，福多经过三十多年的思考，关于心理表征的内容问题仍然没有找到很好的解决办法，问题的关键在于语义内容如何与表征相结合，福多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对于推论性表征的语义内容的获得，福多沿用早期的观点，即语义对于句法结构的随附性，由句法结构自然带来的，而对于图像性表征的语义内容的获得，福多并没有给出有说服力的解决策略，他在这里所做的工作仅是从经验与概念的关系入手。按照他的看法：“在经验的知觉分析中概念的作用就是从经验信息中恢复它所包含的内容。”[⑥]基于此，自然可以追问，那些无法概念化的经验如何表征？比如痛的经验等，关于这个问题，下面将有详细的论证。其实，在思想语言假设中还面临着两个重要问题，即整体性问题与相关性问题，这两个问题直接与心理表征的计算性与语义特性有关，因此，有必要先对这两个问题进行认真的清理。

二 思想语言与结构敏感性的关系

福多和派利夏恩（Fodor&Pylyshyn，简称F&P）在1988年撰文批评联结主义者导致了一个困境，即在这种模式下联结主义者在没有执行传统的思想语言结构的情况下对于适当解释认知规律中的诸如系统性与生产性问题导致了一种困境。针对这种责难，哲学家莫莱特·阿易得（Murat Aydede）发表了著名的论文：《思想语言：联结主义的贡献》，在这篇论文中阿易得针对双方争论的焦点提出了比较中肯的意见，为我们全面理解该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梳理。其实，对于联结主义者来说，他们试图发展出一种全新的分布表征模型来应对这种困境。在福多等人看来，他们面临的第一个主要困境是，即假如他们试图解释系统性，他们必须假设表征具有句法（还有语义）结构和运作机制，这种表征过程对句法结构是敏感的，而这种模型实际上在贯彻思想语言结构模型，因此，联结主义者并没有提出一种新的方法。第二个争论的焦点在于，假如联结主义者不假定句法结构表征与结构敏感过程，那么他们的模型就不能适当地解释认知系统性。这就是双方争论的两个焦点所在，加拿大哲学家阿易得（Murat Aydede）把这种争论称做Ｄ描述，它的核心主要包括如下两个要件：“a系统的表征具有句法与语义的组合性，这样的结构复杂（分子型）的表征是系统地由结构简单（原子型）的构成要素建构出来的，并且分子表征的语义内容是由它的原子构成要素与句法/规范结构相结合的语义内容构成的，并且b表征的操作是（因果地）对句法/规范结构具有敏感性的。”[⑦]其实阿易得关于福多等人对联结主义的责难的核心正在于此，问题是联结主义模型是否满足了D描述的要求，如果满足，那么联结主义就是一个传统的思想语言假设模型的变体，如果不满足，那么在福多等人看来，联结主义就存在无法克服的困境。

现实情况是联结主义者拒绝了福多给出的D描述，他们认为在关于传统的定义上，两者之间存在明显不同。在联结主义者看来，传统的基本承诺是联结的或结构化表征的句法要素的明确标志被假定在D-a描述之内，而传统的获得则被假定在D-b描述内，即实际的因果敏感性是发生在句法结构表征过程中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对联结主义者来说，仅仅假定表征系统满足D，不足以使系统成为思想语言系统。如果考虑到福多从思想语言（LOT）到心理模块理论（MM），再到心的计算理论（CTM）的整个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他之所以一再强调语义的结构敏感性问题，是因为结构敏感性的存在保证了在表征过程中两种功能的实现，其一，语义内容的实现，其二，思维的本质是计算的理论得以完成。如果按照这种理解，那么思想语言的作用就可以解释为语义内容的载体，同时，由于思想语言满足于句法结构的要求，因而是可以计算的。但是这样一来，他的心理模块理论在语义加载与心的计算方面就存在两重困境。首先，模块的最基本特点就是“输入系统是范围特异性的、操作是强制性的，以及输入加工是信息封装的等。”[⑧]如果模块是领域特异性的，那么信息在模块内部编码时的语义加载就一定是结构本身所具有的初始语义内容（S0）与特定输入信息所具有的语义内容，此时呈现为结构的高度敏感性。再者，由于模块的信息封装特性，此时的计算就只能是一种单一化的计算。这样一来，从输入系统到中枢系统的衔接就存在一种严重的困难：输入系统是领域特殊的，而中枢系统则是领域一般的，再则，输入系统的信息是封装的，而中枢系统则是信息非封装的。思想语言在两个系统中的功能有什么变化？在两个不同系统中的语义加载的模式有什么区别？

关于语义部分后面讨论，先看第一个问题，即在两个系统中的计算问题，关于心的计算理论的传统观点，福多认为主要包括如下两条原则：“心的计算理论（=通过句法过程执行的理性主义心理学）1根据其内在无声的逻辑形式，思想具有它们的因果作用。2思想的逻辑形式随附在与心理表征相一致的句法形式上。3心理过程是计算的，它们的操作是被限定在心理表征的句法形式上，而且，它们可靠的真值存在于无限多的情况中。”[⑨]福多上述的这个界定解决了两个中心难题，即首先，什么决定思想的逻辑形式？其次，思想的逻辑形式如何决定它的因果力量？这也就是所谓的“新综合”（New Synthesis）理论的主要理论旨趣。这个理论的支持者通常信奉大模块（massive modular）理论，大模块理论认为人类的认知结构是由达尔文式适应论规则形成的，其实这是一个很空泛的试图一揽子解决计算与语义问题的模糊理论，对此，福多认为心灵是不能这样工作的。笔者认为，在这点上福多的看法是有道理的，这里涉及到的关键问题是句法的特性问题，那么句法的主要特性是什么呢？福多认为：“一方面，它们是表征的‘局部’特性之一，换言之，句法特性被表征部分所具有的以及这部分是如何被安排的完全决定。另一方面，在这种意义上，表征的句法结构是局部性的为真，那么，表征的句法结构决定了与其他表征的确定性关系也同样为真。”[⑩]由此，可以得出福多的主要观点，即通过假定心理表征具有句法结构，思想的逻辑形式随附在与心理表征相一致的句法形式上，观念的句法驱动了因果关系，通过因果关系，心的计算过程得以实现。这里要强调两点：其一，计算的动力机制是由因果关系提供的，其二，计算（表征的逻辑形式）是局部性。从这个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对于计算来说，它是对结构高度敏感的。

但是，福多的理论在这里也存在一个严重的困难，即中枢系统不是模块性质的，它的主要特点是信息非封装特性以及领域一般性（domain general），而输入系统则被假定为模块性的，并且是领域特殊的。这种区别导致福多理论面临两个需要解决与澄清的问题，即相关性问题（The Relevance Problem）与全局性问题（The Globality Problem），前者与传统的框架问题有关，后者则与敏感性问题有关。按照宾夕法尼亚大学哲学系女哲学家苏珊·施内德的观点：“相关性问题通常被按照如下方式表达：假如一个人想获得一种机制去决定什么是相关的，为了判别这些给定的条目是否是相关的，它需要排查数据库中的几乎所有条目，这是一项巨大的计算任务，对于一个系统在某给定时间内快速完成这项活动是不可能的。然而，人类在任何时间内都可以快速决定相关性，因此，看来人类的领域一般性思想是不能计算的。……句法的特性是心理表征的语境非敏感性。换言之，心理表征的句法特性不依赖于相关组合计划中的其他心理表征满足的特性，而依赖于思想语言语句的类型同一性。”[11]由此，可以看出相关性问题质疑了传统的心的计算理论是否可能的问题，而全局性问题则把计算局限在思想语言的范围内。这是一个很矛盾的结论：首先，从人类认知的总体上看，它是计算的，然而由于相关性问题的存在，导致中枢系统在领域一般性的主导下计算又是不可能的。再者，从全局来看，句法的最大特性就是语境非敏感性，既然语境的改变不影响句法的运算功能，那么全局性的计算又是可能的，这两点是自相矛盾的。

三 结构敏感性与心理表征的“列车隐喻”

之所以关注思想语言的结构敏感性，是因为结构敏感性在整个心理表征过程中肩负两种重要的认知使命：其一计算特性，其二语义加载问题。结合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存在两类结构敏感性，在领域特殊性内，体现为句法结构的敏感性，在领域一般性内则遵从语境敏感性。不同类型的结构敏感性给心的计算理论以及语义加载问题的实现带来了非常麻烦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对结构敏感性问题的了解还很少，如果不能把这个问题阐释清楚，那么与之相关的计算与语义问题的解决都将无从谈起，尤其是与语义加载有关的心理内容的处理。基于这种理解，本文尝试引入“列车隐喻”来阐释结构敏感性与心理内容的表征问题。

众所周知，列车是一种运输载体，随着列车类型的不同，列车的功能也就被相应地确定了。对于领域特殊性来说，它的结构类似于分类明确的各种感觉输入模块，它只负责单一的感觉信息，福多把包括语言在内的六种感觉输入器官称为模块，就是基于这种理解。那么在“列车隐喻”中，心理内容的表征就相当于功能专一的列车所呈现出的整体功能，如客运列车，它只负责运送旅客，换言之，由于它的独特内在功能结构，它只对旅客敏感。而在中枢神经系统主导下的领域一般性的范畴内，它相当于散装货车，功能范围比较广泛，既可以运送有形物体，又可以运送不定型物体，根据环境的需要，散装货车可以随意运送任何物件，这种状况相当于语境敏感性。通过列车隐喻可以很直接地把两类结构敏感性问题的实质揭示出来。如果仅限于此，那么列车隐喻的意义就不大了，关键问题是列车隐喻还能很好地揭示心里表征过程中的计算与语义问题，这才是列车隐喻所具有的强大解释功能之关键所在。对于心理计算来说，由于模块的领域特殊性，传输到各类感觉模块内的感觉刺激的计算速度最快，这主要归功于各模块内部收到的信息的类型同一化，这种同质性加快了运算速度，这就好比，客运列车的装载速度比货运列车快得多（旅客上下车要比货车的装卸快捷得多），主要得益于所承载内容的单一化，这种功能分类提高了心理计算的效率与速度，在心理表征过程中这就是句法结构的敏感性。而在中枢系统的领域一般性区域内，由于各类不同质信息的集聚与整合，加大了计算的难度，这就相当于散装货车在装卸不同类物品时的情况，列车隐喻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可以很好地解释心里表征中的语义加载问题。

笔者曾提出过一个假设模型：“认为心里表征过程中的语义内容在空间上是通过采取分段累积加载模式实现的，一个心里表征的总的语义内容∑SC=S0+S1+S2。其中，S0是指结构本身所具有的初始语义内容，S1则是指可以概念化的心理内容，而S2则是指非概念化的内容。”[12]对于列车隐喻来说，S0就是列车本身所具有的初始语义内容，不论哪种类型的列车都有装载的功能，以往的心里表征理论中关于心理内容部分，很少考虑到结构本身的语义内容，而列车隐喻可以很好地弥补这个缺陷，S1相当于可以明确分类的功能单一的列车，如旅客列车，而S2则指那些功能无法具体分类的列车，如散装货运列车，即便如此，没有人怀疑散装货运列车没有内容，只是这些内容无法完全（或直接）表达而已。心里表征的语义内容中最难以处理的也就是这种非概念化经验内容的表达与计算问题。同时，提出列车隐喻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试图解释语义内容的来源问题，而关于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换言之，在接受感觉刺激后，心里表征的内容在分段累积语义加载的过程中是如何储藏的？根据上面的论述，如果我们把心理内容按照性质分为两类，即概念性内容与非概念性内容是正确的话，那么，作为心理表征实质的内容到底发生在哪个层面？它们的作用机制又是怎样的？这些问题目前还不是很清楚，不过根据已有的研究，可以初步做出一些进一步的探讨。

有些学者为了解释心理内容到底发生在哪个层面上，提出了一组很有新意的概念：个体层面（personal levels）与亚个体层面（subpersonal levels），这个概念最初是由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1942-）在1969年首先提出的。当初只是为了阐述对于人类行为的解释应该发生在那个层次上，根据哲学家伯穆德(Jose Luis Bermudez)的总结：“在亚个体层面，解释是一种机械的、心理学的，其中脑活动和神经网络起了决定性作用。在个体层面，心理现象与目的性活动，通过对个体活动的适当描述的分类，来获得解释的，以此来反对活动的脑中心说。”[13]而根据传统的观点，在理解一个人的行为时，一个关键点就是应包含遵循合理的限制、宽容与构成的连贯性原则，因此，解释不能发生在亚个体层面。丹尼特则认为，在解释人类行为时亚个体的计算状态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因此，这种区分是合适的。联系到笔者提出的心里表征的语义分段累积加载模型，如果没有这种从亚个体到个体的纵向区分，那么一个完整心理表征所具有的总语义内容就不可能实现。现在有两个问题需要立即清理：其一，亚个体状态的本体论基础是什么？换言之，它具体指称了什么？其二，亚个体的计算状态应该满足一些什么样的条件？丹尼特等人并没有对亚个体到底指称什么给出明确的说法，依据笔者的分析，由于各种感觉信息的输入都是分门别类地进入相应感觉器官，因此，亚个体的本体论基础应该是身体内部的各种感觉器官，这没有什么疑义，但是亚个体状态的提出，并不仅仅是为了给各类感觉器官重新命名，而是从功能角度重新定义这些器官在认知中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亚个体状态与福多提出的心理模块就具有了很大的共通性，基于这种理解，可以把亚个体状态看成是模块在本体层面的一种功能表达。对于亚个体计算状态的运行，如果亚个体的性质是模块性的，那么，只要符合结构敏感性即可。但是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即伯穆德指出的：“假如亚个体解释是因果性的与机械性的，那么它只有在感觉输入与行为输出之间建立起一种类似规则的连接，而这样看起来它就把亚个体的表征状态的可能性直接排除了。”[14]其实，在这里伯穆德没有搞清楚一个问题，即亚个体层面的表征与个体层面的表征并不矛盾，每一次表征都在获得语义内容。相反，他提出的另一个问题倒是很有见地的，即知觉状态可以拥有非概念内容，尽管它们是典型地个体层面的状态，因此，如果坚持认为内容状态仅仅存在于个体层面，那么它将陷入概念性内容是唯一内容的旧路。

关于亚个体层次与个体层次的界定，以及它们与领域特殊性与领域一般性这对概念的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目前国外学者的论述还比较混乱，充满分歧，导致一些很有新意的概念之间出现相互矛盾的现象。为此，笔者认为，这两对概念实质上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剖析表征与语义问题，前者是一种纵向关系，而后者则是一种横向关系，复杂的是，在纵向角度表征问题出现了交叉，而不像在横向领域中表征问题是零交叉，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如果这样理解正确的话，那么在纵向的亚个体层次的表征中就会出现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即在亚个体层面，表征既要处理可以概念化的经验内容，又要处理非概念性的经验内容，这将怎样实现呢？坦率地说，目前还没有很好的理论说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对亚个体状态的输入信息按功能进行一些分类，那么就可以简化问题，回到在领域特殊性中心理表征的处理办法，即对句法结构的敏感性，利用演绎似的因果规律来进行运算，但这只适合于可以概念化的内容，那么非概念化的内容在亚个体层次将如何表征呢？在这里笔者愿意相信一些具有非概念性内容的经验是以原子式的方式存在的，即不是复合性的分子式的非概念性内容，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虽然无法概念化，它仍可以体现出敏感性，并按照一定比率把这部分内容按照类概念化的方式表征（敏感性很低，心理计算速度也会随之变慢，如特定感觉器官能对其他感觉器官的刺激呈现出一种补偿功能与支援意识就属于这种情况，如盲人的听觉一般都比较好，就是这种现象的反映）。但是这种表征是不完善的，甚至初次表征结果在后来多次表征叠加中被过滤掉（如卡米洛夫-史密斯，1993提出的表征重述理论就是一个例子），即便如此，这部分不可见的表征，也将以潜意识形式存在，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能够成为意识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大多以潜意识形式存在，这样就把亚个体层次的非概念性内容的表征问题解释清楚了。联想到丹尼特在为福多的《心里语义学》写的书评中提到：“扩展的限制性内容的原则，通过唯一的方式区分狭义与广义内容，狭义内容（narrow content）随附于内在有机体上，是一种因果陈述，而广义内容（broad content ）则包含了与环境语境相关的狭义内容的功能。”[15]狭义内容基本上是恒定的，而广义内容则是随环境变化的。这种变化我们认为与非概念性内容在从亚个体层次向个体层次的汇聚中，依靠语义赋值的机制，心里内容在表征与重表征过程中内容增量与信息过滤的多少有关。

在表征的语义加载过程中，还存在一个问题，即心理内容与语义（意义）是否是等价的，这个问题也很少有学者关注，但是这个问题直接涉及到指称与表征的语义问题，所谓的计算与实在等问题多多少少都与此有关。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教授在新出版的著作《思想的要素》一书中指出，“对于概念化的语义学理论，当下有三种主要观点，即极端的先天论（extreme nativism）、彻底的语用学（radical pragmatics）与语言决定论（linguistic determinism）。”[16]福多与乔姆斯基显然是极端先天论的代表，本文倾向于采用前两种观点的一种折中模式，由于存在语境敏感性，心理内容的语义必须考虑到语用学的视角。基于这种理解，笔者对于心理内容与语义的关系给出如下三种可能情况：其一，心理内容等于它的意义（语义），标准的弗雷格式的指称理论，其二，心理内容大于它的意义（非概念性内容），其三，心理内容小于它的意义（维特根斯坦式，意义的应用理论）。第一种情况也可以称作原子语义内容，即构成它的概念不可再分了，这可以体现在亚个体层次上的特定刺激内容，其他两种情况就要复杂许多，如第二种情况显然是非概念性内容的经典特征，类似于弗洛伊德的意识与潜意识的关系，至于第三种情况，则多出现在个体层面，与语境有强烈的敏感性，关于这些内容的细节，这里不再赘述。另外，美国哲学家内德．布洛克（Ned Block,1942-），曾写过一篇有同样思考的文章，即“经验内容与思想内容相同吗”，在这篇文章中，布洛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最近争论的焦点集中于经验的感觉特征是否被这样的表征内容穷尽了？我的回答是：不。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认为感觉——几乎总是，甚至永远——除了感觉特征外总是具有表征内容。而且，我认为（通常总是）感觉特征自身就具有表征内容，我所否定的是那种认为表征内容就是包括感觉特征在内的全部内容的观点。我坚持认为感觉特征（phenomenal character）超出了表征内容，我称这种观点为感觉论（phenomenism）(与现象学观点非常不同，有由感觉得来的意思，因此这里翻译为感觉而不是现象)。”[17]为了论证这个观点，布洛克分别从内在主义（internalism）与外在主义（externalism）的视角进行了论述，整个论述新意并不是很多，也许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内在主义的解释，他重申了随附性概念在内在主义中的作用，进而明确一种断言：意义和内容随附在身体的物理特性上。这种情况对于解释敏感性是有用的。

现在回到本文提出的“列车隐喻“上来，通过列车隐喻的分类功能，可以很好地解释心里表征中的概念内容与非概念内容的区别，同时列车隐喻也可以阐释两类列车所具有的敏感性的原因机制。借助于认知科学家戴维·玛尔（David Marr,1945-1980）对于视觉信息过程的表征问题的研究，可以提炼出表征存储中的三种索引机制：“特征所引（specificity index）、辅助性索引（adjunct index）、亲本索引（parent index)。”[18]其实，对于列车隐喻来说，这三种索引机制也是存在的，正是通过这三种索引机制，才能做到对号入座，按类装车的原则，从而旅客和货物才不会进错车，功能分类得以实现。另外，需要加以强调的是，列车隐喻还能很好地解释“意向实在论”（intentional realism）问题，根据意义的指称理论，意向实在论的存在保证了心理内容的真，同时还可以解决思想语言中的系统性问题，按照福多的说法：“认知能力的系统性，并不是说包含思想的构成结构的认知能力的系统性。……思想语言（LOT）解释了思想的系统性，仅仅有意向实在论是不够的。”[19]语言的系统性与思想的系统性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是一个目前还没有说清的问题，但是通过列车隐喻，这个问题就相对比较容易处理，语言的句法相当于列车，而思想则相当于列车上的人或物，它的系统性来自于各种列车内在的索引机制。英国科学家与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在谈到身体在明言知识与意会知识中的作用时曾提到：“神经官能提供信号，但不能诠释信号。正因为这些诠释并不是神经系统的任一组成部分，所谓我们不能说神经系统在感觉、在学习、在思考等，它们是主体运用自己的神经过程而进行的体验或行动。”[20]

综上所述，思想语言的结构敏感性在心理表征中体现出两种敏感类型：即句法结构敏感性与语境敏感性，前者的敏感性保证了心理表征中的可以概念化内容的处理机制，而后者的敏感性则为那些无法概念化的经验内容的心理表征提供了一种机制，至于具体的表征发生在哪个层面上，本文指出在个体层面与亚个体层面都有心理表征发生，最初的心理表征一定发生在亚个体层面，而到个体层面则是表征中语义内容最终完成的阶段，所谓解释的大部分都发端于此。所有这些复杂的、难于理解的心智现象都可以通过列车隐喻得到清晰阐明，而且列车隐喻还能给出一些更加深入的问题，如思想的秩序来自哪里？总之，希望通过这种努力，为我们深入理解人类认知之谜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与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