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年多，我的人生面临着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我做了很多，想了很多，最终辞去副系主任职务。

（一）

2020年7月，我上任副系主任。原理上，一届是五年。但往往，并不是一到五年（一天不多、一天不少）就自动卸任，而是需要等待“答案”——可以是换届（无论继续做还是不继续做），也可以是不换届+继续做，也可以是不换届+“个别调整”。“个别调整”包括干部自行辞职、犯了错误被免职、调到别的部门等。

任期内最初的四年，我把注意力放在工作上，想把手头的工作做好，而没有多想。

2024年下半年，我和一位领导在工作理念以及做事的方式方法上未能达成一致，自身也面临很大的压力。

我在2025年1月全系大会上述职时，已经把自己的政绩全部罗列了出来。有的人认为这是我争取连任的信号，但我也可以说这是“告别演说”。无论如何，当时我正处于人生的十字路口。

时间在飞快地流逝。在大学从事教学副院长、副系主任的工作，常年有固定的节点，比如修订培养方案、外出招生等。我就根据各个时间节点开展工作，做了A事情，就眼睛盯住B节点。做事情的付出，完全是别人难以看见的，比如做招生的准备工作。

想象着这有可能是我任期内最后一次去做招生组长，我超级认真地去做，希望能得到一个理想的结果，而不是留下遗憾，把招牌砸在我的手里。

（二）

招生结束，回到上海，我又参与了几次预投档以及正式投档的工作，还有很多杂事，比如写总结报告、统计所有成员的工作量等等。

系主任找我谈了一次话，他说我们系快“换届”了，想听听我的想法，问我是否准备继续做下去。这是他第一次跟我谈到这个话题，我们态度还挺诚恳的。我没有给他一个确切的结论。我只是说了正、反两方面的想法。从一方面讲，我觉得自己的行政工作卓有成效，这是事实（可拿出证据）；如果我干第二届，至少熟门熟路、旱涝保收。而且，我自己做了行政工作后，科研渐渐受到影响。如果我在第二届能够专心做教学管理工作，这完全是“物尽其用”，也不会把别的有学术潜力的老师拴在教学管理的大车上而影响他/她的学术前途。但从另外一方面讲，我感到现在要做的事情越来越多，而且很多事情都是以前不曾做过的，在缺乏团队的情况下，很难“毫不费力”地开展。而且，我不喜欢被催促和挑剔，喜欢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做，不喜欢被过多地干扰。这是我给他的答案，这次谈话中，我总体还是有继续做下去的意愿，因为面谈中，彼此还算诚恳（我往往会appreciate诚恳的对话）。

说完这话以后，暑假里，我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做。在我心里吊着的，是最新培养方案的上线。学校里换了编制培养方案的网络系统，和往年相比有很大改变。如果会用，那是很方便的。但是，新系统的操作，在技术上有些复杂。教务员处理后，我还不满意，而她去过暑假（旅游）了，我只能自己在系统里操作。我需要自己摸索着学习，还需要大量时间去调试、修改、加内容。通过自己动手，我搞清楚了使用方法以及“难点”在哪里，也花了一些时间。这对于喜欢“体验”的我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

但是，想起抛给我的问题，我的想法有波动。如果“leave me alone”，让我自己来做事，我倒是觉得可以。但一旦在实际过程中，遇到了新的任务或者新的催促，我会有种“又来了”的厌倦感，放话说“不想干了”（但没有提交正式的辞职申请）。

（三）

开学前后，教学管理方面的事情越来越多。比如，需要迎接从外地招过来的学生，需要迎接自己系里的新生，需要参加开学典礼，需要给新生学业指导，需要解决插班生转换学分的问题，需要组织老师做这个、那个事情。领导们找我谈了一次话，谈了一个半小时，听我讲了一些困难，也陈述了他们的工作任务，说这个学期有很多事情都需要开展，希望我把事情做好。我有些感动，因为毕竟他们花了时间和我聊，态度也是诚恳的。

但那个时候，我的工作有了一些“不确定性”。原因在于：我还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换届，或者说，我的任期到底在什么时候结束。如果说不换届了，那么我会干到什么时候？我需要一个“准信”，而不是一直“吊着”。

同时，我感到干活的节奏已经明显和几年前不一样了。各种新的任务不停地“飞”过来。我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如果真的决定做一件事情，一定要把事情做好。我不大喜欢“糊弄”。可是，当事情越来越多，就感到“不好弄”。

简而言之，原先我干的工作有两块内容。一块是保底线的“基础工作”，还有一块是能够产生省部级以上成果的亮点工作。这两块工作，我都能做得很好。但现在还有很多“新任务”，催得急。这时候，孩子正处于学习的关键时候，家里的事情也多，我的压力非常大。

为了改变这样的局面，我也曾有过“精准爆破”。秋季学期开学时，《中国科学报》记者有采访我，关于我的行政工作经历。我口述，记者整理出一篇文章，以我的笔名发表。我把这篇文章连同我的政绩记录放在几个群里，引起反响，“该看到的人都看到了”。这给我争取了喘息之机。

但是，两三周后，各种新任务和催促还是非常执拗地“飞”过来了。这让我感到“前有伏兵，后有追兵”，没有抓手，没有队伍，“化学方程式”根本配不平。诚然，如果我不辞职，没有人能够把我赶走；但是，我绝不是“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人。如果我在位子上，不干活或者做不出东西，我浑身不自在。反过来，如果我干了活，也出了东西，但这东西不是领导所要的，或者新的任务不停地“飞”过来，我也很难承受，尤其在手下没有得力干将的情况下。

我看明白了：这盘棋下不下去了。我很清楚：如果再往下走，我的成本会很大，包括时间精力的成本、身心健康的成本，也会影响家庭生活，还得“听话”。唯一的破局之道就是辞去行政职务。我在10月12日提交辞呈，12月19日被免职。

（四）

对于这个结局，我是有些遗憾的。原因在于，本来干得好好的，因为一些人事变动以及工作要求“升级”的原因，导致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

正在郁闷的时候，我收到了《中国科学报》记者孙滔的电子邮件。于是就有了采访和非虚构报道。这篇报道“一炮打响”，全网点击量至少20万次。

上任1982天，复旦教授主动辞去副系主任一职—新闻—科学网

一个在乎“真”和“臻”的人，一个秉持“价值理性”而不是“工具理性”的人，一个有自己想法、甚至有些“头铁”的“知识分子”，苦苦挣扎在理想和现实之间。这就是我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