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6日，200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约翰·萨尔斯顿（John Sulston）因胃癌去世，享年76岁。与同日离世的霍金相比，这位伟大科学家的离去显得格外安静。然而，真正理解科学创造本质的人都知道，萨尔斯顿的一生，是对“匠人精神”最深刻的诠释——他用两年时间，日复一日地观察一种小虫子的细胞分裂，最终绘制出人类历史上第一份完整的细胞谱系图。这份看似“枯燥”的工作，为他赢得了诺贝尔奖，也为整个发育生物学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好奇心是科学探索的火种，那么匠人精神就是让这火种持续燃烧的燃料。它表现为极致的专注、对细节的苛求，以及在看似重复的劳动中保持敏锐的能力。那些最终抵达人类知识边界的科学家，往往也是将匠人精神发挥到极致的人。

萨尔斯顿：两年如一日观察线虫细胞分裂

（1）从“动手之人”到分子生物学中心

1942年，萨尔斯顿出生在英国白金汉郡富尔默小镇。他的父亲是一位基督教牧师，母亲则是英语教师。尽管成长在宗教家庭，小时候的萨尔斯顿就展现了对物理世界运行规律的热爱，并顺理成章地把科学作为发展方向——对科学的了解让他几乎不可避免地同时失去了对基督教的信仰，这曾让他的父母非常苦恼。所幸，开明的父母最终还是选择了尊重孩子的兴趣和意志。

1960年，在分子生物学开始兴盛的年代，萨尔斯顿来到了当时分子生物学的中心——剑桥大学攻读学士学位。与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他的大学生涯也经历过迷茫：不善交际的痛苦，去剧院追剧和课业的冲突，以及作为一个心灵手巧但读书不好（“I‘m not a books person but a hands person”）的少年，被充满识记的生物学折腾得够呛。

正是这种“hands person”的自我认知，塑造了萨尔斯顿独特的科学风格。他后来回忆，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幡然醒悟，回归正途。拿到学士学位后，他继续在剑桥攻读博士学位，师从科林·里斯研究多聚核酸的合成。那是他学术生涯的开始，也是他美满人生的发端——在这里，他认识了一生的挚爱，当时在剑桥大学做助研的达芙妮·芭特。

萨尔斯顿的博士阶段过得十分愉快，没有书本的束缚，他可以尽情地发挥自己动手的特长。三年内，他就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和芭特喜结连理。毕业之后，根据导师的建议，他把天赋带到了美国的西海岸，在Salk研究所跟随Leslie Orgel研究有关生命起源的化学机理。

（2）转折：遇见线虫

在Salk的第二年，Leslie把萨尔斯顿引荐给了分子生物学的泰斗——当时还在剑桥大学的弗朗西斯·克里克和悉尼·布伦纳。那时的分子生物学可谓如日中天，然而几位开山之祖却在这时悄然转变了方向。克里克转向了神经科学，而布伦纳则开始鼓捣起不被人看好的新模式生物——线虫。

线虫是一种通体透明、体长仅一毫米左右的蠕虫。因为通体透明，所以易于在显微镜下观察；饲养起来也非常方便，给它们喂大肠杆菌就成了；繁殖周期大约3天左右。这些都是后见之明，当时的学界对布伦纳的选择充满了嘲讽，有的学者甚至把线虫和一种扁虫搞混。但萨尔斯顿却因此对布伦纳的工作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相信，好的科学就是要做别人都不在做的事情（“there’s little point in doing what everybody else is doing”）。在布伦纳的劝说下，萨尔斯顿回到了梦开始的地方——剑桥大学，加入了布伦纳的研究组。

命运的巧妙之处在于，回剑桥之前，萨尔斯顿机缘凑巧参加了一个暑期项目，学到了一种观察神经递质在组织分布中的小技巧。这一技巧让他能够在繁忙的线虫分子遗传学实验之余，开启一个小项目：观察线虫的神经元。这个小项目倒没让他发现什么重要的神经元，然而敏锐的萨尔斯顿注意到一件事情：比起刚孵化的线虫，成体线虫似乎多了几对神经元。这是个让人惊讶的发现，因为在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线虫的发育在孵化出来之后就停止了。于是，萨尔斯顿有了观察线虫孵化后的细胞发育谱系树的想法。

（3）两年坚守：绘制细胞谱系树

什么是细胞发育谱系？多细胞生物的发育，都是从单个细胞（受精卵）开始的。通过细胞分裂和分化，一变二，二变四，最终形成整个组织分明、秩序井然的生物体。这个过程可形象地描绘成一棵倒置的树——树的顶端是受精卵，每一次分叉代表一次细胞分裂事件，而树的终端（底部）代表的是成体生物的每一个细胞。这棵树就是细胞谱系树。

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这棵树的全貌，相当于知道了生物的整个发育过程。发育生物学的全部问题，某种意义上就是绘制和注释这棵细胞谱系树。布伦纳早有做线虫细胞谱系树的想法，但当时大家都认为线虫在孵化之后就停止发育了，研究的重点一直在胚胎产生到孵化前的阶段。观察这一阶段的细胞谱系极其困难，因为在胚胎发育早期，大量细胞会发生重排，这让细胞追踪起来极具挑战。

当线虫孵化之后，定位细胞就容易得多了。然而，孵化之后的线虫观察起来也有其他的困难：线虫会到处爬。萨尔斯顿采用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在视野的中心放置一盘美味的大肠杆菌。这样线虫就会在视野的中央缓缓蠕动，观察就变得容易多了。

大约在萨尔斯顿研究出怎样观察线虫孵化后的发育的同时，另一位日后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罗伯特·霍维茨加入了布伦纳实验室。两人通力合作，共同把线虫孵化后的发育树绘制了出来，论文发表在Developmental Biology杂志上。发表的时候还有一件趣事：两人据说争当第二作者，都想把credit给对方。最后是霍维茨争赢了——他知道萨尔斯顿并不喜欢写作，于是提出自己来写文章，萨尔斯顿由此被列为第一作者。

这之后，两人分别转向了不同的方向：霍维茨转而研究在观察细胞谱系发育过程中发现的细胞凋亡现象，而萨尔斯顿则再接再厉，和约翰·怀特、朱迪思·金布尔等人把孵化前的细胞谱系也绘制出来了。1983年，他们在《发育生物学》上发表了那篇经典论文《The embryonic cell lineage of the nematode Caenorhabditis elegans》，公布了线虫从受精卵到新孵化幼虫的完整细胞谱系。

这份工作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整个胚胎发育过程中，线虫共生成671个细胞；在雌雄同体中，其中113个（雄性中111个）会发生程序性死亡，其余细胞要么终末分化，要么成为胚胎后胚细胞。胚胎谱系高度不变，细胞命运也高度不变。萨尔斯顿和他的同事们不仅记录下了每一次分裂的时间、位置和产物，还追踪了每一个细胞的最终命运。

这是迄今为止唯一的、完整的多细胞生物细胞谱系图。凭借这个工作，萨尔斯顿与他的老师布伦纳、搭档霍维茨共同获得了200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4）匠人精神的本质

萨尔斯顿的故事之所以动人，不在于他最终获得了诺奖，而在于他面对这项“枯燥”工作时的态度。两年如一日地坐在显微镜前，记录细胞分裂的每一个瞬间——这需要怎样的耐心和专注？

在旁人眼中，这或许是世界上最乏味的工作。但在萨尔斯顿看来，这是一种享受。他曾说：“我不是一个读书的人，而是一个动手的人。”正是这种“hands person”的天性，让他能够沉浸在观察中，让双手与双眼协同工作，在重复中捕捉每一个微小的变化。

2018年萨尔斯顿去世后，他的同事在悼念文章中写道：“约翰·萨尔斯顿改变了我们做科学的方式，不是一次，而是三次——最初是通过线虫的完整细胞谱系，其次是通过完成蠕虫和人类基因组的测序，最后是通过他对开放数据共享的坚定倡导。”这种改变世界的力量，恰恰源于最初那份看似“简单”的坚守。

莫瓦桑：为制取氟气九死一生

如果说萨尔斯顿的故事展示了匠人精神中“耐心”与“专注”的一面，那么法国化学家亨利·莫瓦桑的经历则揭示了这种精神的另一面——面对危险与失败的勇气。

在化学元素发现史上，持续时间最长、参与化学家最多、危险性最大的，莫过于元素氟的制取。为了制备出单质氟，前后一共经历了六七十年的时间。不少化学家为之损害了健康，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可以称得上化学发展史中一段悲壮的历程。最后解决这个问题的化学家，就是法国学者亨利·莫瓦桑。

（1）从药店学徒到化学家

1852年9月28日，莫瓦桑出生在法国巴黎一个铁路工人的家庭。由于家境清寒，他曾在市立中学上学，后中途辍学。因为喜爱化学，二十岁时他到巴黎一家药房当学徒。正是在这里，他获得了许多化学知识，甚至曾利用自学的知识救活过一位企图服砷自尽的人。

1872年，莫瓦桑进入法国自然博物馆馆长和工艺学院教授雷米法的实验室学习化学；1874年到巴黎药学院台赫伦教授的实验室工作，1877年才获得理学士学位，后来又取得了高级药剂师的资格。

最初，莫瓦桑研究的是生理化学，这很符合当时的潮流——几乎所有的化学家都在研究有机化学。1876年，法国化学家杜马法感慨：“我国的化学研究领域大部分为有机化学占领，太缺少无机化学的研究了。”就在此时，莫瓦桑却转而研究起无机化学来。

他的第一项无机化学研究课题是自燃铁。在莫瓦桑之前，德国化学家斯特罗迈耶曾经研究过自燃铁，认为这种能够自燃的物质不是金属铁，而是氧化亚铁。莫瓦桑将氧化亚铁放在氢气流下加热还原，制备了自燃铁，证明这种能自燃的物质不是氧化亚铁，而是金属铁。这项研究初露锋芒，但真正让他名垂青史的，是对氟的研究。

（2）“死亡元素”的挑战

早在十六世纪，人们就开始利用氟化物了。1529年，阿格里柯拉描述过利用萤石（氟化钙）作为熔矿的熔剂。1670年，著名的玻璃加工工业施万哈德家族发现，利用萤石与硫酸的反应所产生的气体能腐蚀玻璃，从而创造了一种不用金刚石或其他磨料来刻蚀玻璃的方法。1771年，卡尔·威尔海姆·舍勒在玻璃曲颈甑内加热萤石和硫酸的混合物时，发现玻璃的内壁被腐蚀了。1810年，安培根据氢氟酸的性质，指出其中可能含有一种与氯相似的元素，戴维也得出同样结论。

德国化学家许村贝格认为，氢氟酸中所含的这种元素是一切元素中最活泼的，要将它从化合物中离析出来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1813年，戴维尝试用电解氟化物的方法制取单质氟。一开始，他用金和铂做容器，但都被腐蚀了。后来改用萤石制成的容器进行电解，腐蚀的问题虽然解决了，却得不到氟，后因身患严重疾病而停止了实验。

接着，诺克斯兄弟用干燥的氯气处理干燥的氟化汞，他们将一片金箔放在玻璃接受器的顶部。实验结果证明金变成了氟化金，他们推断反应中产生了氟，但始终收集不到单质氟，也无法确证已经制得了氟，而且两人都严重中毒。

此后，鲁耶特、尼克雷等人也尝试过制取氟，都因中毒而未能成功，有的甚至牺牲了生命。人们对氟简直淡虎色变，称它为“死亡元素”。但莫瓦桑没有被吓倒，他在1884年开始研究氟化物，决心攻克这个难关。

（3）九死一生的探索

莫瓦桑的探索充满危险。他尝试了多种方法，但每一次实验都伴随着中毒的风险。他曾在实验中数次中毒倒下，又在昏迷后挣扎着醒来。他的妻子路更多次含泪劝他放弃，但莫瓦桑始终不为所动。

莫瓦桑的思路是采用电解法。他在低温下电解氟化砷，但阳极上产生的氟立即与电极材料反应，无法收集到单质氟。他改用铂铱合金做电极，同样被腐蚀。更糟糕的是，氟化砷本身剧毒，电解过程中他多次中毒，实验被迫中断。

莫瓦桑没有放弃，他反复分析失败的原因，查阅文献，调整方案。他终于想到，也许氟化氢钾（KHF₂）的无水氟化氢溶液可以作为电解液。这种物质在无水条件下导电性较好，且腐蚀性相对较低。

1886年6月26日，这是一个载入化学史的日子。莫瓦桑用铂制U形管作电解容器，铂铱合金作电极，加入无水氟化氢和氟化氢钾的混合液，用萤石制成的螺旋帽密封，在-23℃的低温下进行电解。终于，在阳极上产生了一种淡黄绿色的气体，它遇到硅立即燃烧——这正是无数化学家梦寐以求的单质氟。

消息传出，整个化学界为之震动。法国科学院派了一个三人委员会去莫瓦桑的实验室验证，结果他的助手因操作失误，实验未能重现。莫瓦桑没有气馁，他反复调试装置，几天后当委员会再次到来时，电解装置顺利产出了氟气。委员之一的德布雷握住莫瓦桑的手说：“看到氟被制出来了，真是太好了！如果它的性质真如你所描述的那样，你的事业将是光辉的。”

（4）最后的献身

制取氟成功后，莫瓦桑继续研究氟化物的性质，并发明了高温电炉（莫氏电炉），用于制备许多高熔点的化合物。1906年，他因“对氟的研究和分离以及将电炉引入无机化学”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成为历史上第二位犹太裔诺贝尔奖得主。

然而，长期接触氟化物和有毒气体的代价，是健康的严重损害。获奖后仅几个月，1907年2月20日，莫瓦桑在巴黎去世，享年54岁。有人说他是被“死亡元素”夺走了生命，但他用自己的牺牲，驯服了这匹桀骜不驯的野马。

莫瓦桑的故事告诉我们，匠人精神有时需要以生命为代价。那些在实验室里日复一日重复着危险实验的人，不是不知道危险，而是因为他们相信，有些问题值得用一生去追问。

科赫（Robert Koch）：为细菌学立规矩的人

（1）抄写手稿的“傻子”

1862年，德国哥廷根大学医学院的亨尔教授迎来了一批新学生。开学不久的一天，他将自己多年积存的论文手稿全部搬到教室，分给学生们，让他们重新仔细工整地誊写一遍。

当学生们翻开这些手稿时，发现它们已经非常工整。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做这种繁冗枯燥的工作是在浪费时间。有这些精力，不如去实验室搞研究。他们的结论是：傻子才会坐在那里当抄写员。最后，他们都去了实验室，教室里只剩下一个被同学们取笑的“最傻的人”——他叫罗伯特·科赫。

一个学期以后，科赫把抄好的手稿送到亨尔教授办公室。看着科赫满脸疑问，一向和蔼的教授突然严肃地对他说：“我向你表示崇高的敬意，孩子！因为只有你完成了这项工作。而那些我认为很聪明的学生，竟然都不愿做这种繁重、乏味的抄写工作。”

教授接着说出了影响科赫一生的话：“我们从事医学研究的人，不光需要聪明的头脑和勤奋的精神，更为重要的是一定要具备一种一丝不苟的精神。特别是年轻人，往往急于求成，容易忽略细节。要知道，医理上走错一步，就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而抄那些手稿的工作，既是学习医学知识的机会，也是一种修炼心性的过程。”

（2）科赫法则的诞生

这种匠人精神，贯穿了科赫整个科学生涯。当他在简陋的实验室里日复一日地尝试几十种染料、进行无数次染色实验时，当他在第271次尝试中终于看到结核杆菌染上蓝色时，支撑他的正是当年抄写手稿时磨砺出的那份耐心与专注。

但匠人精神不仅体现在对细节的苛求，更体现在对方法的严谨构建上。科赫为研究病原微生物制定的“科赫法则”，正是这种一丝不苟精神的理论结晶：

第一条法则：可疑微生物必须在每一例该疾病的病例中都能找到，健康个体中则没有。这意味着，病原体与疾病之间必须存在稳定的关联，而非偶然的巧合。

第二条法则：必须从患病宿主中分离出该微生物，并在纯培养中进行培养。这一条将微生物从复杂的宿主环境中“提纯”出来，使研究者能够独立地研究它的性质。

第三条法则：将该微生物的纯培养物引入健康易感宿主，必须能引起相同疾病。这是因果链的关键一环——证明该微生物确实具有致病能力。

第四条法则：从实验感染的宿主中必须能再次分离出相同的微生物。这一条完成了从“病原-疾病-再分离”的完整闭环，用现代术语说就是“可重复验证”。

这个严密的四步逻辑框架，将医学微生物学从猜测和争论中解放出来，确立了科学的黄金标准。正是凭借这套方法，科赫证明了炭疽杆菌、结核杆菌、霍乱弧菌的致病性，成为现代细菌学的奠基人。

（3）尊重事实的变通

然而，科赫的伟大不仅在于他制定了规则，更在于他懂得何时需要超越规则。这种在原则与事实之间保持平衡的智慧。

1884年，科赫研究霍乱弧菌时，发现一个令他困惑的现象：在一些健康的“带菌者”体内，同样可以检测到霍乱弧菌。这似乎与他提出的第一条法则——病原体只能在患病个体中找到——相矛盾。

面对这个矛盾，科赫没有固守教条、否认事实，也没有放弃法则、陷入混乱。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种新现象——后来被称为“无症状携带者”。这意味着，病原体的存在并不总是导致疾病，还取决于宿主的状态、感染剂量、免疫状况等多种因素。

科赫的选择是：尊重事实，修正认知。他不仅没有因这个例外而否定自己的法则，反而通过对例外的深入研究，为流行病学开辟了新的方向。今天，“无症状携带者”已成为传染病防控的核心概念之一。

这种对事实的尊重、对规则的灵活把握，正是匠人精神的精髓：在重复中触摸规律，在规律中洞察例外，在例外中深化理解。规则不是枷锁，而是探索的工具；例外不是麻烦，而是新发现的入口。

匠人与大师的辩证关系

萨尔斯顿、莫瓦桑与科赫，他们的故事共同指向一个朴素的真理：没有匠人精神的“手”，就没有大师境界的“眼”。那些最终改变世界的发现，往往始于最朴素的态度——老老实实做那个愿意抄写手稿的“傻子”，日复一日在显微镜前守候，在危险面前不退缩，在重复中触摸规律的脉搏。

萨尔斯顿与莫瓦桑的故事，让我们看到匠人精神的两种形态：一种是耐心的观察，在重复中触摸规律的脉搏；一种是无畏的探索，在失败中逼近真理的边界。这两种形态共同指向一个深刻的问题：匠人与大师究竟是什么关系？

（1）匠人在重复，大师在创造

著名作家梁衡在《匠人与大师》一文中精辟地指出：“匠人在重复，大师在创造。”他举例说，一个木匠总是在重复做着一种式样的家具，高下之分只在他熟练程度和技术精度——就算一天做到100把，也还是一个木匠。大师则绝不重复，他设计了一种家具，下一个肯定又是一个新样子。

用这个标准看萨尔斯顿，他似乎既是匠人又是大师。说他像匠人，是因为他两年如一日地在显微镜前观察线虫的细胞分裂——这无疑是极致的重复。但说他是大师，是因为这种重复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在重复中创造——他绘制的细胞谱系图，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知识图谱。

这个悖论揭示了匠人与大师的深层关系：真正的创造，往往以极致的重复为前提。萨尔斯顿之所以能够完成细胞谱系图，不是因为他比别人聪明，而是因为他比别人更有耐心。他在重复中训练自己的眼睛，让眼睛能够捕捉每一个微小的变化；他在重复中训练自己的大脑，让大脑能够记住每一个细胞的“长相”。正是这种匠人式的训练，让他拥有了大师级的洞察力。

（2）匠人在实践层面，大师在理论层面

梁衡的第二个论断是：“匠人在实践层面，大师在理论层面。”匠人从事具体操作的上限是经验丰富，但还没从经验上升到理论。大师则站在理论层面，靠规律运作。他打了个比方：面对一片瓜地，匠人忙着一个一个去摘瓜，大师只提起一根瓜藤。

用这个标准看莫瓦桑，他同样是匠人与大师的统一体。说他是匠人，是因为他一遍又一遍地设计电解装置，一次又一次地面对失败——这是典型的“试错式”实践。说他是大师，是因为他的实践最终上升为理论——他不仅制取了氟，还系统研究了氟化物的性质，发明了高温电炉，开辟了无机化学的新领域。

莫瓦桑的故事告诉我们：没有实践的积累，就没有理论的升华。那些“提起一根瓜藤”的大师，往往是从“一个一个摘瓜”的匠人成长起来的。他们用无数次的失败换取那一次的成功，用无数次的重复换取那一刻的顿悟。

（3）匠人较单一，大师善综合

梁衡的第三个论断是：“匠人较单一，大师善综合。”匠人常自恃一技，自炫于一艺；大师则把这一技收来只作恒河一沙，再佐以砖、瓦、土、石，起一座高楼。牛顿、爱因斯坦成为物理大师并不只因物理，还有更重要的数学、哲学。

萨尔斯顿的经历恰好印证了这一点。他不仅是线虫细胞谱系的绘制者，还是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推动者，更是开放数据共享的倡导者。从线虫到人类，从细胞到基因，从实验室到国际合作——他用一生的时间，将“一技”变成了“高楼”。这种综合能力，正是大师的标志。

然而，萨尔斯顿的综合能力，恰恰源于他作为匠人的积累。正是因为他对线虫细胞谱系的极致熟悉，他才能意识到基因测序的价值；正是因为他在显微镜前的日复一日，他才能理解数据共享的重要性。匠人的“单一”，成为大师“综合”的基石。

（4）匠人与大师：可贵的铺路石与辉煌的里程碑

梁衡强调，说匠人与大师的区别，并无贬低匠人之意：“大师是辉煌的里程碑，匠人是可贵的铺路石。世界需要大师也少不了匠人。”这句话道出了二者的辩证关系：没有铺路石，就没有里程碑；没有匠人的积累，就没有大师的突破。

萨尔斯顿在线虫研究中的坚守，为后来的细胞凋亡研究铺平了道路。他的搭档霍维茨正是在观察细胞谱系的过程中，发现了程序性细胞死亡现象，并找到了相关基因。莫瓦桑对氟的制取，为整个无机化学领域打开了大门。他发明的电炉，至今仍是化学实验室的标配。

从这个意义上说，匠人精神不是大师的“初级阶段”，而是大师不可或缺的“基本功”。一个人可以没有大师的天才，但不能没有匠人的品质——专注、耐心、对细节的苛求、在重复中保持敏锐的能力。这些品质，是通往任何卓越境界的必经之路。

没有匠人精神的“手”，就没有大师境界的“眼”

回到本章的开头。萨尔斯顿称自己为“hands person”，不是没有原因的。他的双手，在显微镜前度过了成千上万个小时；他的眼睛，见证了成千上万次细胞分裂。正是这双匠人的手，支撑起了那双大师的眼——让他能够看见别人看不见的规律，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现象。

莫瓦桑的故事同样如此。他的手，设计了无数个电解装置；他的身体，承受了无数次中毒的代价。正是这双匠人的手，让他最终驯服了“死亡元素”，为人类打开了氟化学的大门。

在科学史上，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居里夫人在放射性研究的初期，从数吨沥青矿渣中提炼出十分之一克镭；爱因斯坦在提出狭义相对论之前，花了十年时间思考一个“思想实验”；大隅良典在显微镜前观察酵母液泡二十年，最终发现细胞自噬机制。他们用一生的时间告诉我们：没有匠人精神的“手”，就没有大师境界的“眼”。

那些渴望成为大师的人，不妨先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是否愿意在显微镜前坐上两年？我是否敢于在危险的实验中九死一生？我是否能够在看似“无用”的重复中保持敏锐？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你已经踏上了通往大师之路。因为所有伟大的突破，都始于极致的重复；所有改变世界的发现，都源于对细节的苛求。匠人精神不是通往成功的“捷径”，但它是最可靠的那条路——它不会让你一夜成名，但会让你每一步都走得扎实。

正如梁衡所言，我们可能在实际业绩上达不到大师水平，但至少在思想方法上要循大师的思路，比如力求创新，不要窃喜于小巧小技、沾沾自喜-8。而要达到这种境界，首先需要的是匠人的品质——那份在重复中触摸规律的耐心，那份对细节永无止境的追求。

愿每一个在实验室里埋头苦干的人，都能拥有这份耐心。愿每一次看似枯燥的重复，都在为未来的突破积蓄力量。

参考文献

[1] 孙梦逸. 争当第二作者的苏尔斯顿如何获得诺贝尔奖？知识分子网，2018-03-15.

[2] 亨利·莫瓦桑. 百度百科.

[3] 梁衡. 匠人与大师. 今传媒，2006（8）.

[4] Sulston JE， et al. The embryonic cell lineage of the nematode Caenorhabditis elegans. Dev Biol. 1983 Nov；100（1）：64-119.

[5] Ferdinand Frédéric Henri Moissan. Oxford Reference.

[6] 浅谈美丽的致命一族——卤素. 金坛区第四中学，2016-11-10.

[7] 阅读练习——匠人与大师. 新东方，2015-11-02.

[8] Waterston RH，et al. John Sulston （1942-2018）：a personal perspective. J Neurogenet. 2020 Sep-Dec；34（3-4）：238-246.

[9] Henri Moissan. Jewish Virtual Libr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