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地质学会1922年在北京成立，是近代中国地质学建制化进程中的关键学术共同体。它并非单纯学者倡议的产物，而是清末民初地质行政建制、专业地质调查机构、现代地质高等教育与科学家群体协同演进的结果。学会以“促进地质学及其关系科学之进步”为宗旨，依托中央地质调查所形成“学会‑机构互嵌”运行模式，构建起年会、双刊出版、学术奖励、国内外学术交流四大核心平台，将分散于政府调查部门、高校、科研院所的地质工作者整合为统一的专业共同体。1922‑1949年间，学会推动中国地质学完成从外国人来华考察到中国人自主开展科学研究的转型，产出地质力学、多旋回构造、陆相生油等一批原创成果；抗战时期践行“找矿救国”，服务战时资源保障；作为中国地质界对外代表参与国际地质学术体系。同时受时代条件制约，学会存在会员覆盖面有限、经费来源不稳定、高度依附挂靠机构等历史局限。梳理其组织实践，可为当代科技社团治理、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国际学术交往提供历史镜鉴。

关键词：中国地质学会；近代地质学；学术共同体；科技社团；地质行政建制；近代

一、引言

地质学兼具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双重属性，既是认识地球演化的基础学科，又是矿产资源勘查、重大工程建设、国土治理的技术支撑。晚清以降，伴随近代工矿业、铁路建设兴起，矿产调查需求不断提升，西方地质知识持续传入中国，地质学逐步从传统博物知识中分化，发展成为具备独立研究对象、方法、教育体系与职业队伍的现代学科。

近代中国地质事业的发展，依靠三类支柱共同支撑，一是地质行政与调查机构，以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为代表，承担国家层面野外调查、标本整理、成果刊布；二是高等地质教育，北京大学地质学门等院校培养本土地质人才；三是跨机构的学术共同体，即1922年成立的中国地质学会（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GSC）。以往研究多聚焦于学会人物史、期刊史、重大科学发现，本文立足于科学共同体与科技社团制度史视角，结合学会章程、年会纪事、会刊及已有研究成果，分析学会诞生的制度条件、组织运行模式、学术活动体系、内外学术网络，评价其历史功绩与时代局限，并提炼对当代科技社团建设的启示。

中国地质学会与1909年成立的中国地学会是两套相互独立的学术团体。中国地学会侧重广义地学，涵盖地理、地质、气象；中国地质学会专注现代地质学，二者人员存在交叉，但不存在组织继承关系。

二、学会诞生的制度基础—地质行政建制、调查事业与人才积累

2.1 近代地质行政建制与专业调查机构的设立

辛亥革命之后，北京政府实业部门设立矿务司地质科，地质工作被纳入近代国家行政体系，地质调查不再是零散个人考察，转变为国家公共技术服务。1913‑1916年中央地质调查所正式建制，承担全国区域地质填图、矿产勘查、古生物研究、标本收集、成果出版、人才训练等职能，聚集起国内第一批职业化地质科技队伍，积累大量野外一手资料，为学术交流提供现实素材基础。

地质调查所与中国地质学会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机构，前者是政府下属专业调查科研机构，执行国家地质任务；后者是民间学术社团，承担学术交流、共同体联络功能。二者人员高度交叉，学会会务长期借用地质调查所场地、行政人力，但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

2.2 现代地质教育与科学家群体的形成

20世纪初，北京大学恢复地质学门，燕京大学、东南大学相继开设地学相关科系。人才培养模式由早期少数人海外留学，转向国内高等教育与国际训练相结合。地质学者跨机构流动普遍，人员同时任职于调查所、高校、矿业部门，形成跨单位人才网络，构成学会会员的基本盘。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谢家荣等一批兼具调查、科研、组织能力的学者群体逐步成型，具备组建全国性学术团体的人才条件。

2.3 早期科学社团的示范效应

中国科学社、中国地学会的实践，证明跨机构学术团体对于知识传播、学者联络的重要价值。袁复礼、谢家荣1921年提出组建地质学会的倡议，章程经葛利普修改、翁文灏定稿。1922年1月27日26位中外学者在北京兵马司胡同地质调查所图书馆召开筹备会；同年2月3日正式举行成立大会，宣告中国地质学会诞生，章鸿钊当选首任会长，翁文灏、李四光任副会长，谢家荣任书记（秘书长），李学清任会计，葛利普、安特生、麦美德等外籍学者为创始会员。学会确立宗旨为“本会以促进地质学及其关系科学之进步为宗旨”。

三、组织架构与运行模式

3.1 治理架构与会员制度

学会早期实行评议会制度，评议会即后世理事会，为最高执行机构；会员大会（年会）为最高权力机构，负责修订会章、选举职员、审议会务。职务设置包含会长、副会长、书记（秘书长）、会计、评议员，全部实行兼职，学会无专职办事人员。尹赞勋长期担任书记，是抗战时期维系会务运转的核心人物。

会员分为会员、会友（优秀地质专业大学生）、名誉会员、通信会员。会友面向青年学生；名誉会员、通信会员吸纳国内外杰出学者，外籍学者可入会。初创仅26名创始会员，至1948年会员规模约510人。会员主体来自地质调查所、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北大、清华、中央大学、资源委员会矿冶机构，基层矿山技术人员占比偏低，整体呈现精英化特征。

3.2 “学会‑机构互嵌”运行机制

学会自创立起就挂靠中央地质调查所，会址长期设于地质调查所内，刊物编辑印刷、部分文书事务由调查所人员兼职承担，形成独特的互嵌模式。优势是在国家缺乏社团财政支持的条件下，极大降低学会运行成本，共享标本、图书、办公条件，快速整合全国学术资源。局限为学会的运行状态与地质调查所兴衰深度绑定，自身独立资源储备不足，受挂靠机构人事、经费波动影响大。

3.3 会址迁徙、会徽与会歌

学会没有自有房产，会址随时局多次迁移，北平（北京）→南京→长沙→重庆；抗战胜利迁回南京。1937年理事会通过学会会徽，1940年正式通过由尹赞勋作词、杨钟健作曲的会歌。会徽、会歌承载家国情怀与“科学救国”时代烙印，成为地质共同体的文化符号。

3.4 分支机构情况

1935年后设立北平、昆明、兰州三处地方分会，这是近代仅有的地方分支机构；但没有设立各类专业委员会，专业委员会制度是1949年之后才逐步建立。各地会员自发集会不等于正式分会，分会数量少，覆盖范围有限，绝大多数会员统一归属总会管理。

四、学术活动、出版体系与奖励制度

4.1 年会与学术会议体系

1923‑1948年共举办24届年会，仅1928、1934两年停办，另外组织数十次专题常会、学术讲演。年会核心内容包含学术论文报告、学术争鸣、理事会换届选举、经费与奖励审议、会后野外地质旅行（field excursion）。野外地质旅行是年会不可或缺的环节，契合地质学重视野外实证的学科特质。

年会地点也跟随时局变迁，战前主要在北平，部分届次在南京；抗战时期转移至长沙、重庆、贵阳；战后回到南京。即使在抗战物资匮乏、交通受阻的条件下，依然坚持集会，发挥动荡环境下维系学术共同体的作用。

4.2 双刊并行的出版传播体系

学会建立中英文两套期刊，分工明确，分别面向国内与国际学界。①《中国地质学会志》（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BGSC，1922创刊），以英文为主。是近代中国地质学对外最重要窗口，发表李四光第四纪冰川与地质力学、翁文灏燕山运动、裴文中北京猿人头盖骨、黄汲清多旋回构造等里程碑成果。刊物多次随机构内迁变换印刷地点，坚持出版；开展全球期刊交换，与40多个国家地区160余个机构建立交换关系，把中国地质资料推向国际学术界。②《地质论评》，1936年创刊，中文双月刊。面向国内科研、教育、矿业界，刊载区域地质、矿产勘查、工程地质、地质教育论文。创刊封面使用缺口图案，寄托国土沦丧的家国警示。抗战时期大量刊发西南、西北战略矿产调查报告，直接服务战时资源勘探需求。

除两种主刊外，学会还刊印年会纪事、会员名录、奖金颁奖记录，保存大量一手学术史料。战乱年代出版面临纸张短缺、通货膨胀，很多作者不计稿酬无偿投稿，才维持刊物延续。

4.3 学术奖励与人才激励

学会依靠社会捐赠、学者个人捐助建立专项基金，本金不动，使用利息开展奖励与补助，先后设立五项奖励，葛利普奖章（1925）、赵亚曾先生研究补助金（1930）、丁文江纪念奖金（1936）、学生奖学金（1940）、许德佑‑陈康‑马以思纪念奖金（1945）。

奖励体系有鲜明特点，既设立面向终身学术成就的奖章，也设立面向野外艰苦工作的研究补助，兼顾成名学者与青年后备人才；以纪念牺牲、逝世地质学家设立奖项，将学术评价、人才扶持与科学家精神传承结合。奖励由专门委员会同行评审，区别于行政性表彰。受经费约束，整体覆盖面有限，不能形成大规模人才培养体系。

五、与国内学术团体及国际学界的交流

5.1 与国内其他学术团体的关系

学会与国内各科学团体之间不存在上下级隶属，主要依靠学者跨会兼职、期刊交换、互派报告人建立网络联系。①中国地学会，并行发展，刊物互换，人员少量交叉，专业侧重点不同，1950年才完成机构合并相关调整。②中国科学社，综合性科学母社，学会在章程、年会、出版制度上借鉴其经验；部分地质学家同时为科学社社员，成果相互转载。③中国矿冶工程学会，联系最紧密的行业兄弟社团。GSC侧重基础地质，矿冶工程学会侧重采矿冶金；两会人员大量重叠，联合开展矿产相关学术研讨。④中国地理学会、中国动物学会等，在地貌学、第四纪、古生物学领域开展跨学科交流，交换刊物、互邀讲演。近代没有全国统一科协组织，社团协作高度依赖学者个人关系，缺少制度化联合项目机制。

5.2 国际学术交流

学会作为中国地质学界对外统一代表，开展多层次国际交往。①连续参加国际地质大会（IGC）第13届（1922布鲁塞尔）至第18届（1948伦敦）。翁文灏担任第17届国际地质大会副主席、煤田地质组主席；黄汲清担任二叠纪地层专题组主席，实现中国学者在国际地质大会主持专题，改变过去由西方学者代为宣读中国地质成果的局面。②设立外籍名誉会员、通信会员制度，接待来华外国地质学者讲学；接收外籍合格稿件在BGSC发表。葛利普、德日进等外籍学者深度参与早期学会活动。③依托BGSC开展全球期刊交换，引进海外地质文献，充实国内地质图书馆馆藏。

1920年代以引进外来理论为主，外籍学者话语权较强；1930年代以后学术主导权逐步转移至中国学者，转向对等对话，主动输出本土地质研究成果；抗战时期人员出访中断，尽力维持期刊交换；战后恢复人员国际交往。受经费、语言、交通制约，能够走出国门参会的学者数量极少，整体属于精英层面的国际交流。

六、历史贡献与局限

6.1 构建全国性地质专业学术共同体，推动学科建制化

在学会成立之前，地质学者主要依附各个机构，学术联系依靠私人交往。通过会员制度、年会、理事会，学会把分散在调查机构、高校、产业部门的地质工作者凝聚起来，形成拥有共同学术规范、专业身份认同的共同体，标志中国地质学由零散调查走向组织化发展，是近代地质学建制化三大支柱之一（教育、科研机构、学术共同体）。

6.2 产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原创地质科学成果

年会与两大期刊成为成果发表与学术辩论的公共平台，一大批标志性成果问世，李四光地质力学、中国第四纪冰川研究；翁文灏燕山运动；黄汲清多旋回构造；陆相生油理论对“中国贫油论”的辩驳；周口店北京猿人化石研究；大量地层古生物、区域地质、矿床调查成果，奠定中国现代地质学理论根基。学会提供学术争鸣空间，允许不同学派观点开展讨论，不追求学术观点统一。

6.3 搭建学术出版与知识保存体系，形成学术规范

BGSC与《地质论评》构建起中英双语出版矩阵，保存大量战火中极易散失的野外调查记录、剖面、化石资料。期刊在论文体例、术语使用、图件表达、参考文献方面，推动建立中文地质学术写作规范；通过国际期刊交换补齐国内外文文献短板。

6.4 培育第一代地质人才，实现学术代际传承

年会、野外地质旅行、期刊审稿、奖励补助，为青年地质人员提供学术训练平台。黄汲清、尹赞勋、李春昱、程裕淇等一大批后来成为新中国地质事业骨干的学者，都在学会平台成长。学会通过纪念奖项，传承不畏艰险、重视野外的地质科学家精神。

6.5 服务国家建设，抗战时期践行“找矿救国”

学会不直接承担勘查工程，但动员会员力量，通过学术交流传播矿产勘查成果。抗战阶段，会员奔赴西南西北开展钨、锡、锑、煤、石油等战略资源调查，玉门油田、攀枝花钒钛磁铁矿等重要资源的调查成果在学会相关渠道交流，支撑战时国防资源供给，体现科学救国的时代使命。

6.6 推动中国地质学走向国际，探索近代科技社团制度

学会代表中国进入全球地质学术体系，提升中国地质科学国际能见度。同时，它完整实践了会员制、理事会、年会、学术期刊、同行评议奖励这套现代学术社团制度，为中国其他专业科技社团提供可参考的范本。在战争动荡环境下维系共同体存续，证明科学共同体不只依赖物质条件，共同学术理想与组织制度同样是事业延续的重要保障。

6.7 历史局限

①精英化，覆盖面有限。会员集中中央科研机构、高校，基层矿山技术人员、边远地区地质工作者参与不足。②运行高度依附挂靠机构与少数核心学者，缺少独立稳定的经费与人员编制，组织抗风险能力弱。③经费来源渠道有限。依靠会费、个人捐赠，没有常态化财政拨款；通货膨胀下会费快速贬值，出版、奖励都受很大制约。④学科发展不均衡。地层古生物、构造、矿床发展较好；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尚处于萌芽，未形成成熟的专业组织。⑤国际交流规模小，以少数精英学者为主，整体处于学习吸收外来理论，自主原创理论体系建设仍在发展过程中。⑥受战乱、政局冲击严重，年会、出版、会员联络多次受到干扰，难以实现稳定、持续扩张。

七、对当代科技社团建设的启示

回望近代中国地质学会的实践，对今天科技社团治理、地学共同体建设有多方面启示。一是坚持学者主体定位，处理好社团、行政主管部门、科研机构三者分工。学会核心价值在于学术共同体建设，不是行政延伸；既要争取外部资源支持，也要保持学术独立性，防止社团过度机关化。借鉴近代“学会‑机构互嵌”的经验教训，降低对单一挂靠单位的过度依赖，构建多元稳定资源渠道。二是学术交流要契合学科自身规律。地质学是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学会年会配套野外地质旅行的传统启示当代学会，学术会议不能仅局限会场报告，要强化现场剖面考察、同行实地研讨，回归地学“野外为本”的学科特质。期刊建设坚持分层定位，中文期刊服务国内产业、教育与基础传播，外文期刊承担国际输出，不能一味追求全部英文办刊。三是完善多元化学术评价激励。学会奖励应当不只看重论文产出，要面向长线艰苦工作（区域填图、野外调查、基础资料整理）设立专门激励；兼顾资深学者成就表彰与青年人才扶持；将科学家精神传承融入荣誉体系，构建多元同行评价，破除唯论文导向。四是国内学术共同体网络建设，保持社团之间独立主体地位，不强行合并；推动跨学会联合会议、联合考察、联合智库咨询，把过去依靠个人交情的协作升级为制度化协作。五是国际学术交流坚持自主与对等并重。以学会为学科代表，不仅“引进来”，更要主动把立足中国地质条件的原创成果向外输出；积极参与国际学术组织、标准制定，提升本土学科话语权。六是重视共同体文化、学科史与史料保存。科技社团不只是开会办刊，同时承担科学精神传承职能；重视档案、老科学家手稿、历史文献整理，把学科历史资源转化为人才教育的精神财富。七是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发挥智库桥梁作用。科技社团不从事具体工程项目，但可以搭建专家平台，围绕资源安全、地质灾害、国土空间治理组织专家研判，打通基础科学与国家现实需求之间的通道。

八、结论

近代中国地质学会的诞生，不是孤立的学者倡议，而是地质行政建制、专业调查事业、现代地质教育、科学家群体多重条件共同催生的产物。它以年会、双刊、学术奖励、国内外交流为支柱，把分散的地质从业者整合为专业学术共同体，推动近代中国地质学完成建制化转型，产出一批高水平本土地质成果，培育第一代地质人才队伍；抗战时期践行找矿救国，并且代表中国进入国际地质学术体系，同时为近代中国科技社团制度提供实践样本。

受近代社会动荡、经费短缺、精英化运行模式制约，学会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时代局限。这段历史表明，现代科学事业不仅需要科研机构、高校、科研经费，同样需要稳定、开放的专业学术共同体作为纽带。今天回望GSC的经验教训，对于推进新时代科技社团改革、地球科学共同体建设、人才评价改革、高水平国际学术交往，仍然具备现实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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