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动物行为学的粗浅认识还停留在本科和研究生选修《动物行为学课》。我总是认为行为似乎是一个复杂过程，但我从来都是对描述pattern的兴趣大于process。更愿意像观看动物世界那样欣赏行为学家的工作。

后来跑到了瑞典，我记得我们在大冷的冬天跑道恒温恒湿的地下室里观察蟋蟀的行为，还有那个像圣诞老人的老师，Anders Berglund绘声绘色地讲着他如何设计鱼类行为学实验，我充其量只是好奇而已，并没有觉得我有一天可以做这个。

我的硕士导师Jacob Hoglund成名立万的工作是年轻时对于黑琴鸡求偶场的研究，他后来还把类似的工作扩展到了具有同样具有求偶场行为的鴴鹬和娇鶲类，至今那本厚厚的Lek还是研究婚配制度的经典著作。除了有时听他提起黑琴鸡的求偶行为之外，我学到更多的还是种群遗传。

当然我博士导师Gerald Heckel年轻时候也是做婚配制度的，他的导师当年也能坐上欧洲蝙蝠行为研究的头把交椅。不过我从他那里了解行为的也不多。因为他也转行到种群遗传。

我真正对行为学感兴趣的是跟Michael Taborsky对非洲丽鱼研究的合作，虽然我在这个项目里的角色并不是行为学研究，而是种群遗传，当然我们反过来，我的结果为行为的进化提供了证据。Taborsky是足以进入动物行为学名人堂的人物，在行为学数个领域内都颇有建树。从这时起，我学会用进化学的角度来看待形形色色行为的进化。

我在各种会议上见过的行为学者不少。把我真正领入行为学研究大门的是Tamas Szekley。老爷子凭借着在两性冲突和协作的领域上成为一方大牛。他带着我在格罗宁根算是见了世面。和洛伦兹其名的诺奖得主廷伯根成名的地方，何其神圣。Tamas把他写的 Social Behaviour：Genes，Ecology and Evolution送给我，告诉我21世纪的行为学家不仅应该从实验角度，还应该从比较行为，生理，神经和遗传等多个角度，利用先进的技术研究动物行为变异的机理。于是有了我们的第一次合作，尝试用分子遗传和神经生物学来解释两性冲突的自然变异。

不过还是Michael Griesser让我在行为上开了窍。Michael的博士导师Jan Ekman是我硕士一门课的教师，和Michael的博后导师Ben Hatchwell一样是研究合作繁殖行为一方名宿，和Tamas那一代人同属经典的实验学派。我总是说Michael是追随我来到了伯尔尼。我和他在乌普萨拉，伯尔尼还有谢菲尔德，都有很多千丝万缕的联系，这里面有很多很好玩的故事和渊源。Michael的成名作是北噪鸦的亲代和子代冲突，同样属于动物行为中的热门领域。

就是在伯尔尼进入秋天的日子里，我和Michael跑到瑞士和意大利交界的一个谁也找不到的小山村，没有手机信号，没有网络，在他家的祖居里过了整整一周的清静生活。他工作他的论文，我修改我的，有空了就交换看看，切磋一下。就是这样一段集中精力，思考，讨论和写作的日子，使我对行为学又有了新的认识。我所掌握的那些知识，同样可以从宏进化和系统比较的角度来解释行为表型的进化。Tit－for－tat，也许这一周工作后，Michael可以发表他的第一篇种群遗传学文章，我也能发表第一篇行为学论文。这就是一周闭关的结果。

我想我不会是Jacob他们扫描纪录行为的那一代了。我想我要做的是用现代化的生物学知识和技术去像解释形态，分布模式一样去解释行为变异这种复杂的表型。我也可以慢慢从行为学的观察者变成了分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