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天文史的前辈元月三日来信，“四时八节早于吕氏，当然只是想象。不过西周金文数量毕竟有限，难以定论。金文历日是否与四时八节有关，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目前看来还论据不足”，没有赞同拙见“战国已有二十四节气；四时八节想来会更早”。

这当然是前辈的严谨，所说“吕氏”指秦国吕不韦合门客编撰的《吕氏春秋》。不过，事情实在是重要，容我争辩如下。

1  司马迁已不能完全明了西周王年，略说《史记·周本纪》等之可疑记载。

① “后十年而崩，谥为文王。……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

② “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十二年)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而《齐世家》“十一年正月甲子，誓于牧野伐商纣”，年月皆不同。

③“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鲁世家》“武王既崩，成王少，在襁葆中。”

④ “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和“穆王立五十五年崩”，似乎有违常识。

2    近代获得大量西周青铜器，部分铭文有历日，完整格式为A年B月X 干支，X有“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辰在”。现代天文知识可以准确回推西周的朔望，似乎编排金文历谱可以确定西周王年。可惜，至今没有得到公认的结果。“初吉”含义不明乃是原因之一。

 二十世纪末有国家课题“断代工程”，但2022年6月报告繁本的历谱：铜器71件金文历日75个，六个改动干支，初吉三个在朔前两日、两个在朔前一日——月首为朏即新月初现的朔后一日或二日，既望三个为二十三日，而吴盉及曶鼎的既生霸为十七日；为协调岁首，历表连闰11次，连续三年不闰11次、四年不闰4次、五年不闰1次，夷王元年后正月朔在儒略历11月17日至24日七次、1月12日至20日六次，其时冬至在儒略日12月28、29日。

3    长话短说。在疫情防控最严的2022年3月，打印出刘次沅先生《从天再旦到武王伐纣——西周天文年代问题》的月朔表，铺到餐桌上编排历谱以确定西周王年，4月14日将初稿贴到博客；后来又做了少许调整。前后总有两个月。

结论是：只要现藏于日本的铜器伊簋不伪，西周王年有下表的四种方案，均可完成铜器历日的排谱；不过，考虑到年底置闰以及诸王生寿的合理，方案D最为可取。

因与姚老师再次讨论《诗经•七月》的历法，2023年1月注意到部分历日为四时八节，基于黄道均分的交节时刻引自“张培瑜. 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 郑州：大象出版社，1997”。

容我断言，下表中四时八节的金文历日乃是先人有意选择而不是巧合。 

3.1  史伯硕父鼎(No.11)排入幽王世没有疑问，幽王元年BC781 是学界共识，“六年八月初吉己巳”为立秋前一日可能是巧合，虽说幽王世四要素俱全的历日只有两个而干支有60个。立秋的日期大致相同，但干支是变化的。

3.2   基于《史记》宣王世四十六年而有元年BC827，但多个铜器历日不能入谱(参见上方表格)，故而张培毓先生主张宣王元年退后一年为BC826，得到多位学者赞同。若如此，克盨(No.4)为冬至前一日，膳夫山鼎(No.18)恰为立春。

可能排入宣王世年月日俱全的初吉历日肯定少于十个，倘若不是有意选择，就算历日有两个时节的可能，干支为时节当日或前一日的几率为4/60 即1/15，九个中有两个的几率为C(9,2)*14^7/15^9=9.9%。此外，不其簋(No.5)为宣王四年的可能性极大(后述),九月初吉戊申为秋分前一日。十个历日有三个巧合时节，2.2%的几率可不容易出现。

顺便说一句，断代工程修改克盨干支方能入谱，排膳夫山鼎入厉王世而为朔前两日。“王世民, 陈公柔，张长寿. 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文物出版社, 2018. P47”明确说“膳夫山鼎应在宣王时期”，可以说学界的主流意见。又及，核检断代工程历谱，仅幽王世的史伯硕父鼎初吉历日与四时八节相关，或许意味着其余王世元年皆是可疑。

3.3   不计重复共有30个年月日俱全的初吉历日，有五个为时节当日或前一日，依照历日可以有两个时节的可能(60个干支可占4个)，则巧合几率是C(30,5)*14^25/15^30=3.3%；且不说可补出脱漏年月的永盂和不其簋(后述)以及立夏后一日的望簋。此外，确定历日的时节还要考虑岁首合理，实际巧合几率更低。

3.4    有三个历日(No.3,9,10)为四时八节但未称初吉，原因不明；笔者觉得琱生簋铭文所述之事或许不宜称为“初吉”。这些四时八节是排谱确定王年之后发现的，并非有意调整所属王世而获得。

青铜器铭文七月罕见，或与暑热相关；扣除45天算一年有320天可以作器，在立秋当天或前一天的几率为 1/160。不计学界已有辨伪的少许铜器，年月日俱全的金文历日约八十个，现在已有三个在立秋当天或前一天。更有两件皆在冬至前一天，以及两件可算在立春当天呢

西周已有立春和立秋，似无疑问。当然，时节不会是黄道均分，博文“西周的王年和历法”已给出初步设想，不再赘述。

3.5  年月不全的初吉历日，部分也可以编排入谱而为四时八节；略说几例。

① 1969年陕西蓝田出土的铜器永盂(No.2)，通常说在共王世，“十二年初吉丁卯”脱漏月份，郭沫若先生认为“殆即正月”(1971年10月《人民日报》日本版)。共王十二年正月朔BC928.12.3 辛丑，则初吉丁卯为二十七日冬至。这是通常所说的建子；不过，拙谱认为西周岁首在冬至前后，如此已是失闰，而永盂脱漏月份或与失闰有关——本该为十一年十三月。

② 国家博物馆藏不其簋，铭文所述事件依《古本竹书纪年》为宣王四年，九月初吉戊申为十六日，月圆之日且恰为秋分前一日。

③ “隹六月初吉，王在蒡京。丁卯，……。越八月初吉庚寅……”静簋，因有两个初吉得到王国维、董作宾、吴其昌、郭沫若以及近世多位先生的研究；过去多说静为厉王太子即宣王。后藏于日本的静方鼎于1998年为学界所知，当属昭王世无疑。故而静簋(No.6)以及静卣(No.13)皆昭王世。依据刘次沅先生所定昭王元年BC994，则静卣(十六年)四月初吉丙寅廿五日春分，静簋(十七年)六月初吉丁卯为三日即胐，八月初吉庚寅廿七日为立秋前一日——若以陕西当地时间为准。

④ 首都博物馆藏班簋(No.7)，器主毛班见于《穆天子传》，多说当为穆王前期，历日 (三年)八月初吉甲戌的前一日23时立秋。

⑤ 匡卣(No.16)“唯四月初吉甲午，懿王在射庐”,懿王六年正月实朔BC906.12.31，四月甲午三日春分。笔者定懿王世BC910~BC904,七年中有此一日颇为不易。铸器于懿王过世之后完全可能，因而不能作为王号生称的铁证。七年岁首朔BC905.12.19，年底有闰，恰好排入牧簋“七年十又三月既生霸甲申”三日。时王为即位之初的孝王，批评王朝官僚系统缺乏自律，任命牧为监察官员。孝王元年岁首朔BC903.1.7，年前置闰也是合理。

⑥ 师汤父鼎“隹十又二月初吉丙午，王才周新宫，才射庐……”，同见于趞曹鼎与匡卣，两者分别有恭王和懿王之名；懿王二年十二月丙午廿六日为冬至前一天，正月朔BC909.01.13与曶鼎元年、二年的历日协调。不过，师汤父鼎排入懿王世并没有充分的理由，因而未列入表中。类似的器物很多，不再细说。

4    先人全年观测日影、日出和日落方位变化，可以确定二分二至，但四立乃是人为定义，源于农业生产的需要。四时八节的确定想来应该早于二十四节气的记载。

“初吉”就是好日子，有新月之朏、圆月之望和部分四时八节，以及个别特殊日期如西周建国之日丁亥：武王灭纣在受命十二年BC1027，现在可说证据充分；而受命元年的岁首为BC1038.01.01丁亥(朔后次日)，冬至交节在两日前的乙酉20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