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之缘”这一成语，据说出自清代李汝珍《镜花缘》第五十六回中的“只可一面之缘，于心不忍”，核心是“缘浅”，强调相遇短暂、无深交，后成为常用成语形容萍水相逢的状态。

我也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科学领域与杨振宁先生不同，按理说不会有什么交集，但命运中有些事情的发生说不清楚，只能说是一种“缘”。1997年的中国，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为了建设我国当时唯一的河口海岸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需要，我陪同华东师范大学负责科研的副校长和大学设备处的有关负责人等，去美国临近美国东海岸、西海岸、南部墨西哥湾海岸的几个与河口海岸研究有关的大学调研。在东海岸，我们去了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它的主校区坐落于纽约州长岛的北岸，位于曼哈顿以东约80公里。学校最初建立于长岛的牡蛎湾，后于1962年搬迁至石溪。

杨振宁于1966年离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受聘为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爱因斯坦讲座教授，并在该校创立理论物理研究所，后改名为杨振宁理论物理研究所，担任首任所长。他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一直工作至1999年退休。

那天，我们一行人结束了上午的考察工作，步行去石溪分校的教工食堂吃饭，刚进大厅，就巧遇杨振宁先生吃完饭出来，大家都是华人，所以当然有一番热情握手，问候与聊天。1997年，杨振宁先生已经75岁了，给我总的印象是对待我们中国大陆去美国的中国人很热情，平易近人。1997年也是杨振宁先生以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的身份回到中国的那一年。

我不是从事物理学科研究的，从我的角度，中国在海外的老一辈爱国知识分子对国家的贡献已大大超越了单一具体学科，他们站在国家高度，从科技发展的实践角度，围绕中国科技发展的制度、构架和理念等这些基础性问题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如早在1972年杨振宁回国访问时，就向周恩来总理提议中国应重视基础科学研究。李政道先生也是一样，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通过信件向邓小平先生提出中国应该建设“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建议，我本人也是这一博士后制度的早期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