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诺贝尔三大科学奖（生物医学、物理和化学）已经揭晓，毫无悬念，又落入了欧美日科学家的囊中。不出意外，我国科学家还是没有创造奇迹。从0到1的创新，我们不是没有，而是太少；从1到10，甚至从1到100的改进应用型创新，我们却太多。诺贝尔奖说难也不难，就是好奇心驱动，而不是名利驱动；就是自主性科研，而不是考核型科研。在北极冰川埋设几千个传感器，捕获中微子，多少年才有一次机会，这就是纯粹的科研，终于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当然欧美的科研人员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但是他们纯粹科研的比例明显高于我们，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好不容易有几个诺奖苗子，他们却有几百个。

    从屠呦呦先生2015年获得诺贝尔生物与医学奖到现在，已经连续10多年没有中国科学家获奖了。这获奖频率太低了，国人总不免一番感慨。与其羡慕欧美科学家屡屡获奖，我们还应该反思我们何时能源源不断地站上那个领奖台，而不是十多年的昙花一现？人们谈论科研经费、科研体制和创新土壤，却很少有人把目光投向最基础的中小学教育。我时常怀念小时候读书的光景。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作业，我们抄进本子，回家一笔一画地写。第二天交上去，发下来时红笔的勾叉赫然在目，错在哪里、该怎么改，老师写得清清楚楚。那红墨水的气息，至今想来，仍带着沉甸甸的师者责任和期待。

     如今呢？书包还是那个书包，童年却已不是那个童年了。不知从何时起，中小学作业本上除了孩子的稚嫩笔迹，还多了家长的签名、批改，甚至打卡记录。老师在群里发一条“请家长对照答案批改并签字”，多少家庭的夜晚便上演着“不写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的人间真实。

      这第一桩坏处，便是将家长推入了无休无止的“第二职场”。家长白天在单位劳碌奔波，原以为归家是一盏灯、一碗热汤的慰藉，却不想等待他们的是另一摊“教学工作”。 调查显示，84%的家长因孩子写作业的问题感到头疼。很多家长下班回家已很疲惫，晚上还要加班3-4个小时辅导孩子，那份为人父母的体面与耐心，便在这日复一日的打卡中消磨殆尽。

     更深一层的隐忧，是孩子学习主动性的悄然流失。当作业变成全家总动员的“项目”，孩子便学会了等待。遇到不会的题，不再翻书琢磨，而是脱口喊“爸妈”。反正最后有父母把关，错了有人指点，漏了有人提醒。一个在“被安排”中长大的孩子，如何学会安排自己的学习？学习本是孩子的本分，当这份本分被家长的越位取代，孩子便成了局外人。

      而比家长越位更令人忧心的，是作业本身的数量。如今的中小学生，放学后不是奔向操场、田野，而是被按在书桌前，一科接一科地写。抄写、默写、练习册、试卷、手抄报、打卡任务……名目繁多，层层加码。孩子从放学写到天黑，从晚饭后写到该睡觉，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更遑论去发呆、去追问、去摆弄一件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好奇心是什么？是孩子蹲在地上看蚂蚁搬家看了半小时，是仰头问“天为什么是蓝的”，是拆了闹钟想看看里面究竟藏着什么。可这些，都需要闲暇，需要留白，需要一段不被作业填满的时光。一个被作业追着跑的孩子，脑子里装的全是“下一项任务是什么”，哪还有余地去想“为什么”和“如果”？作业挤占的，不只是睡眠和游戏，更是思考与探索的空间，是好奇心萌发的土壤。

      当一份份字迹工整、答案正确的作业交上来，老师的批改便成了形式上的“检阅成品”。有良心的老师心里明白，这完美的作业后面站着家长，可他改起来轻松，何乐而不为？但这份轻松，是以牺牲教学的真实反馈为代价的。批改作业本是要诊断学情、指导教学，可当作业的含金量被家长的辅导稀释，老师看到的便是一幅虚假的学情图景。孔子说“因材施教”，可若连“材”在哪里都看不清，因何而教？

      诺贝尔奖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好奇心驱动的自主探索，是对未知长久而纯粹的痴迷。可我们的孩子，从小在家长的批改与打卡中长大，在成堆的作业里疲于奔命，习惯了被安排、被检查、被纠正，哪还有机会去追问一个“为什么”？好奇心是在自由摸索中生长的，自主性是在自己安排学习中养成的。一个连作业都无法自己做主、连闲暇都被剥夺的孩子，长大后如何敢去挑战无人涉足的领域？ “与其临溪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我们若想源源不断地培养出大量诺奖苗子，就必须先从小学和中学做起，减少作业，减少家长干预，把学习的主动权和时间还给孩子，让他们逐渐成长为好奇心强、自主性高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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