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后回望恢复高考

 已发表于河北科技大学校友通讯，本文加上了几张照片

环境工程专业1977级  李永丹

人物介绍：李永丹，男，汉族，1962年生人，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北定州西关南街人。现任芬兰Aalto大学工业化学讲座终身教授，天津大学工业催化专业兼职教授。曾任天津大学化工学院催化科学与工程系主任，国家重点学科工业催化学术带头人。兼任中国颗粒学会理事，中国化学会催化专业委员会委员，国际期刊Catalysis Today和国内期刊化工学报副主编。自1995至2015年任历届全国青年催化会议学术委员会委员，自1996年以来任历届全国催化学术会议学术委员会委员。自1983年开始从事催化相关研究。先后开展的研究课题有：甲醇与低碳混合醇的合成，高温变换催化剂的制备，固体催化剂与固体催化剂填充床的机械强度研究，甲烷氧化偶联催化剂和反应动力学的研究，甲烷催化裂解制高纯氢和碳纳米管，甲烷二氧化碳重整制合成气，甲烷催化燃烧，柴油馏分加氢芳烃饱和贵金属催化剂，结构化反应器，直接固体碳燃料电池，膜反应器及先进制氢工艺，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催化脱硝，电池膜材料，生物质炼制等。

四十年前，正是那一场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助推了改革的浪潮。也正是恢复高考使得我们这一代人幸运的获得了接受基本良好教育的机会。从这里起步我们开始汲取科学的营养。知识给人以自信，使得我们能够在荒芜的原野里昂首阔步，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步伐，走到了世界科学技术前沿。四十年，山河已变，巨龙腾、世界殊。暮然回首，不禁感叹。正是四十年前的那场高考，改变了我们那一代人的命运，也从此改变了中国年轻人的命运。早年参加高考的那几届同学，成为了日后国家改革开放的中坚力量。因为他们更清楚地知道，之前是怎样，之后又应该是怎样，因此更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发展机会。

我出生的时候，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广袤的华北平原正在慢慢恢复生机。我的出生，为五口之家添了新丁，那是三月底，北方的仲春还充满着寒意。孩提时代在懵懂中度过，记忆中最早的事，是随着村西头的小伙伴们跑到村东头看汽车，看到的是几位男人被捆在汽车上示众，其中有自己的父亲。后来逐渐长大，才感受到政治氛围的紧张压抑。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其实是漫长的折磨。我的父母都是十五六岁加入共产党的革命者，但文革初期就受了冲击，不久有机会离开县城，搬到乡下生活。记忆中我的中小学上得很快，但那是身不由己的，动乱中乡村的中小学教育都中断了。1970年左右，花张蒙村小学复学，一者由于积压时间太长，学生年龄、水平参差不齐，二来由于响应“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的号召，学校把小班合大班，后来不知为何又分成小班，于是我一年念了三个年级，很快就小学毕业了。初中期间有半年没学上，开始住在一个村子，后来因为受冲击住不下去了，只得又搬到另一个村子，再续上学籍就快毕业了。1975年上了高中，记得第一年还算正规，但是把中学各班分了专业，10个班有什么农基班、红医班等等。我们是农基班。记得刚开始教师配备很强，班主任是王敏彩老师，教化学。她是科班的文革前大学毕业生，专业功底也很好，比如她给我们讲苯有苦杏仁味儿，化学讲得很生动，但印象中王老师那时很左。教物理的是文雅矜持的美女罗穟初老师，功底也很好，曾是北大没毕业的高才生，文革后又回了北大回炉，据说后来去了美国，就再无音信。1975年底，就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1976年三个伟人逝世，还发生了四五运动及随后的反击，好像还有一段贴了一校园的大字报。那一年还在春寒的时候，受到了一次伤害。那是在食堂吃饭，那天感冒胃口不舒服，买了饭没吃几口，就到在了垃圾桶里，被一位老工友王师傅看到，对我鼻子就是一掌，当时流了很多血，本来就在病中，差点丢了小命。多年后至今，看耳鼻喉科，医生多次提出，我的鼻中隔严重偏离，需要手术。当然，至今也没有时间去做手术，但鼻腔经常有麻烦。后来记不清时间节点，换上来一批只有文革期间中学学历的青年人教我们，当然课堂纪律也都维持不了。清晰地记得，有带着手枪来上学的同学，也有体育老师被学生殴打的事情发生。那年10月，中央粉碎了”四人帮”，但拨乱反正是后来的事了。1976年冬天，学校几乎是处于无政府状态，教室的门窗都被学生拉下来烤了火。文革真是一个不可理喻的年代。

但是总有好的记忆，有心的老教师，仍然开展了有效的教育活动，比如，戴着右派帽子的夏淑德老师，她的农业基础课程实际上给我们启蒙了生物学、植物学和遗传学的知识，她还带领我们在实验室培养灵芝，去果园给果树剪枝、嫁接、帮助小麦玉米授粉等。期间也曾被拉到农村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就这样，到1976年底，我就拿到了高中毕业的文凭。

中小学时期，学校不正规，但正因为不正规，使我养成了自学和我行我素的习惯，这使我受益终生。当然，也有不好的，比如，至今我不会记笔记，这是中小学时期无人管教的结果，当然不全是不好的效果，不记笔记有时理解的更透彻，也可以更主动地参与讨论。在初中和高中阶段，都曾被考虑过加入共青团，但都没能加入进去，据说两次被调查的结果，都是因为母亲家是地主富农。当时搞不清学校的逻辑，我母亲本人15岁就是共产党员了，她离地主富农的家庭更近，为什么她的家庭阶层会影响到我的政治取向。当时小孩心性，也没兴致去搞清那个逻辑，当然也没有认识到加入和不加入的本质区别。

高中毕业时我只有十四岁，因为年龄小，不能找工作，那个时代也不存在打零工之说，就在家管做饭。那时村里有一位被遣送回家的天津书店店主安老先生，有很多藏书。由于经常去老先生处借书，我们成了忘年交，先生经常给我讲文坛逸事，带我一起赏评名家典籍，启发我背诵优美诗词和散文。当时还把学自夏老师的生物和农业知识用于养花、养猫、养狗、甚至养鸟，1977年前后，过了一年多悠闲、文雅而诗意的生活！其实在邓小平先生右倾翻案时期，就已经开始陆续为文革中受到冲击的干部安排工作，1974年父亲就被安排到了一个公社任副书记，后来母亲也恢复了小学教师职位，但直到1977年中，才感觉有了一点安全感。

1977年10月21日，家人从收音机里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当时我还不懂得这将意味着什么，家里人都说是好机会，让二哥和我一起参加考试。后来我才知道，对于中国的历史和改革开放来说，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对于我的一生，那也是一个关键的时刻。我二哥当时已经下乡转成了农民，在当地中学做民办教员，能找到一些复习资料，我也刚毕业不久，虽然初高中都没有机会得到系统严密的训练，但由于夏老师等和安先生的引导和训练，实际上在文理两方面，我的基础和同年参加高考的人相比，都是比较有优势的。

我们的夏淑德老师，2018年90岁还参加我们的同学聚会，身体很棒

印象深刻的大学生活

1978年3月，我来到河北科技大学的前身河北化工学院环境工程系读书。记忆非常深刻，我入学时候年纪比较小，入学后过的16岁生日。当时学校的条件比较差，整个学校一共有五栋楼，一栋教学楼和四栋学生和教师混住的宿舍楼。后来一教扩建，又增建了几层的阶梯教室。我当时对盖房子十分感兴趣，总是跑去看，现在回想起来挺有意思，我从此对盖房子的工艺过程了解的很透彻。校园特别小，课余活动没有场地，出早操都在门前的马路上进行，每天早晨6点钟辅导员老师准时叫我们起床，出早操。那个时候，学校还没有摆脱极左，一切都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虽然我们是该校的第一届本科生，但学校的教学质量却是很好，尤其是教学老师们都特别负责任，从备课到上课，从辅导到实验，都非常认真，并且特别注重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虽然过去40来年了，但我对很多教过我们的老师仍记忆犹新，像教数学的陈士诚、郑克旺老师，教物理的周瑞云老师，教物理化学的邹瑞珍、关中恕，教化工原理王培坤、邵佩琼老师等等，现在回想起来都还十分亲切。我那时候很年轻，非常认真，有时候甚至会因为学业问题和老师在讲堂上直面力争，多数情况，老师们也都能大度宽容，这对我后来在学术道路上能够走得长久有很大影响。可以说当时学校的学习氛围很浓，不仅老师敬业，同学们学习的劲头也很足。除了上课积极提问外，大家课下还经常在一起讨论学习，一题多解，极大扩充了视野。

大学四年，我记忆比较深的还有我们的宿舍。因为我在班里年纪最小，所以大家都把我当弟弟看待，都挺照顾我。大学四年我几乎没有洗过衣服，不是因为我懒，而是那时候大家共用水房，每次我去洗衣服，班里的大姐都会主动要过去帮我洗，大家的关系处得像家一样温暖和谐。

我们宿舍4个人，老大李栋、二哥张振山、老三张健和我。李栋和张振山是老三届，当时都过三十了，岁数比我们大很多。张振山是石家庄人，不经常在宿舍，所以老大李栋就自觉肩负起了带我和张健学习的任务，每天催我们早起、催我们上自习、催我们复习功课，我的学习成绩还可以，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位老大哥，后来张健我们两个人都考上了研究生。同样有趣的，那年被天津大学录取为硕士研究生，我的照片还被登上了河北日报，前不久，还被一位嫂子翻了出来。河北化工学院那年有很多人参加研究生招生考试，其中有一批青年教师参加，结果，只有张健我们俩被录取。当然，有招生数量少的因素，那年天津大学总共录取了121名硕士研究生。但回想起来，还是沉重大于骄傲。

后来想起来，李栋大哥，在我和张健的学习成绩方面，显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那个时代的人，往往都无私地主动去肩负一定的责任，这种朴素的责任意识，使他们以后无论在何种岗位上，都成为了能够推动国家改革和发展的中坚力量。

大学入学不久的全班合影照，坐我旁边的，是李栋大哥。四年大学，似乎没有一张全班都在的照片，这一张少了2位。因为班里几位石家庄大哥有家。后面的墙上标语，还在说, 教育要革命。我们班的同学现在已经绝大部分都退休。没有大富大贵的，但对环保事业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现在值得吹嘘的，就是36人都健在，哥哥姐姐们都健康。

设计课程作业的讨论，很热烈。我们班大多数成为河北省环保领域的精英工程师。

多位老师影响了我一生

1981年底，我大学毕业后直接考取了天津大学化工系的研究生，主研工业催化专业。赵九生、张鎏两位导师对我后来的发展给予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赵老师夫妇都是解放后我国的第一批本科生，也是我国最早的研究生，但一毕业参加工作，就赶上了大鸣大放及后续的政治运动，50多岁了，才招进来我作为他们夫妇的第一位研究生。他们学识渊博，经历丰富，爱惜学生。那时赵老师的女儿谦英和我是同班的研究生同学，赵老师和夫人朱淳礼老师经常对我悉心指导，课下还常叫我去家里吃饭开导，害得谦英有点吃醋，说我在她家里位置比她都重要。张鎏老师是1944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化工系、五十年代初获美国匹兹堡大学研究院化学工程硕士学位，在博士生在读期间，接受了茅以升先生的号召，与余国琮先生等同船归国任教的较早一批海归科研人员，他是我国化工工业催化技术和教育的开拓者。张教授六十多岁了，他严谨治学，更严以律己，宽怀大度，极度爱惜青年才俊，支持青年发展。当时国内条件还相对艰苦，有很大比例的同学都选择了出国深造读博士学位，对我来说，考试外语都不是问题，出国也没有难度。两位老师的言传身教让我更加坚定地选择留下完成博士学位，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朴素的中国传统，忠诚、无私、爱国，坚守原则，让我坚信在国内做，一定能够为国家发展有贡献，也肯定能做出很好的科学。后来我的硕士论文研究“水滑石作为低碳醇合成催化剂母体的研究”，用的是非常简陋的仪器设备，但是在朱淳礼老师手把手的指导下，我把这些简陋的设备发挥到了最高境界。这项工作随后获得了国际同行的肯定和鼓励，拿到现在来看从技术上依然都是最好的，自信就是这样逐步建立的。1984年11月，我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次年注册为张鎏教授的第一位博士生，当然也是中国工业催化专业的第一位博士生。后来张鎏先生在1985年夏天，参加完化工部在南京召开的大氮肥会议，给我指定的博士论文课题是固体催化剂的机械强度研究，这针对当时国内化学工业的急需。在后来的4年中，我建立了催化剂机械强度的基本理论和技术框架，解决了国内化学工业的卡脖子问题。直到现在，这份工作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也受到了国外学术同行，特别是工业界同行的关注。对科学技术的热爱使得我一直沉浸在科学研究的快乐之中。我1989年3月获得博士学位，次年去了荷兰、法国等国留学做博士后研究。

1989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我们夫妇和张鎏先生的合照。先生2003年去世，他为中国的化工教育体系建立，做出了杰出贡献

我的太太秀民也是77级同班同学，这是她和我硕士导师赵九生老师一家的师母朱淳礼教授去年12月在加州照的。朱老师当初教我做实验，现在住在Palo Alto。。赵谦英师姐现在Stanford大学医学院工作，姐夫戴瑜钟在微软研究院工作。他们都是我们同一届的研究生，本科都是天津大学的77级。40年沧桑巨变，人也有很多发展。谦英当时学的是化工，瑜钟学的是机械专业。

   勤劳扎实，尊师守规

    1992年10月由于张鎏先生的召唤，我又回到了天津大学工作。那个年代的情况，国内严重落后，收入脑体倒挂，教师不受尊重，收入也很低，但是张先生的召唤，是理所当然遵从的。回来后由于工作需要，第二年，1993年1月，我就被破格晋升了副教授，次年1月破格升为教授。1997年被聘为博士生导师。1998年，又成为天津大学化工学院工业催化学科（2001年被教育部认定为国家重点学科）负责人。2002年1月担任了天津大学化工学院催化科学与工程系主任。2004年9月又担任了天津市应用催化科学与工程重点实验室主任。还有意义提到，1994年1月，我收到的第一份正教授工资，当时是395元，按当时汇率可兑换美金38元。 不过当时大家都如此，也没有觉得收入低。在法国作博士后时期的月收入接近2千美金。

1988年，张鎏、赵九生教授和他们文革后早期的几位博士生，我的旁边是现在的四川大学副校长梁斌，张先生旁边是曾做过Degussa和Evonic催化剂生产科研的主要负责人，现任中化国际高管的陈宝树，再旁边是现在在加拿大国立研究中心任高级研究员的庄泉博士

   当然，天道酬勤，这些年，我先后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300余篇，获得了1万余次引用。曾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九五”重大项目、国家973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和重点项目的多次资助。在90年代，获得过来自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的多项资助。2001年凭借《固体催化剂与固体催化剂填充床的机械强度研究》曾荣获中国高校自然科学一等奖。随着一项项科研项目的完成，荣誉也随之而来。2001年，我成为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和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04年荣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同年成为国家百千万人才计划国家级人选和天津市授衔专家， 2006年被教育部选为“能源高效利用的化工反应分离集成技术”创新团队带头人，2007年被选为工业催化专业长江学者。2017年被芬兰Aalto大学聘为工业化学讲座终身教授。

2017年11月芬兰Aalto大学校长授予该校工业化学讲座终身教授聘书

来芬兰应聘的动机，主要来源于年轻时在荷兰和法国作博士后时期的烙印。那时觉得欧洲教授的工作很受人尊重，大学的体制也很好。但当时由于报国情结，也由于张鎏先生退休前的召唤，当然那时候祖国也确实需要我们，当年未能参与欧洲教职的竞争。现在，天津大学已经如日中天，中国也已得到了极大发展，近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特别是按照原规定，秀民应该在2015年退休，因此，几年前觉得退休前应该了一个心愿，过把欧洲教授的瘾。没成想，运气很好，只提交了一次申请，就得到了Aalto大学终身讲座教授的Offer。当然，来了以后更加体会到了欧洲科学的博大精深，也值得钻研几年。当然，在天津的学生还是割舍不开的，还得兼顾几年，这弄得工作量很大。还好，身体还撑得住。

这个作文是应母校校友会之约，因此也针对在学的同学们说几句。一个人要想在工作中取得成绩，首先要踏实勤奋。很多成功人士都是从基层慢慢做起的，在基层工作中你能遇到很多实际问题。如何应对各种事务是每个年轻人需要正视的问题，在处理各项事务的过程中你会得到相应的锻炼。年轻人不缺提出问题的能力，但要是能够不断的解决问题，就会逐步建立起自信心，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所谓“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大学生应该尽早明确职业方向，从基层做起，不要怕被埋没。其实，你做的任何事同行都会看到的，特别是老一辈同行，他们不仅在言传身教，他们还一直关注着我们，关键时刻给予推荐。当然，作为一个职业人员，要恪守职业规则，要尊重前辈。我在荷兰、法国的游学时间不长，但因为我的扎实专业基础、诚实认真的科学态度、和对行业规则的坚守，赢得了欧洲多位资深专家学者的长期友谊、合作和指导，比如当时在荷兰后来回到爱尔兰的Julian Ross教授，法国的反应动力学先驱Guy-Marie Côme教授，后来曾经做过国际催化学会联合会理事会主席的Michel Che教授，荷兰Delft大学的工业催化前辈Jacob Moulijn教授等。这些老先生几十年来都给了我很多关照，包括后来应聘芬兰Aalto大学化工学院工业化学讲座的终身教授，都是与这些资深专家在领域内的长期提携分不开的。青年人的成长，一定要尊师重道，注重传承，加强与前辈的沟通和联系，你对专业的执着，对授业恩师的尊重和对工作单位的忠诚，也会赢得社会的肯定，赢得同行的尊重。这是在全世界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