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散步的故事。

    一天，又到了散步的时间。妻说她累了，但如果儿子请她可以考虑。我转告儿子，儿子说：“走，陪老爸散步去！”“我才不想陪他哩！”我说，“你得请她，是你自己。”儿子仍然出言不逊，妻似乎生气了：“不去了，今天不去了。”这时，只能我精明一点：“就在小区内走走？”于是我们一行出了门。路上，我告诉儿子，“还可以再做工作”，他完全没有听懂，以为谈判已经终结。我只好摊牌：“这就是国人的智慧。外国人一旦形成契约，就完全照办。国人则懂得‘变化大于计划’，他们总记得自己的目标，为了目标不遗余力。面对悬崖谁都不会跳，但是你可以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请他下去。”说着说着，我们就走出了大门，走向了翠竹公园。

    在我们的婚姻生活里，妻经常接受我的欺骗（当然不是100%），而每一次都是循序渐进的。这似乎成为一种默契，但这种默契只限于夫妻之间，比如对待儿子、学生，或者领导，我几乎显得古板。于是我想，用“精明”概括国人的集体性格不为太过（有人说，“一个中国人是龙，100个中国人是虫”），但是体现精明特质的主要表征是“忽悠”。这一着眼于“变”的思维方式是几千年集权社会里，各社会阶层在应对“大一统”制度时所沉淀下来的“潜规则”。这种精明是否能够代表中国人的智慧，或者说是否具有积极的意义？

    不错，精明能够提高办事效率，它是实用主义哲学的产物。然而，沿绵千年的结果导致，无论是当权者还是普通百姓，他们对规则（比如法律、制度、伦理等等）不太在意，而更加习惯于“变通”，或者振振有辞曰“特色”。于是，大家都认为规则是用来制约别人的，或是有很多露洞可钻的：国家宪法可以是忽悠外国人的，法律是可以变通的，廉政反贪是台面上讲的，红绿灯是可以视而不见的，“袖筒政策”往往是最有效的，诚信是可以只说不做的，老师讲的和做的是可以不一样的，能够抓老鼠的猫是好的——“潜规则”一旦流行，规则就成为一纸空言。

    最近以来，“邓玉娇案”像“蝴蝶效应”一样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最终让该案完成了从“刑事案件”到“公共事件”的放大式演变，主要原因何在？我看一是民众长期被忽悠而产生的“仇官”直至“刺官”心理，二是相应采取“稳定压倒一切”的“治标”策略的机械运用——官方媒体的早期沉默、深度思考的封杀以及警方公告语词的一变再变（主观上想引导为“精神异常”）。事实上，这件事在法制社会根本不会激起任何浪花，甚至都难以产生......

    我们不以主观愿望为转移地生活在某一种文化之中，我们能够意识到这种文化的“丑陋”之处，从而有意识地改良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