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近代植物园史研究多聚焦药用植物辨识、经济植物发掘两大功利化叙事，普遍忽略宗教思想的核心驱动作用，尤其缺失对18世纪高校植物园神学建园范式的专项探讨，形成重要的学术研究缺口。本文以1760–1825年托马斯·马汀执掌的剑桥初代植物园为核心个案，依托最新一手研究史料，系统剖析其以安立甘自然神学为顶层建园纲领的发展脉络。不同于牛津、爱丁堡药用植物园的医学导向与邱园的帝国经济导向，剑桥植物园以“完整呈现上帝创世全貌、践行神性秩序体悟”为核心宗旨，依托林奈分类体系搭建科学框架，联动英帝国殖民扩张的全球采集网络，构建起神学、科学与殖民博物事业深度耦合的独特运营与育人体系。本文纠正了学界对马汀治园消极怠政的传统认知偏差，界定出自然神学院校植物园这一独立范式，有效弥合了近代植物园发展史的叙事空白，为解读18世纪英国宗教文化、博物科学与帝国殖民事业的互动机制提供了典型研究样本。

“植物学不能闭门苦读，必须走入植物园与田野研习。”

——托马斯・马汀（Thomas Martyn）

引言：一座植物园的另类底色

大众认知里，近代植物园要么是医学院配套的药用植物园，专注药用植物辨识教学培育，核心职能服务医学院药用植物研习需求；要么是帝国扩张的工具 ，如邱园聚焦经济植物发掘、农业作物改良，服务殖民商贸发展。但 1760 年落成的剑桥植物园走出了第三条道路：它以自然神学为建园核心纲领，借林奈分类系统搭建知识框架，依托英帝国全球殖民网络收集全球植物标本，在 1762–1825 年托马斯·马汀（Thomas Martyn，1735–1825）执掌教席的 63 年间，完成了宗教、科学与帝国事业的深度缠绕。过往史学研究常贬低马汀治下的剑桥植物园，认为其标本库房潮湿损毁、管理松散，马汀只领薪资不履职；Edwin D. Rose 的研究推翻这一偏见，从建园初衷、全球采集网络、纸质信息管理技术、园区开放与教学功能四大维度，复原这座以 “见证上帝创世全貌” 为第一使命的大学植物园。

1 建园根基：安立甘自然神学主导的顶层设计

（1）捐赠者的神学初心

1760 年，三一学院副院长理查德・沃克（Richard Walker）捐赠 1600 英镑，收购剑桥奥古斯丁修道院旧址，创办剑桥公共植物园，同步设立植物讲师、园长两个岗位。沃克在 1763 年出版的《剑桥植物园捐赠简述》中明确核心宗旨：植物学研究的终极对象是上帝的智慧与仁慈，植物界是神性造物最直观的显现。药用、农业价值仅为次要目标，园内虽要求定期开展植物药效实验，但花果种植仅作观赏闲趣之用。这种理念继承了剑桥博物学传统先驱约翰·雷（John Ray，1626–1705）的物理神学：雷在《造物中展现的神之智慧》（1691）提出，所有自然物种都是造物主心智的具象化，自然观察即是灵修。沃克建园，本质是延续雷在三一学院小型植物园的精神遗产。

（2）托马斯・马汀：神职背景的植物学教授

托马斯·马汀（Thomas Martyn，1735–1825）于1762年继任其父约翰·马汀（John Martyn，1699–1768）的教职，出任剑桥大学第二任植物学教授，执掌教席长达六十三年。不同于同期专攻技艺的自然学者，马汀拥有英国国教会安立甘宗正统神学背景与神职资质，1758年任教会执事、1759年正式晋铎，兼具学者与神职人员双重身份，成为其贯通植物学研究与自然神学信仰、重塑剑桥植物园办学内核的核心根基。他秉持坚定宗教信念，在深耕自然研究的同时敬畏造物背后的神圣造物主，形成“以自然研习体悟神性秩序”的核心治学理念。

基于神学与学术相融的认知，马汀确立了贯穿教学生涯的核心主张：植物学不能闭门苦读，必须走入花园与田野，直面自然本身，体察植物结构蕴藏的秩序之美与无穷品类，感悟造物适配生存使命的精妙神性设计。他摒弃脱离实践的书斋式研习，主张植物学知识必须扎根实地观察，以具象造物感知创世的精妙周全，让植物学研习不仅是学术探索，更是印证创世秩序、体悟神性智慧的灵修过程。

这一教学理念深度契合18世纪剑桥大学的办学定位：彼时剑桥核心育人目标是培育安立甘宗神职人员，多数学生以成为国教会牧师为职业归宿。伴随英帝国殖民版图扩张，大批神职毕业生远赴美洲、印度、澳洲等地传教，对他们而言，系统考察全球植物物种、梳理不同地域造物特征，本质是遍历上帝创世的全域边界，从多元自然造物中佐证神性的宏大周全，为海外传教筑牢神学根基。由此，自然观察、植物研究与宗教传播形成相辅相成的闭环，剑桥植物园正是马汀为神职预备生搭建的自然神学实践课堂。

这套育人体系培育出的标杆学子——亨利·马汀（Henry Martyn，1781–1812），求学时正值托马斯·马汀执掌植物园晚期，全程浸润在自然神学与博物学融合的育人氛围中，完整接受了“以植物观察体悟神性秩序、以全球造物印证上帝智慧”的核心教学内容。作为安立甘宗预备神职人员，他毕业后主动赴英属印度担任随军牧师、深耕海外传教事业，完美践行了剑桥植物园的育人初衷，生动诠释了博物研习、自然神学认知与海外传教使命的深度融合，既是马汀教学成果的典型案例，也印证了18世纪剑桥植物园服务神职人才培养、联动帝国传教事业的独特办学价值。

2 林奈分类系统：神学与帝国采集的通用语言

（1）林奈植物有性分类系统 ：首次出现，核心定义

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1707–1778）创立的林奈植物有性分类系统（Linnaean Sexual System），以植物雌雄生殖器官数量、形态划分纲、目、属、种，配套双名命名法，用属名 + 物种固定物种唯一名称，解决此前多异名、物种混淆的学术难题。

这套体系完美适配剑桥的双重需求。神学层面，林奈本人认为分类是读懂上帝创世秩序的钥匙，其《自然系统》开篇引用《诗篇》，与约翰・雷的神学文本同源，契合安立甘教士的认知；帝国交流层面，全欧洲、英属殖民地博物学者统一使用这套命名，跨大洲标本交换、信息沟通无壁垒。

（2）英国首个全盘林奈化布局的机构植物园

1771年，马汀正式发布标准化的剑桥植物园平面规划与营建方案，全程严格遵循卡尔·林奈《植物哲学》（1751）规定的植物园营建范式与布局准则，是英国国内首个完整落地林奈系统化造园理念的机构植物园，彻底区别于本土其他植物园依托药用功能、园艺经验的传统布局模式。依照林奈设计框架，园区配置三间功能差异化的温室，墙体与采光窗口统一朝南，分别适配热带、温带、寒带物种生长需求。露天核心种植区严格按照林奈植物分类系统的纲目层级，划分规整平行条垄，同类群植物集中定植、有序陈列，高大乔木布置在园区边缘避免遮挡采光，层次分明的布局直观呈现上帝造物的层级秩序。

功能配套上，园区同步规划建设专属标本博物馆、专业植物图书馆与阶梯式教学讲堂，形成完整科研教学体系：标本馆收纳归档各类腊叶标本，图书馆收录专业典籍与引种文献。至此，园内活体栽培植株、馆藏干制腊叶标本、专业典籍文献、精细手绘植物图谱四大资源相互联动、交叉参照，构建起一套闭环式的博物学研究与教学体系。这套设计将林奈分类系统与自然神学内核深度融合，让规整的园区排布成为可视化的创世秩序范本，为马汀面向神职学生开展自然神学教学提供了具象实践载体。

1771年马汀剑桥植物园林奈式规划平面图 严格遵循林奈《植物哲学》造园范式设计，采用字母化区块分配模式规划园区功能分区，还原英国首个全域林奈化植物园营建格局和自然神学理念赋能园区空间设计

1815年剑桥植物园全景铜版画 复刻马汀时代晚期植物园整体风貌，前景呈现温室栽培，背景保留剑桥经典城市地标，印证18世纪末植物园林奈式分区布局、园艺规制与空间形态，佐证自然神学建园理念落地实践的珍贵实景图像史料。

剑桥植物园的林奈化改造在同时期英国同类机构中极具前瞻性与彻底性，大幅领先于爱丁堡、牛津等传统植物园。爱丁堡植物园1763年后才逐步引入林奈分类理念，改造进程缓慢且碎片化，时任植物学教授约翰·霍普（John Hope，1725–1786）始终以药用价值、经济效用为核心导向，未严格遵循林奈《植物哲学》造园规范，未能完成全域系统化布局。牛津植物园革新更为滞后，18世纪80年代约翰·西索普任职后才将林奈体系融入教学，园区种植布局仍沿用传统模式，未完成整体林奈化升级。相较于两地局部、功利化的改造，剑桥是英国首个从空间规划、物种排布到教学体系、馆藏整理全方位落地林奈理念的机构植物园。为保障布局专业性，马汀主动对接林奈亲传学生丹尼尔·索兰德（Daniel Solander，1733–1782）请教实操规范，充分借鉴瑞典乌普萨拉原生林奈植物园的成熟经验，结合剑桥自然神学办学内核完成本土化改造，让林奈体系落地更系统纯粹，彻底区别于其他植物园的改良式实践。

3 全球采集网络：随英帝国疆域流转的植物求索

马汀团队采集范围完全跟随英国殖民势力兴衰，分为两个阶段，所有采集活动均服务 “完整呈现上帝造物边界” 这一神学目标，经济、药用只是附带收益。

（1）1760–1770 年代：七年战争后的北美植物勘探

1763年七年战争落幕，《巴黎和约》巩固了英帝国在北美的殖民统治，为欧洲学界探索北美植物资源开辟了新通道。依托这一地缘红利，托马斯·马汀将美洲大陆物种列为1760至1770年代植物园种质采集核心重点，该导向并非单纯学术探索，始终服务于“完整收录上帝创世物种、直观印证神性秩序”的自然神学核心目标。剑桥逐步搭建起完善的北美物种采集体系：博物收藏家彼得·科林森长期输送北美本土草本种子，丰富温带物种储备；爱丁堡植物园教授约翰·霍普分享魁北克采集的原生种子，实现高校间资源共享；马汀承袭父亲约翰·马汀的大西洋采集网络遗产，该网络曾联动切尔西药用植物园园长菲利普·米勒、收藏家汉斯·斯隆爵士，长期接收西印度群岛、中美洲热带物种，为美洲研究筑牢根基。这一阶段采集还与剑桥神职人才培养、海外传教深度绑定：18世纪剑桥多数学生以成为安立甘宗神职人员为目标，战后远赴北美传教的毕业生成为民间采集助力，实地协助记录本土植物资源，让帝国扩张、传教事业与神学导向的植物学研究形成相辅相成的闭环。

（2）1770 年后：重心转向东南亚、太平洋、澳洲

1770年，植物园首任园长查尔斯·米勒（Charles Miller，1739–1817）辞去剑桥职务入职东印度公司，受命前往苏门答腊筹建专属植物园，成为剑桥亚洲热带物种核心供给者，打通了剑桥面向东南亚的植物采集通道。扎根苏门答腊期间，米勒依托当地巴塔克原住民的野外经验，深入雨林开展系统性采集，重点搜集肉桂、锡兰桂皮等高价值特色物种。他不仅收集标本与种子，还主动记录原住民对本土植物的辨识、利用方式，标注于标本标签后一同寄回剑桥，填补了剑桥亚洲热带物种馆藏空白，为印证上帝造物多元性提供了关键实物素材。

伴随英帝国殖民版图扩张，剑桥采集网络逐步延伸至太平洋、澳洲，实现全域化布局。约瑟夫·班克斯与丹尼尔·索兰德跟随库克船长环球航行后，将三裂千里光等南半球高纬度物种标本无偿赠予剑桥，填补了相关馆藏空白。澳洲学者查尔斯·弗雷泽、艾伦·坎宁安持续输送塔斯马尼亚、新南威尔士等地种质，印度热带物种依托加尔各答植物园经邱皇家植物园中转输送，共同完善了剑桥全球物种谱系。此外，托马斯·马汀1779–1782年走访欧洲多国植物园，通过学术交换引入高山、地中海特色物种，打通了欧洲博物合作渠道。至亚瑟·比格斯任职时期，采集体系完成关键转型，他依托大学官方财务台账规范引种开支管理，将零散的私人人脉采集模式升级为规范化、制度化的官方行政管控体系，让采集工作摆脱私人圈层限制，具备更强的系统性与可持续性。

（3）采集逻辑：不追逐新物种，优先集齐已命名物种

18世纪全球植物园普遍追逐实用功利价值，剑桥植物园的采集逻辑极具独创性，跳脱同期主流发展范式。不同于邱园皇家植物园的帝国经济扩张导向、欧洲大陆重商主义植物园与药用植物园的实用导向，托马斯·马汀主导下的植物园坚守独特准则：仅系统搜集整理林奈植物有性分类系统中已正式定名的已知物种，主动放弃对未知新物种的盲目探寻。其终极诉求并非服务世俗实用需求，而是致力于搭建完整的全球植物物种谱系，以造物样本呈现上帝创世的规整秩序，为自然神学教学提供实证载体。这种“弃功利、重秩序、弃新知、全谱系”的逻辑，以宗教认知统摄全部博物研究与种质收藏工作，在同期全球植物园体系中独树一帜，具备独特史学价值。

4 信息管理：支撑全球收藏的纸质技术（Paper Technologies）

海量跨洲标本、活体植物涌入后，马汀与历任园长搭建起完整的纸质信息管理系统，依托多类纸质载体实现物种交叉溯源。这套体系既是园区物种管护的实操工具，也是自然神学的观察载体，物种整理归档全过程被视作体悟创世秩序的灵修实践。1762–1846年间，历任园长持续迭代，构建起以纸质为核心的近代植物信息治理范式，相比同期欧洲植物园更具系统性与前瞻性，其溯源逻辑对后世植物园种质建档、信息管理仍具重要示范价值。

（1）核心工具 1：行间空白批注本（Interleaved Book）

18世纪前欧洲植物园多依赖静态印刷典籍记录植物信息，定稿后无法灵活修订，难以适配殖民时代物种快速扩容的管护需求。剑桥植物园首创行间空白批注本（Interleaved Book）体系，通过在权威典籍中加装空白插页，实现固定分类标准与动态信息更新的双向适配，是近代植物信息管理的突破性范式。

首任园长查尔斯·米勒深耕林奈《自然系统》的批注修订，对照活体植株与腊叶标本修正物种分类偏差、增补新属种，还配套专属编码规则，打通典籍记载、标本信息与活体植株位置的关联，构建起“典籍—标本—活体”三位一体的初步信息联动框架，大幅提升了物种分类精准度。

查尔斯·米勒批注《自然系统》手稿 书页左侧手写修订物种形态描述与分类信息，构建典籍—标本—活体植物交叉参照体系

托马斯·马汀1771年《剑桥植物园目录》批注本手稿

托马斯·马汀在米勒基础上完善行间批注体系，形成标准化、可复用的园区信息管理规范。其1771年版《剑桥植物园目录》批注本以官方物种名录为基底，可增补热带新物种，同步自创编码体系标注物种生命周期、生长特性、定植区位等核心信息。这套动态批注模式打破了传统典籍“定稿即固化”的局限，对后世植物园种质信息化管理具有重要借鉴价值，至今仍是经典溯源范式。

（2）核心工具 2：迭代出版的植物园馆藏目录——分层适配的公开化信息规范体系

在行间批注动态档案基础上，剑桥植物园通过多版本迭代出版的馆藏目录，建成“私人精细化批注—园区标准化编目—社会化科普传播”三级信息流转机制，形成层级清晰、动态优化的管理体系，是18世纪全球植物园中罕见的分层化信息建设模式，兼具学术严谨性与时代前瞻性。

第一阶段为马汀1771年《Catalogus Horti Botanici Cantabrigiensis》及1772年补编《Mantissa Plantarum》，属于园区专属的精英学术档案。这版目录完整沿用林奈分类框架，详细记载每一种园内植物的标准学名、形态特征、园区定植区位、生长习性与引种来源，内容详实、考据严谨。为适配自然神学精英教学的封闭属性，该目录仅定向赠予校内学生与专业博物学者，不公开发售、不对外传播，严格守护园区专属分类体系与未公开的引种研究成果，是马汀时代服务神学教学、精英科研的核心内部信息典籍，保障了早期植物园学术体系的私密性与专业性。

历任园长接续编撰、更新目录，目录形态随园区开放程度不断变化。马汀《Catalogus》（1771）+ 补编《Mantissa Plantarum》（1772）：完整林奈物种描述、种植区位，仅私下赠送给学生与博物学友人，不公开发售；约翰・索尔顿 1794 年简目：仅保留双名，删除描述、区位信息，简化为标本与植株标签对照清单；《剑桥植物园植物志》（Hortus Cantabrigiensis）詹姆斯・唐（1796 起 7 版）：平衡两者，标注产地、花期、药用属性，后期对外售卖，作为游客园区导览手册，邱园成为其最大外来物种供给源。

（3）核心工具 3：图谱-标本-活体植物三重参照链——近代最早的植物信息闭环溯源体系

依托行间批注本与迭代馆藏目录两大工具，托马斯·马汀团队搭建起“手绘图谱—干制腊叶标本—园区活体植株”三重参照溯源体系，构建起18世纪最为完备的闭环化植物信息核验与教学机制，彻底解决了传统植物园信息碎片化、核验无依据、教学受时节限制的核心痛点，是近代植物园植物信息一体化管理的标杆性实践。

本文选取园区典型引种植物番红花鸢尾（Ixia crocata）为例，可完整还原这套先进信息体系的运行逻辑，清晰展现其精细化管理特色：

其一，手绘版画图谱提供分类学权威依据。园区依托菲利普·米勒《精美实用植物图册》的彩色精细版画，精准复刻番红花鸢尾的雌雄花蕊形态、花瓣结构、植株株型等核心特征。作为林奈有性分类系统的核心判定依据，生殖器官的精细图谱记录，为物种定名、分类归属、形态辨析提供了可视化权威标准，有效规避了仅凭文字描述产生的分类歧义，解决了早期植物分类“文字模糊、判定无据”的难题。

其二，馆藏腊叶标本提供永久实物溯源载体。植物园标本馆留存该物种的制式模式标本，配套手写标准化标签，详细记录采集时间、引种来源、原始生境、园区归档编号等核心溯源信息。干制标本可永久保存物种核心形态特征，不受季节、气候、花期限制，为物种复核、分类订正、学术溯源提供永久实物依据，弥补了活体植株季节性枯萎、形态变异的观测短板。

其三，园区活体植株提供动态生长观测样本。依据批注本编码与馆藏目录记载，该物种标注为“GH.P 温室多年生，5–6 月开花”，精准界定其栽培区位、生长属性与花期特征。活体植株为研究者与学生提供原生、动态的生长观测样本，可直观观察物种生长周期、开花结果、适应性生长状态，实现静态标本记录与动态生长观测的有机结合。

这套三位一体的闭环参照体系，不仅大幅提升了剑桥植物园物种分类、定名、管护的精准度，更完美适配了自然神学导向的教学需求，解决了近代植物教学的核心痛点。多数热带、亚热带引种植物的花期集中在暑假，学生无法通过实地入园观测完成学习，而依托图谱可视化佐证、标本永久留存、文字批注精准释义的三重体系，学生可脱离时节限制，全年完成物种形态辨识、分类依据研判、生长特性研习，实现了植物教学的常态化、系统化开展。

番红花鸢尾图谱与馆藏标本对照图

左图为1755年菲利普·米勒《精美实用植物图册》收录的番红花鸢尾（Ixia crocata）手绘版画，呈现物种花蕊、花瓣等核心分类特征；右图为剑桥大学植物标本馆藏马汀时代制式腊叶标本，与园区活植株形成完整的三重参照体系

5 制度迭代与空间开放：植物园的治理转型与教学功能演进

1762至1846年百年间，剑桥初代植物园完成双重核心转型：治理上从私人圈层维系的精英场地，转变为大学统筹的官方学术机构；功能上从神职群体专属封闭课堂，演变为有限开放的公共博物空间。历任园长的制度革新、园区开放边界的放宽，共同推动其治理与功能持续升级，本章将整合四大维度系统梳理其变革逻辑。

（1）园长更迭与植物园制度化治理转型

剑桥初代植物园历任园长任期与职能演进时序表。马汀教授兼任园长及私人圈层运维精英治理模式

查尔斯·米勒（1739–1817，1762–1770任职）首任园长，切尔西药用植物园世家出身，是马汀林奈化建园的核心合作者。任内严格遵循《植物哲学》规范完成标准化空间布局，划定分类种植区与差异化温室，奠定英国首个系统化林奈式植物园的空间基底。学术层面深耕信息溯源体系，批注修订《自然系统》、修正分类偏差、增补新属种，搭建“典籍—标本—活体”三位一体溯源框架。后期入职东印度公司赴苏门答腊筹建海外植物园，打通东南亚热带物种采集通道，补齐种质资源短板。

约翰·菲利普·索尔顿（1778–1794任职）接续前代成果，重点优化园区物种信息管理体系。他精简1771年版官方目录的冗余描述，保留林奈双名命名体系，将厚重典籍迭代为适配日常管护的轻量化清单，大幅提升运维效率。同时依托大英帝国殖民网络搜集太平洋、南洋特有物种，完善全球造物物种图鉴，进一步支撑自然神学研究需求。

詹姆斯·唐（1758–1813，1794–1813任职）是推动植物园从精英封闭圈层转向半公共博物空间的核心人物。他对接邱园合作网络，大量引入澳洲、印度等殖民地珍稀种质，丰富热带与亚热带物种储备。其迭代编撰的《剑桥植物园植物名录》（Hortus Cantabrigiensis）兼顾学术性与实用性，历经七次再版并对外开放售卖，打破学术资源圈层壁垒，极大提升了植物园的公共科普价值。

亚瑟·比格斯（？–1846，1813–1846任职）作为初代植物园末代管理者，完成了核心制度化转型。他建立标准化财务与物资管理制度，依托大学官方台账记录全部引种、采购开支，将园区运维全面纳入高校行政体系，摆脱对私人人脉的资源依赖。任职期间持续扩充馆藏规模、完善全流程管护规范，为自然神学研究体系留存了完整档案，也为1846年植物园迁址奠定了制度基础。

（2）园区开放迭代与自然神学教学的普及演进

18世纪剑桥植物园的“公共性”是随制度演进逐步放宽的有限开放体系，始终以自然神学教学为核心使命，开放权限的扩张本质是神学博物研习从封闭神职课堂走向社会化普及的过程，整体呈现三阶段演进特征。

1760–1780年代为封闭精英圈层。仅对剑桥师生、专业学者及贵族开放，1771年版目录仅限校内使用，访客需专人陪同，完全服务于神学教育与精英博物研究，无休闲属性。

1780–1800年代为半开放转型阶段。博物学热潮推动植物学成为热门通识课，校方新建讲堂、规划教学路线，持证文人学者可凭证入园，实现博物知识有限公共传播。

1800年后进入面向识字公众的半开放阶段。《剑桥植物园植物志》公开发售，普通公众可对照导览自主游园，同时教学仍坚守自然神学底色，该育人体系直接影响了达尔文等后世学者。

6 结语：历史转折与植物园遗产

1825 年马汀逝世，亨斯洛接任植物学教授，学术风向发生根本转变：亨斯洛推崇德坎多提出自然分类系统，不再以林奈分类为核心，更看重物种地理分布、整体形态特征。林奈式园区规划失去学术支撑，叠加标本持续扩容导致空间不足，1846 年剑桥植物园整体搬迁至现址，马汀时代的林奈布局彻底废弃。

本文推翻两大传统史学偏见：否定 “马汀疏于管理、植物园衰败” 的旧论：马汀 63 年任期内搭建完整全球采集网络、原创一套纸质信息管理体系，所有工作围绕大学安立甘宗自然神学教学目标展开，并非消极怠工；重构近代植物园分类叙事：以往学界将植物园分为 “药用型”“帝国经济型” 两类，本文补充自然神学院校植物园这一独立类型，证明宗教诉求可以成为殖民植物采集、分类科学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18 世纪剑桥植物园是三重力量的交汇场 ——安立甘自然神学设定终极目标（见证上帝创世）、林奈分类体系提供统一科学工具、英帝国全球殖民网络供给物种材料；三者相互赋能，造就一座区别于欧洲同时代所有植物园的独特机构，也为 19 世纪英国博物学、宗教、殖民科学的交织提供关键样本。

延伸阅读

Rose, E. D. (2023). Empire and the theology of nature in the Cambridge Botanic Garden, 1760–1825.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62(4), 1011–1042. https://doi.org/10.1017/jbr.20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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