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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同学家里做客
刘庆生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众所周知,同学是我们社会公众生活中重要的人脉资源。我在文章《我的‘缘分’观,2018年5月17日科学网》中谈到同学缘分时说:除了少数人能够连续多个学习阶段的“同学缘分”,一般人大多数属于小学六年,初中,高中分别三年和大学四、五年的“同学缘分”,研究生阶段由于同学之间关系松散,“同学缘分”一般不深。小学阶段虽然持续时间长,但是由于那时还未成年,对“缘分”的内涵还缺乏认识,那个阶段的同学友谊俗称为发小友谊。我的“同学缘分”是以大学同班同学最具特质。虽然我们五年大学学习期间四年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但是我们班同学之间基本没有严重的“派别斗争”,属于年级五个班中最“温和”的一个班,为我们毕业后续写同学情谊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班同学毕业后,自1992年开始至2017年全班聚会11次。2024年国庆节年级第二次聚会在武汉母校举行,我们班有5位同学参加,算是班里第12次聚会。迄今为止,属于我们年级五个班中聚会次数最多的班。在物探系,乃至北京地质学院校友中也算比较突出。由于新冠疫情我们被迫中断了后续的以全班名义组织的聚会,然而,我们自发组织的同学小聚活动仍在继续。例如疫情前的2019年7月2-12日戴联善、董良浩和我三家伉俪东北游(图1)。此外,在何定一会长主持下自2020年4月1日开始的全班同学的“夜话”每月1日(后改成2日)晚8点同学视频聊天坚持至今没有间断(图2)。平日里同学们在班里微信群里相互牵挂,互诉衷肠,互致问候,所以,我常说“同学缘分”乃上天恩赐,值得大家珍惜。
大致自上世纪70年代中我们学校整体从北京南迁武汉办学后,我利用出差或回家探亲机会开始前往大学同学家里拜访做客。每逢遇到这样的难得机会,尤其在多年未见同学家里做客,激动心情难以言表。我们同学之间聊天的主体总是深切怀念母校北京地质学院(现在的中国地质大学)的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及其传承故事。这种来自国内顶尖大学高贵的现代大学教育血统已经浸润我们的骨髓,并深刻地影响了我们数十年来的人生旅程。我的日记记录了这些美好的温馨场景。我按照同学学号为序简述如下。
史振松同学是班一号学号长和班团支部支委,也是我最早做客的同学家庭(图3)。我的一个科研项目需要到位于陕西高陵的地矿部第二物探大队搜集相关资料。为此,我于1985年11月26日先从武汉乘火车到达西安,然后于当日上午9时许搭乘西安至二物的便车,大约于11时许到达当年二物所在地高陵。当天中午和晚上都在振松同学家里用餐,受到振松同学和夫人徐秀兰女士的热情招待,饭桌上我们畅叙同学情谊,当晚我们还一起观看电影“罪行始末”。同时,我在二物搜集秦岭地区相关资料也得到了振松同学的大力支持。此后还有一次在西安二物队部家属院振松家里做客,振松夫妇还邀请了同年级的构造班同学作陪。此外,振松的同学友情还体现在对我们同学后辈的关怀。2017年1月2日我儿媳航班深夜到达西安咸阳机场,为了安全我尝试求助振松同学帮助,他们父子俩随即开车去咸阳机场接她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让我深深感受到大学同学情谊胜似兄弟。
董良浩同学家中做客属于短暂拜访(图4)。2011年10月23-29日我随学校当年退休职工前往福建武夷山、福州、泉州和厦门等地游览,这是学校工会安排的每年一次退休职工的例行福利活动。25日晚到达福州,良浩同学开车接我到他家小坐片刻,受到他和夫人吴一萍女士的热情接待。我们品尝了福建茗茶,畅叙同学友情,然后良浩开车送我返回驻地。27日我们旅游团到达厦门,下午何立士同学即来酒店看望,并于28日晚上在华侨饭店设宴招待,王昆明同学在百忙中抽时间赶来作陪,甚为感动。此外,我2017年7月10日因事途径厦门,王昆明同学当日设宴招待我和老伴及我弟妹,何立士同学作陪(图5)。席间他们向我尽情推介厦门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让我对福建闽南文化精髓和“爱拼才会赢”的精神内涵肃然起敬。
1993年7月12-17日国际地球物理勘探会议在北京国贸大厦召开,我提交的一篇学术论文荣幸选中大会报告。这个会议交流语言定为英语,30年前我国学者的英语交流能力普遍较低,为此大会组织方为了确保会议交流质量,决定为录取论文的作者在会前举办一次英语模拟报告。我的论文选择在涿州石油物探局招待所进行。为此,我于1993年6月9日从北京前往涿州,住在物探局招待所。当晚李玲班长和她爱人柳卫民学长(同系,比我们高一届)设家宴款待,黄英田同学夫妇从保定专程过来作陪。饭桌上我再此聆听了班长教诲,同时回忆在校时班长单独找我谈话做思想工作时的温馨场景。第二天黄英田同学又专程设宴招待并开车送我上火车站返回北京(图6)。
1988年底经殷鸿福老师(后任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推荐,我开始与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地质研究所地层古生物学家,丹麦科学院院士Hansen教授合作科研。合作科研野外地点是广东省南雄县大塘乡发现恐龙脚印的地点。其中1993年Hansen教授第二次来华时从香港入境。我于1993年11月1日从武汉南湖机场到广州,住在广东省地震局招待所,当晚在陈仁法同学家做客,得到仁法同学和夫人沈立英女士的热情招待,我的科研助手青年教师刘应状(现为华中科技大学电子信息学院教授博导,通信系主任)陪同一起在陈仁法同学家用晚餐(图7)。
何定一同学家去过多次,涉及南昌几个地方和深圳两个地方。第一次是文革期间的1967年中,我从南昌返回北京时没有钱买火车票,到定一家借路费,当时他家还是那幢外墙青灰色的别墅。此后,还去过定一同学和夫人王保三女士在江西涤纶厂家属区的住宅和保三父母家,后者是一幢二层楼房,当时周围已经是高楼林立。我在定一保三夫妇在深圳家先后做客两次。一次大约2005年我从香港大学出差返回内地到他们第一套房子家里做客,那时候定一同学已经是深圳市一家高科技上市企业的高管,工作非常繁忙。第二次是10多年后的2021年7月25日上午,我们全家五口集体拜访定一保三居住的高层公寓新家。这次拜访由于后续已有安排逗留时间短暂,但内容极为丰富。定一同学专门请深圳市的书法家分别为我们父子题词,我的题词是“庐陵逢春”,儿子的题词是“学子海归”(他2018年8月全职回国工作,在华中科技大学电信学院任教),可见定一同学的真心和用心(图8)。
我在戴联善同学家做客两次(图9)。一次为1994年中我因科研工作汇报前往地质矿产部石油海洋局合肥石油化探中心,利用会议间歇登门拜访联善同学和夫人李静善女士,这时候联善同学已经荣升中心负责人,那是我首次会见他们的宝贝儿子戴凯。2011年8月3日我(夫人肖莉凤随从)在北京参加国土资源部科研项目汇报工作结束,我们专程前去联善同学在北京上地西里家中拜访并共进晚餐,他们闺女冬玲特地带女儿湘湘回家与我们相聚,联善还陪同我们游览了圆明园。第三次是2002年12月3-8日我出席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九三学社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后我去看望已经出任中石化新星公司高管的联善同学,他在中石化新星公司宾馆设宴招待我,时任中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的勘探系同学张洪年作陪(图9)。
1989年开始我与丹麦哥本哈根大学Hansen教授合作科学研究。那时候国际学者同行联系主要依靠长途电话和电传。有时候在北京等待Hansen教授消息,这时候就需要有一个电传和电话联系地址。当时戴联善同学尚未调到北京工作,我自然想到工作单位和驻地都在地大(北京)校园内的任友标同学。我只好将与Hansen教授的联系电话和电传地址告知友标同学。这时候友标同学实际上充当了我的联络员,每当Hansen教授电传到,他就及时送到我在学校招待所驻地,为我与Hansen教授联系提供了极大方便。记得有一次,当时正在北京,时间紧迫需要与Hansen教授电话联系,我的口语自然无法完全胜任,如果勉强对话将要浪费昂贵的国际话费。我只好找到年过80的杨遵仪老先生请求帮忙。他当即说,“没问题,走!你将要商量的事情告诉我,我和Hansen教授说去”,立马解了我的燃眉之急,当时用的也是友标同学单位电话室的电话。在此期间,我也抽时间前往友标家拜访做客,见到了热情大方的友标同学夫人王湘生女士(图10)。
我前后去过刘华定同学家多次,一次可能是1980-90年代,当时华定同学和夫人廖英奇女士家住一套外墙呈粉红色的平房。记得那次我儿子和他们的儿子天轶一起还下象棋切磋技艺。后来华定同学家搬到不远的高层新的套房。2001年5月8日我回家与父亲告别,由于从武昌到南昌的火车凌晨到站,华定同学亲自到南昌车站接我到家休息几个小时,天亮后我再继续从南昌坐大巴到吉安(图11)。
金国鹰同学与我同时于1970年留校任教(还有屠万生同学)。国鹰同学全家于1985年暑假调回老家石家庄,他和夫人王文阁女士任教于河北经贸大学。王文阁女士告诉我,他们北方人很难适应武汉冬天的湿冷气候,每到冬天他们的儿子女儿身上常生冻疮。为此,只好调回老家石家庄工作生活。1988年8月17日我利用带学生去北戴河实习机会特地在石家庄逗留两天,其中一天去正定看望我大学刚毕业在地矿部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研究所工作的小弟。次日18日从正定回石家庄专程去拜访金国鹰同学,得到他们全家的热情款待。他们的儿子金岩还带我参观校园,并在他们家住了一晚(图12)。
此外,2011年11月9日适逢何定一同学出差武汉来访,我和肖莉凤专程陪同前往王维增同学武汉儿子家中做客,得到维增同学和夫人赵秀巧女士及他们儿子全家的热情招待(图13)。
2022年8月4日初稿,2026年7月20日修改提交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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