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汤森路透宣布将知识产权与科技业务以 35.5 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 Onex Corp 和霸菱亚洲投资。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学术界主要关注SCI、期刊影响因子、ESI还会不会继续占据中国学术评价的“制高点”；政府部门更加关注国际学术标准未来会如何变化，本土学术市场何时才能培育出这样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型公司；商业界则更加关注价格不菲的成交是不是一笔划算的投资，亚洲学术市场是否具备进一步投资的价值。长期以来，在中国人的固有观念当中，学术、政治和商业是三件彼此独立而又存在互动关系的事情。学术既意味着学者对事物本质规律的探究，也意味着知识分子对国家和社会的一种责任；学术应当与政治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学而优则仕”又是传统文人内心的一种价值追求；“轻商”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倾向，当学术成为生意就很难得到人们的尊重，不过，随着中国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和大力发展文化产业，这种传统格局正在悄然发生改变。

在国外，学术与商业联姻早有历史可循。1957年，尤金·加菲尔德博士创立的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nstitute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以下简称ISI）就是一家学术型的公司，其宗旨是为科研人员提供全球最重要和最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1964年，ISI正式推出了SCI《科学引文索引》。SCI的问世，突破了传统的基于关键词、主题词以及学科领域的界限，为广大的科研人员提供了一个涵盖科研作者、机构、文献、主题和国家信息在内的庞大学术网络，通过数十亿科研文献之间的关联，记录了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各科研领域的发展和演变过程，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研究人员获取科技文献信息的重要来源。在没有这个工具时，知识是垄断的，只有大学、教会或寺院拥有数量不等的藏书和各类纸质文献资料。SCI设置了独特的“引文索引”（Citation Index），把分散在不同期刊中的相同学科领域的学术论文进行归类，并标明来源、作者、引文等信息，以便于科研人员通过这些线索找到丰富的文献全文。SCI还可以通过历史文献被当前文献的引用，来说明文献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历史文献对当前文献的影响力。这实际上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性，有助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进行知识创新。

随着学术职业和研究经费竞争的持续白热化，要想在全球知名高校或中国985大学获得教职或晋升，都面临在高影响因子科学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巨大压力。汤森路透集团每年都会出版期刊引用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JCR）。这种方法解决了如何客观、科学的衡量大型综合型期刊（如Nature，Science）和文章数量相对较少的专业型期刊之间影响力的难题。在 JCR 中可以得到每种期刊的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 IF），该指标反映了某期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第三年中的平均被引次数。影响因子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某一期刊的影学术影响力。JCR和中科院根据影响因子的高低把SCI期刊划分为“一、二、三、四”四个区，很多研究型大学也逐渐从过去重视SCI论文的数量，转向了引导和激励教师在影响因子最高的一区期刊发表论文。笔者认为影响因子作为一项客观的数据予以披露是十分必要的，否则多如牛毛的期刊影响力便被隐藏进了“黑匣子”，更加容易导致鱼龙混杂。但是，用期刊影响因子的高低替代学术成果质量的评判是非常不可取的，更加不能直接用高影响因子期刊发文数来评判学术机构和学者个人。至于中国学术是否要抛弃影响因子，笔者认为它只是一个客观指标，重点是如何对其进行客观的应用，主动权掌握在学术界，而不是出版社或科技信息服务商手中。在高等教育领域，大学排名结果也容易导致滥用，并不意味着要把大学排名禁止掉；在基础教育领域，应试教育饱受争议，并不意味着停掉高考；在证券市场当中，K线图被机构误用会诱导散户投资的巨大损失，也不能因此把K线图给禁止掉。

由于211、985等重点大学、重点学科建设政策的执行，中国的主管部门和学术界开始寻找一种能够评判重点建设成效的国际指标来评价大学和学科。世界大学排名和学科排名逐步进入中国学术界的视野。从大学排名来说，学术界主要关注四大国际排名：QS大学排名、泰晤士大学排名、USnews大学排名和上海交大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现上海软科排名），以SCI为代表的科学计量指标是这些排名的关键指标。从学科排名来说，本土最权威的学科评估是教育部学位中心组织的学科评估，该评估2004年首次启动，至今已经发布了三次评估结果，第四轮评估的数据采集工作也已经完成。SCI论文、ESI高被引论文是该评估“科学研究”一级指标下属的重要二级指标。国际上比较有影响力的学科排名主要包括QS学科排名和ESI学科领域排名。ESI（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基本科学指标），实际上就是按照SCI、SSCI论文数量、总被引和篇均被引三项指标对世界上所有机构、科学家进行排序。据悉，北大、清华等高校从2006年开始关注这项指标，武汉大学邱均平教授、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李志民等人对ESI指标在中国科学界的应用起到了推广作用。总之，从主管部门到下属的评价单位，再到高等学校都陆续开始重视ESI。不仅重点院校和重点学科重视这个指标，很多普通本科院校也日益关注ESI。但学术界认为主管部门对ESI等科学计量指标关注过渡，已经导致相关指标从索引为主的指标转化为了评价为主的指标。而著名的莱顿宣言和旧金山宣言也分别就“量化至上”和“以刊评文”的问题进行了纠偏。

最近两年来，科学计量领域的商业机构不断加大对亚洲，包括中国的投资力度，业务范围不断拓展，职员人数不断扩张，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传统的行业引领者汤森路透，以及爱思唯尔和自然出版集团两家出版商的加入。从1964年SCI正式推出后，ISI经历了飞速发展的阶段，1992年获得了加拿大媒体巨头汤姆森集团的青睐，成为汤姆森科技与医疗事业部的一部分。2008年，加拿大汤姆森集团正式完成了与英国路透集团的并购，新公司命名为汤森路透。原汤姆森科技与医疗事业部经过业务调整变更为汤森路透知识产权与科技事业部。20多年来，SCI、ESI为代表的迎来了一个全新的高速发展时期，至今已经深受全球超过7000个领先研究机构和数以百计的政府机构的信赖。此次汤森路透出售知识产权与科技，主要原因在于，汤森路透将“更加专注于全球商业与法律法规交叉领域的业务”，而知识产权与科技业务成为新的公司实体后，也将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契机，这次的35.5亿美元不仅不是低价“抛售”，而且是“高价”成交，凸显了资本对亚洲数据与信息服务市场潜力的积极预期。

爱思唯尔基于Scopus数据库开发了Scival分析平台，Scopus是全世界最大的摘要和引文数据库，涵盖了4,000个出版商的15000种期刊，可以覆盖WOS收录的大部分期刊，也涵盖了EI（EngineeringIndex，工程索引）和大量人文艺术类的期刊。Scopus不仅为用户提供了其收录文章的引文信息，还直接从简单明了的界面整合了网络和专利检索。2012年，自然出版集团在中国上海成立了编辑部。2014年，自然出版集团开发了自然指数（Nature Index）、自然指数排行榜、自然指数2016新星榜等指标和排名。自然指数从众多JCR期刊中遴选出了68种期刊，认为该指数日益成为“为人们深入揭示高质量科研产出变化趋势的有力工具”。部分科技机构甚至每年仅仅统计Cell、Nature、Science三本期刊（并称“CNS”）的发文情况，来评估综合交叉领域的科研国际竞争力。个人体会，汤森路透是一家学术气息很浓的公司，尽管也属于商业公司，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第三方的独立性。该公司的选刊部与其他业务部门有严格的“屏障”相隔，期刊能否被SCI、SSCI和A&HCI收录，完全植根于严谨的国际学术同行评价和客观的期刊影响因子。而且，由于它并不从事出版行业，可以相对保持独立性。爱思唯尔的索引也是在坚持同行评议原则基础上，对学科覆盖面和期刊覆盖面上做到更加完整。虽然他们的数据库覆盖面具有较大优势，但是他们坚持不做基于引文的排名，是一种克制的态度。自然指数则是由出版商自己来做指数排名，从一开始就无法摆脱“利益相关者”的角色。而且，自然指数本质上也是一种简化的科学计量指标，该指标只是为此类指标增加了一个观测角度。

在科研工作中，笔者每每感受我国教育、科技领域数据开放与信息公开的滞后。部分公开的信息也只见统计结果，不见数据源。而很多外部商业机构所提供的数据却给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大的便利。随着“后211、985时代”重点建设的过渡和规划，以及国家“双一流”（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学科）政策推出后各地启动的省际“双一流”竞争，以事实和证据为基础的教育与科技循证决策成为了发展趋势。除了SCI、JCR、ESI，学术界也在更多地引入SciVal、Incites等二次文献分析工具，德温特专利数据库、Thomson Innovation等专利分析工具，以便对机构、学科和个人的科研动态进行全面的分析。世界上有超过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用科学计量数据进行科研绩效评价和决策支持，其中不乏美国NSF、欧盟委员会、日本文部科学省、英国的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纵观整个亚洲，新加坡、香港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对科学计量数据的重视程度丝毫不亚于中国大陆。近几年，日本、印度、马来西亚、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也越来越重视基于事实和证据的教育与科技决策支持，知识产权与科技业务增长前景受到业界看好。正如霸菱亚洲的创立者与首席执行官Jean Eric Salata所说：“我们在亚洲看到了独特的业务增长机遇，这项业务的未来增长是由于知识型经济驱动的转变，以及对科研的持续支持推动的。”

经过以上回顾，我们就不难理解国际资本青睐亚洲学术市场的原因。面向未来，无论是我国的教育与科技行政部门，还是教育与科研机构，都面临着从经验决策、直觉决策向循证决策、科学决策的转型。唯有如此，才能在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中取得一定的优势。在这一过程中，全球领先的科技信息与数据服务提供商将为上述机构提供支持，中国本土的科技信息与数据服务提供商也将不断成长。数据是各个领域的核心资产，教育与科技领域也不例外，逐步培育更多的中国本土科技信息与数据服务商，并推动他们走向国际化，已经成为了当务之急。

（作者：张端鸿，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来源：《金融博览》杂志2016年9月上半月刊，感谢文化栏目张蕾主编的约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