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移性癌症几乎占癌症死亡总数的67%至90%，这些癌症通常治疗效果很差，急需改善和拓展有效的疗法。近几年来，转移性癌症的治疗理念的确正在经历深刻的改变。医学界对是否摒弃按原发器官（如：结肠、乳腺或胰腺）划分肿瘤的分类治疗方式，转而采用基于分子特征的分类体系进行治疗，一直处于争论之中。

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主席Fabrice André, MD, PhD及研究团队，于两年前在《自然》期刊发表文章倡导基于分子特征的分类理念。André是治疗乳腺癌的肿瘤内科医生，同时巴黎Paris-Saclay 大学的医学教授。2025年9月，André在阿根廷举办的第27届临床肿瘤学大会上，对该观点进行阐述：如今我们使用的药物均靶向特定分子、蛋白或基因组变异。我们采用的多数疗法都是针对生物学过程的生物治疗。因此我们认为，一旦癌症扩散至其他器官，手术、放疗等根治性手段不再适用时，就没有理由再以乳腺癌、卵巢癌或结肠癌来划分病症。未来的分类体系应完全基于生物学特征。”

分子分型框架

支持该观点的核心论据之一是，基于器官的分类模式迫使试验药物在不同癌种中依次开展临床试验，而非同时招募所有携带相同分子变异特征的肿瘤患者。这种模式会导致药物监管审批及患者获得治疗的时间延迟长达十年。

以 PD-1 抑制剂纳武利尤单抗为例：2012年的Ⅰ期临床研究显示，纳武利尤单抗对多种高表达 PD-L1（一种帮助肿瘤逃避免疫攻击的蛋白）的肿瘤均有效。但后续纳武利尤单抗及同类药物的临床研发却按癌种依次推进：先用于黑色素瘤，再用于肺癌、肾癌等，而非同时招募所有高表达PD-L1的肿瘤患者（这才是更合理的路径）。最终，携带PD-L1表达的部分乳腺癌或妇科癌症患者，不得不等待7至10年才能用上PD-1抑制剂。

PARP抑制剂奥拉帕利也呈现类似情况，该药物可杀灭携带BRCA1或BRCA2基因突变的恶性细胞。FDA于2014 年批准奥拉帕利用于晚期卵巢癌治疗，随后分别在2018年、2019 年、2020年批准其用于转移性乳腺癌、胰腺癌和前列腺癌。André团队估算，截至获批时，约30万携带此类突变肿瘤的患者已离世，始终未能用上这一潜在有效疗法。

研究团队还认为，除药物研发周期问题外，医院科室、教育项目、学术会议及临床指南按原发器官划分的模式，从多方面阻碍了医学进步。当前医院按器官划分科室，这意味着转移性乳腺癌患者，与其他器官中生物学特征相似的肿瘤患者，会在完全不同的科室接受治疗。André认为这一现状颇为不合理，理应培养精通疾病生物学的专家来治疗患者。

基于分子生物学特征划分肿瘤，还能帮助肿瘤专业学生和住院医师更好地理解分子机制与治疗方案。这对癌症患者也有潜在益处：若患者能更深入地了解自身病症，就能更好地理解治疗选择，进而提升治疗参与度、缓解焦虑，并提高治疗依从性。

业内反对声音

André的提议也遭到了多方质疑。两位德国病理学家在《自然》期刊发表回应文章：癌症并非单纯的缺陷基因集合，也是肿瘤细胞与其生长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结果。原发器官持续影响癌症的生物学行为，针对黑色素瘤某一特定突变有效的药物，对结肠癌中相同突变的治疗效果可能并不等同。

也有人士从癌症患者的角度提出担忧：认为最重要的是让公众明白，我们如今不再仅依据癌症发病部位治疗，而是结合癌症亚型，实现更精准的靶向治疗。此外，监管机构除了在基于生物标志物的临床试验与药物审批中，应遵循科学依据，但相同解剖部位癌症（如肺癌、乳腺癌、前列腺癌）患者的诊疗经历存在共通性，这一点也不可忽视，患者间的经验分享有助于彼此获得支持。

此外，两位阿根廷临床肿瘤学家在接受采访时，探讨了基于生物学而非解剖学划分癌症分类的现实意义与可行性。他们认为认为André的提议过于简化，并指出人体实体恶性肿瘤会积累数十种具有不同临床意义的基因突变，并以适应性、动态演变的方式推动肿瘤进展。

他们还表示：这一观点对谁有利？对大型制药企业和学术界有利，因为它简化了工作。如果能加速研发进程，确实会带来益处。2015 年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就启动了 NCI-MATCH 试验，旨在不考虑癌种亚型、仅依据分子特征评估治疗方案。此后，FDA 已批准多款不限癌种的系统性抗癌疗法。这并非全新理念。

落地实施障碍

但这种模式在常规临床实践中的应用要复杂得多。临床肿瘤医生接受的训练是诊治多种恶性肿瘤并紧跟学术前沿：以突变而非原发部位为诊疗核心，对医生和患者都没有益处。医疗服务按专科划分，每个专科都有专属的知识体系、技术与操作规范。无法想象这种体系如何被打破，强行变革会造成严重危害。

阿根廷肿瘤专家补充说：André的命名提议极具创新性，但在中低收入国家极难落地。拉丁美洲地区在对所有癌症患者开展全面分子检测方面存在巨大障碍，即便针对已有获批靶向疗法的突变或生物标志物检测也是如此。只有更多患者能通过检测明确肿瘤细胞的分子变异，转移性癌症的分类变革才有可能实现。

“目前拉美的多数癌症患者仍依据临床原发部位接受治疗，要么是无法开展分子检测，要么是肿瘤不携带现有疗法可靶向的分子变异。我们需要开展更大规模的肿瘤分子研究和检测，并研发对应的特异性治疗手段。这一理念很有价值，但无法仓促推行。”

融合方案

André后来也进一步澄清了自己最初的观点：“尽管欧洲肿瘤内科学会等学术团体已着手研究该课题，体现出学界的兴趣，而且FDA在 2024 年相关评论发表前也出台了部分指导原则，但不可否认，肿瘤原发部位在某些情况下仍具有重要意义。”“欧洲肿瘤内科学会将推出一套评分体系，将不限癌种的分子变异与肿瘤原发部位相结合。”

André提到计划开展一项临床试验，前瞻性验证这种新型癌症分类方式能为患者带来更好的治疗结局。他表示：“试验已进入最终筹备阶段。该试验将评估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否借助虚拟孪生技术：即构建癌症患者的动态计算模型，独立于原发器官，在治疗实施前解读每位患者的癌症分子生物学特并模拟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