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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若不是那些“猴鼠”类专家错把“假虎”鉴定成“真虎”,将断不会发酵出一连串“周老虎”后续的故事。在我国科技界,走得更远恐怕还有另一类极端的做法,就是借“专家组”之手,把“真虎”鉴别成“假虎”,断送了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性命。
最近,由“中国青年报”写文章,引用科技部的话,借“专家组”的评估意见,幸灾乐祸地在那里总结经验,这就是将若干曾经为国家科技事业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摘牌”关掉,不觉得心疼,不去追寻自身体制、机制和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毛病和责任,而是将棍子打在基层实验室的身上。
按照“末位淘汰”的机理,无论各类国家实验室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如何,每次总有一家实验室要关门。谁是主宰实验室生死命运的审判官呢?是科技部派来的“专家组”,与其说是来帮助实验室发展和解决问题,更不如说是肩负着淘汰“末位”的艰巨使命,那是一定要在几十所风格和特点各异的实验室中,找出“最末”的一家,一次找不准,会兴师动众再找下去,无数次的讨论、投票和排序,直至找到那倒霉的“末位”方肯罢休,然后字斟句酌,把辛苦编排出来的报告送上去,大功告成,给实验室的脖颈套上绞索,至于最终由谁来抽掉脚底的板凳,灭掉其喉咙里最后的一口气,那是策划于背后,如大墙内的“刑场”一样,属于永见不得阳光的秘密。一群人在旁边看热闹,说是活该,“杀”得好,另一群人心底里在发毛,兔死狐悲,不知哪天同样的命运也会无情落到自己头上。
实验室穷于应付“专家组”的心理和战术也十分复杂。在少则一、二天,多则几天的时间里,转战南北的“专家组”真要看清楚各类实验室的真面目,非得要有火眼金睛的真功夫不可。各路“专家”除了听汇报,现场考察和找人谈话外,几无时间和精力去仔细阅读和理解那些对于许多“专家”来说犹如是天书的论文和专利等材料,这才是反映实验室科技活动真正的基础和成果。
今年被“摘牌”的厄运落到了“三束材料改性国家重点实验室”头上。这是由“复旦”和“大连理工”两家于1988年联合,惨淡经营了二十余年的实验室老店,分居两地,除了地理位置的先天缺陷外,还多了一层唇亡齿寒的利害关系,任何一方发生的不利因素和困难都将影响到实验室整体的命运。
在实验室运转过程中,发生若干问题和存在不足本是很正常的现象。那些演练出多种措施,对问题进行刻意隐瞒和掩盖,显示给“专家组”看的是天衣无缝和毫无任何问题的实验室才是处于极不正常的状况。
上次评估,“大连理工”泄露的问题让实验室跌到“摘牌”的边缘,这次观察到的“复旦”问题则无情地将实验室送进了坟墓。
作为联合实验室的“复旦”方,那么阴冷的天气,大家正襟危坐在那里听“专家组”最后的判词,前面是让人听起来很舒服的一大段甜言蜜语,到了结尾才语气转为沉重,冒出了那句关键的话:“希望依托单位进一步加强对先进光子材料与器件研究方向的支持力度”。众人顿时都傻了眼,未转过神来,也实在琢磨不透暗藏杀机的这句话里真实的含义是什么。有人坐不住竟“不识时务”斗胆要与“专家组”论理,岂知握有实验室“生杀”大权的“专家组”的意见书犹如“圣旨”,是不能随便解释和讨理的,何况还与“专家组”缠了几个来回,要不是在场的校领导插话进来:“让我们回去研究研究”,还真不知这尴尬的局面该如何收场。
脸色凝重的老师们鱼贯走出会场,都意识到已铸成大错,此后无论再与“专家组”如何拉亲热,套近乎,都已无法改变实验室被荒唐“摘牌”的悲惨命运。
这些年来,“复旦”实验室的环境确有不尽人意的地方,狭小的场地,即使很优秀的教授们也都需两人合挤在一间十几平米的小室内共事,更不用说拥挤的实验环境。这些问题已向头绪很多的校领导多次反映过,或无时间和精力,或无能力立马解决。因此,与近几年一些获得巨额资助的其它实验室相比,无论在实验室面积,还是在日趋现代化的实验装备方面,“复旦”实验室确给人一种“落伍”的感觉,要知道,那些“专家”看重的就是眼睛一亮的现场明星视觉效果。但是,当今世界即使在发达国家,也还有许多这样的实验室,论实验条件和环境可能都比不过国内一些富丽堂皇的现代化实验室,但论其产出的优秀成果,果真会落到世界“末位”的地步么?
五年来,科技部共向“联合实验室”投资了580万元,其中“复旦”方为275万元(约合40万美元),其中,每年用于实验室开放和运行约20万元,另175万元用于设备更新。
虽然有多种数据和标准可被用于衡量实验室的优劣,而在国际科技舞台上,真正反映实验室品质因素的是其成员发表在国内外核心学术期刊或会议上的优秀论文和专利,及其推广应用效果,这是各种眼花缭乱的获奖和荣誉等成果的原始内核和基础。
在科技部有限资助和艰苦研究条件下,五年来,“联合实验室”共发表了1200多篇论文,他引1300多次,其中900余篇为SCI索引论文,影响因子大于7和3的论文分别有10和139篇,即使许多影响因子小于3的论文,也无不反映了实验室科研人员探索自然界客观规律的真知灼见。而对于这些论文中的科学研究内容、被解决的核心科学和技术问题、国际学术界对这些论文内容的积极评价和关注,以及这些研究成果为我国带来的崇高科技荣誉,等等,都不会引起“专家组”真正的兴趣,却“指鹿为马”,“真假老虎”不分,把五年中产出如此优秀成果的实验室打入“末位淘汰”的冷宫,将其摘牌。不禁要问:中国科技界的良知、道德和天理何在?
五年约有1800天,对于约220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平均每8天跑一个实验室,可将全国的每个实验室都跑遍,早就可带着科技部的“令箭”或“尚方宝剑”,来与实验室挂靠单位的领导商量,观察和切实解决实验室发展和运转中存在的多种问题,而不是于五年后的某一天,将已沉淀了国家优质科技资源的实验室粗鲁地“摘牌”关掉,不再给予支持。试问,在过去五年间,有哪些科技部领导,抽出过哪几天到基层来看看自己养出来的亲身儿子的现状,究竟长成什么模样?
20多年前的科技部设计了许多“国家重点实验室”,在结构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本应通过合理的方式和步骤给予修改和调整,而不是将所导致的远期不利因素的责任推诿到基层实验室身上。
笔者仍怀念邵司长任期内基础司的文化。老司长熟悉的身影活跃在许多大学和研究所的学术环境里,与科学家们近距离接触和做朋友,自己已不再做研究,也不会与科学家们争项目和利益,而是专心致志以自己能力所及为基层实验室解决问题。按照国际前沿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从结构有缺陷的两地分居的“联合实验室”中逐步分离和成立了“先进光子学材料和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这是前任司长帮助走出的关键性发展的一步。然而,并不是所有后续领导都欣赏和认可这种理性进步的变革,甚至老有人想着要看到实验室“胎死腹中”的结局,帮着在旁边磨刀,这究竟是在哪一方面符合国家的科技利益呢?
笔者曾经多年学习和工作过的艾姆斯国家实验室,隶属于美国能源部,也是依托于大学的教学科研环境,已经有了60多年的历史,至今还在正常运转。如按照我国的现行评估体制,以及明晃晃挥舞于“专家组”手中那把不分青红皂白的锋利“屠刀”,这些实验室恐怕早已“尸横荒野”,不复存在了。
科技部应该是科学家的朋友,而非科学家的敌人。我国的科技部在这么多年的运转中,所产生的政策和机制究竟在那些方面真正帮了国家和科学家们的忙,产生了健康的科技发展环境,实质性地促进了国家科技进步和综合国力的提高?那些也是科学家出身的领导们整天在忙些和想些什么?所谓的“专家”们拉帮结派,要把我国优秀的科技界同仁排挤出局和“杀掉”,这究竟是对谁有利?
国家实验室并非如马路边的杂货店,想开就开,想关就关。当科技部基于何种国家法律途经要把若干所国家重点实验室关掉的时候,笔者也在遐想,我国的最高立法或政府管理机构,如人大常委会或国务院,是否也可启动把若干“不合格”职能部门“关闭”的机制?这是一种危险的预测。
在科技部十分有限投资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旗帜下,凝聚了一批甘愿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而奉献毕生精力的优秀科学家群体,他们不务虚名,在极其困难的生活和实验室条件下,活跃在国际前沿科学和技术研究领域,勤奋工作,创造出优异的业绩,为国家赢得了难得的科技声誉,这是我国科技活动中最为健康的细胞和基础。按照任何国际标准和参数来评价衡量,五年中实验室积极开展的各类科技活动不是伤害了国家利益,而是与“周老虎”事件相反,是我国真正能引为自豪的优质科技资源和宝贵财富。实验室名称所体现的研究方向及其成果正在国际上展示出其日益扩大的影响。但在“周老虎”式的“专家组”面前,我国优秀科学家群体的艰苦努力都被侮辱和浪费了,深受伤害的是我国人民和国家的最高科技利益。
按照国家“信息公开法”,如不涉及到国防和保密等因素,十分需要科技部公开本次各类实验室评估中若干关键信息,以示评估过程的合理、公开和公正,包括:
1. 评估“专家组”名单。
2. 科技部对不同领域实验室的投资强度和支持方式。
3. 反映各类实验室科技活动品质因素的关键数据,如50-200篇核心科技论文、专利、推广应用等,以及国内外学术和产业界上对这些创新研究成果的评价意见。
4. 科技部最终形成的对各类实验室的书面评估意见和结论。
附录:
1. 五年来,“联合实验室”共发表了1200多篇论文,他引1300多次,其中900余篇为SCI索引论文,影响因子大于7和3的论文分别有10篇和139篇。
2. 参评的材料组“实验室”名单:
3. 科技部基础司的有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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