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和一只黑猫的邂逅

一天，我在小红书上看到一个关于“孙桥公园”的内容。一位市民提到自己带娃去孙桥公园玩了一下，在“碉堡”那儿爬了一下。于是，我抽空去那儿看了一下。

在公园门口用手机微信扫码，租了一辆四轮电瓶车，开了进去。

这个公园的角落里有一个寺庙，我知道这个公园的“前生”，是因为我曾经两次去过这个寺庙，当时也顺便经过了这个区域。

如今，在这个由农田和民宅改造成的公园，我驱动着电瓶车。在一个拐弯处，突然看到一只精灵古怪的黑猫拦住了去路。它看到我，并不害怕，而是朝我叫。我把车停下，尝试着去碰它、抱它。它让我抱的，但是很遗憾，我的口袋里没有食物。偶遇，是没有意料到的；而没有准备食物，也是我的“失策”。

和它短暂相处片刻，也拍了几张照片发给我妻子。之后，我坐上了电瓶车，朝前而去。看到一座桥，开不过去，我就下车走路过去。那只猫“远远”地跟着我，有时候还突然加快速度朝我的方向跟来，像是在期望得到食物。

我决定不再走向未知的步道深处，就重新回到电瓶车上。

我想给猫买一份食物，哪怕并非猫粮。但我也有一些犹豫——电瓶车的租金一分钟两块钱；我去买食物，来回需要二十分钟。

我果然开车到了靠近公园门口的儿童活动场地，在那儿买了现做的鸡蛋华夫饼。我再把电瓶车开到公园门口，然后开汽车到原先看到猫的地方附近，把车停下，走过去，结果没有看到猫。我走了一圈，都没有看到。我有种惘然若失的感觉。我在原先看到黑猫的地方撒了几块华夫饼的碎片，并且，一路走，一路吃，把整块华夫饼吃完了。

走到一条河边，我看到河的这边和对岸之间有一个用水泥袋子垒起来的“堤坝”，连通河的两岸。人是绝对不能走上去的，但是，我看到黑猫在那个“堤坝”上，眼睛盯住停留在“堤坝”上的鸽子。

我叫它，它兴冲冲地过来了，这使我有种“失而复得”的感觉。但我没有东西给它吃，只好跑回刚才撒下华夫饼碎片的地方，捡起华夫饼碎片，又跑回去。

我左看右看都没有黑猫，这又使我有一种“惘然若失”的感觉。正准备离去，我看到它出现在河的对岸，同样在虎视眈眈地看着那儿的鸟。我呼唤它，它冲上了堤坝（一开始差一点踩空），过来，吃着我的华夫饼碎片。它还背对着我坐下，像个哲学家。

我问它：“你要吃东西吗？” 它说：“喵。”

我问它：“跟我回去吗？”它说：“喵。”

我说：“你是观世音吗？”它说：“喵。”

我原先以为它是“女”的，因为它的肚子很沉，疑似怀孕了。但是，从它屁股后面的“蛋蛋”判断，它是“男”的。

我抱起它，想把它带到我的车上，带回小区。在我开车后门的时候，它紧张了，表现出不大愿意上车。被我放到车上后，它跳到副驾驶座，又跳到驾驶座前面的平台。我一开车子的前门，它就逃走了。

望着它离开的背影，我开着车到刚才的小卖部又买了两种饼干。回到相遇的地点，寻猫不遇，我在地上撒了一些饼干。我想，也许大自然是它最好的归宿吧。也许，有当地村民会每天去找这只黑猫的吧。

人和人的相逢是一种缘分。人和小动物的相逢，也弥足珍贵。虽然我可能不会再去看它，但我和黑猫的相逢，却留在我的记忆里，留在我的博客里。

回到家，我久久回味着这个相逢对我人生的触动。我是一个喜欢“leave me alone”的人。而这只黑猫，同样喜欢“leave me alone”。也许我作为一个旁观者，误以为它需要一个更好的环境（比如角落里撒有猫粮的小区），但也许它在大自然很快乐。在大自然，它可以和鸟儿游戏，可以躲在植物的“盖子”下面，可以和路过的友善的人互动。然而，如若打破这个平衡，它便不答应了。我们需要“leave it alone”。

（二）我读非虚构人物报道

最近几个月，我就像要进行“战略撤退”那样，“疯狂”地检视我以前买的书，想法设法丢掉一些。我觉得，自己的人生要做“减法”。

读到澎湃新闻著《人世苍莽》。这本书的扉页只有一句话：“献给平凡而苍莽的生命”。

该书汇编了发表在澎湃新闻（网络）上的一些非虚构报道，作者主要是澎湃新闻记者，也有特约撰稿人。

这里面，有介绍“探洞达人赵中国”的《他在寂静中喧响》，有介绍把自家地理挖出的文物捐给故宫的《故宫捐宝人何刚》，有反映侵华日军以后毒气弹、毒剂造成后续伤害的《带着毒气生活的后半生》。有《在泰国陪读的中国母亲》《小镇外的“做题家”》《外卖女骑手，在“男性系统”生存》。

使我眼睛一“亮”的（或者说，吸引我注意的），是一篇《县委书记辞官以后》。故事的主人公是曾被评为“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的陈行甲。陈行甲是个“网红”。他敢向州官拍桌子，也得罪了不少人。2016年1月，《解放日报》刊登评论文章《“板起脸的批评”岂能变成稀缺品》力挺他。但最终，这位敢作敢为的县委书记辞去了行政职务。

我有他写的“自传”，也粗粗翻了一下，但在这次“整理书”的专项行动中丢掉了。我并不崇拜任何人，但看了陈行甲的故事，觉得他和我有一点点相似性。2016年6月，《新华每日电讯》刊登评论文章《“老好人文化”是社会秩序的大敌》力挺我。我曾被评为校级优秀中层干部，但最终，我辞去了行政职务。

《县委书记辞官以后》说：“陈行甲从不讳言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也是。

《县委书记辞官以后》说：“辞职时，陈行甲也曾自我怀疑，这‘是不是放弃？’煎熬的时候，他常去巫峡口的大面山顶眺望，长江在那里转了一个90度的弯，然后涌入三峡的最后一峡。”这和我在煎熬的时候，通过看碉堡消愁是类似的。见《中国科学报》记者孙滔的报道：

上任1982天，复旦教授主动辞去副系主任一职—新闻—科学网

最近，我看到的一系列报道或者文章，涉及另外一个人——在虹口区邮电局工作的“卖报状元”姜俊。他已经67岁了，还在卖报纸。他每天清晨骑着摩托车，去沪太路进报纸，拉回门市部，再去送报纸、卖报纸。每年，他的领导都让他把门市部关了，让他不要做了，怕他身体吃不消、倒下。但是，每年，总有一些媒体报道他，一会儿《新民晚报》，一会儿《解放日报》，一会儿电视节目，一会儿央视新闻。这样，领导不得不继续允许他把门市部开下去。最近，他的门市部门面被收回了，但门市部旁边的一个单位给他提供了更加宽敞的场地去卖报纸。

我认识姜俊，觉得他是个有趣的人，他的经历很特别。他完全不是“leave me alone”，而是把自己的事业和大众放在了一起，每天和大众在一起。他售卖报纸，和出版这些报刊的媒体结缘；媒体是“催化剂”，他也是连接媒体和大众的“催化剂”；他帮媒体卖报纸，媒体用版面帮他“发声”，让领导允许他“再做一年”。这使我感到：要善于运用媒体的力量。人在做，天在看。只要努力付出，天地终会给予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