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水资源短缺、水生态退化与产业链水风险加剧背景下，企业与水资源的关系由企业内部用水管控拓展至流域尺度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传统工业用水管理聚焦企业边界内取水、节水、废水达标排放，本质属于企业内部水资源效率管理；而企业水资源管护（Corporate Water Stewardship，CWS）将企业定位为流域水安全治理的责任合作伙伴，整合直接运营、价值链水风险、流域集体行动、社区WASH（安全饮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政策参与与信息披露等多维度内容。本文系统梳理CWS的理论演化脉络，解析联合国CEO水使命、WRI、AWS、IUCN、ISEAL等国际主流治理工具的核心内涵，构建“用水-水足迹-水风险-水资源管护-集体行动-水安全”理论链条，提出“企业‑价值链‑工业园区‑流域‑公共治理”五级空间尺度与“治理‑水量‑水质‑生态‑社会WASH”五维结果体系。研究发现，我国已建成取水许可、用水定额、排污许可、工业园区循环用水等完备工业水管理制度，但实践仍停留在合规与效率层面，在价值链水风险管控、流域情境化目标、多方集体行动、生态社会效益量化、第三方可信验证等方面存在短板。立足中国制度禀赋，本文构建“制度约束+企业责任+园区协同+流域共治+市场激励+数字赋能”的中国特色企业水资源管护模式，建立包含8维度的综合评价指数（CWSI）与五级成熟度分级体系，从制度建设、风险评价、目标衔接、平台搭建、效益核算、第三方评价、信息披露、绿色金融联动八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为我国工业水治理现代化、工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关键词：企业水资源管护；Corporate Water Stewardship；工业水治理；水风险；流域共治；集体行动；WASH；水安全

1 引言

水资源具备显著的流域性、公共性、生态属性，与具有全球累积效应的温室气体不同，水资源问题高度依附流域区位、季节水文条件。同等规模工业取用水量，在丰水区域、地下水超采区、生态敏感区产生的资源环境后果完全不同。传统工业水治理更多关注企业“用多少水、节约多少水、废水是否达标排放”，却较少回应：企业用水所处流域面临何种水危机；企业及供应链是否向外转移水资源压力；企业节水行动是否切实改善流域水安全；企业能否协同政府、农业、社区共同化解区域性水矛盾等关键命题。

在气候变化驱动干旱、洪涝、水质恶化等水风险频发背景下，国际社会逐步发展出Corporate Water Stewardship（企业水资源管护）理念，以联合国全球契约CEO Water Mandate（CEO水使命）为代表，推动企业从被动监管对象转向流域水安全的共建主体，实现从“管好企业自身用水”向“负责任参与全社会水资源共同治理”的范式跃迁。当前我国深入落实“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推进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落地，工业节水、水效提升、工业园区循环化改造已经取得显著成效，但现有制度框架尚未充分吸纳流域集体行动、价值链水风险、WASH社会公平、可验证流域贡献等管护理念，企业水治理的外部性价值尚未得到充分释放。

因此，梳理CWS理论演进、拆解国际工具框架，立足中国本土制度基础构建适配我国工业体系的企业水资源管护体系，补齐传统工业节水的短板，对推动工业水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 理论演进—从工业用水管理到企业水资源管护

2.1 传统工业用水管理：企业围墙之内的合规效率管控

传统工业用水管理以企业物理边界为治理单元，核心要素包含取水许可、用水计量、用水定额、水平衡测试、节水工艺改造、废水处理、达标排放、再生水与非常规水利用、水资源费征收等内容，治理逻辑为：政府制定标准→企业遵守合规→降低用水消耗→处理排放废水→政府监督执法。

这套制度奠定工业水资源秩序，也是我国工业节水工作的基础，《工业水效提升行动计划》等政策持续推动工业用水从粗放低效走向集约循环。但其固有局限在于，将企业定义为被监管的用水主体，而非流域水治理的参与主体。评价标尺集中于厂区内部取耗水、重复利用率、污染物排放浓度，不考量企业所处流域水文压力、上游供应链水足迹、对社区与淡水生态系统带来的外部影响。

2.2 企业水风险管理：从用水效率识别经营与社会外部风险

气候变化加剧水危机之后，水不再仅仅是生产要素与环境议题，更是企业经营重大风险源。企业水风险划分为四类：①物理风险：干旱、洪水、水资源短缺、水质退化、地下水位下降；②监管风险：取水总量管控、水价上调、排放标准收紧、地下水管控；③声誉社会风险：企业与居民、农业争水，污染水体引发社区冲突；④供应链风险：企业直接用水有限，但上游原材料生产消耗巨量水资源，例如纺织企业棉花种植、食品企业农产品灌溉带来的间接水压力。

水风险管理实现治理边界第一次向外拓展：水风险不只存在厂区内部，还延伸至全价值链。WRI提出，企业水目标不能单纯依据内部用水量设定，必须结合企业场址所在流域的水资源压力、价值链水依赖程度进行优先级排序，催生“流域情境化目标”思想，为企业水资源管护奠定风险认知基础。

2.3 企业水资源管护（CWS）：走向流域尺度的多方共治

Corporate Water Stewardship超越节水与风险防控，强调水资源利用必须兼顾社会公平、环境可持续、经济合理性。核心逻辑链条为：企业用水→水足迹核算→识别水风险→界定企业管护责任→开展多方集体行动→实现流域共同水安全。Water Management回答“企业如何用水”，Water Stewardship回答“企业如何对流域水资源承担责任”。

CWS区分Fence‑in（围墙内）与Fence‑out（围墙外）两大场域。围墙内部延续传统取水、用水、节水、再生水、工艺优化；围墙外部覆盖供应链、工业园区、流域河湖、社区民生、农业用水户、生态系统与公共治理主体。现代企业水资源管护要求内外协同，不能仅聚焦厂区内部的技术改造，更要回应企业活动对围墙外部带来的复杂外部效应。

3 国际CWS主流框架与工具解析

全球已经形成多机构互补的企业水资源管护工具矩阵，各机构侧重点各有分工，共同搭建起从承诺倡议、目标方法、结果标准到可信保障的完整体系。

3.1 CEO Water Mandate：六大承诺领域的行动倡议

由联合国全球契约与太平洋研究所2007年共同发起，拥有超过600家签约企业，是CWS领域影响力最大的国际平台，确立六大承诺领域：直接运营、供应链与流域管理、集体行动、公共政策参与、社区参与（WASH）、透明披露。该框架明确企业管护不是企业单方面内部环境管理，需要主动对接政府、社区、NGO、其他用水主体开展合作，将集体行动置于核心位置，推动企业走出单一生产运营视角，参与流域公共水问题解决。

3.2 WRI：流域情境化企业水目标与效益核算工具

世界资源研究所（WRI）的核心贡献是破除“一刀切”的企业节水目标模式。反对简单设置“单位产品用水量下降X%”，主张企业水目标匹配所在流域的真实水问题，结合企业对流域水问题的贡献度设定行动方向。即便企业达到行业先进水效，若场址坐落于地下水超采等高压力流域，仍然需要承担更高管护责任。

WRI开发VWBA水量效益核算2.0、水质效益核算方法，区分“企业内部节水量”和“流域实际水资源收益”，提出不能直接把企业厂区节水量等同于流域获得的水资源增益，需要扣除无效损耗，考虑项目企业贡献系数，避免夸大企业贡献，防范漂绿行为，实现评价导向由“节约多少水”升级为“为流域贡献多少水安全收益”。

3.3 AWS水管护标准：五类结果导向评价体系

水资源管护联盟（AWS）不局限考核企业开展了哪些项目，重点考核行动带来五类治理结果：①良好水治理，多元利益相关方参与、权责清晰；②可持续水量平衡，用水不突破流域水资源承载；③良好水质，管控并改善区域水环境；④健康淡水生态系统，维护河湖、湿地生态；⑤WASH，保障员工、社区安全饮水与卫生条件。AWS实现评价从过程投入向结果影响的重要转向，把生态与社会公平纳入硬性结果维度。

3.4 IUCN与ISEAL：集体行动与可信性保障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强调企业管护必须走出企业围墙，从内部效率提升转向流域尺度集体行动、淡水生态修复，突出利益相关者协同。ISEAL联盟则聚焦可持续标准的可信性，建立标准制定、影响评价、第三方保证的规范，AWS体系遵循ISEAL规范，目的解决企业自我宣称管护成效的“漂绿”风险，要求企业水治理成果可核验、可追溯，拒绝仅依靠企业自述证明水治理成效。

4 中国工业水治理现实基础与现实差距

4.1 已有的制度基础

经过多年建设，我国已经构建相对完备工业水资源管理制度体系，主要包含：水资源总量强度双控（刚性约束）、取水许可制度、计划用水管理、行业用水定额、工业水效提升、节水型企业建设、排污许可制度、废水治理与再生水利用、非常规水利用、工业园区循环用水等制度工具，覆盖取水‑用水‑耗水‑排水‑回用全流程，为引入企业水资源管护理念打下坚实制度底座，不需要全盘照搬国外自愿式倡议模式，而是在现有制度之上拓展管护模块。

4.2 与CWS理念的现实差距

1. 治理定位仍以合规为底线，共同责任意识不足。多数企业水管理以不超许可、不超定额、达标排放为终点，缺少主动识别并参与解决流域共性水问题的自觉。合规是管护的必要条件，但不等于管护的全部。

2. 治理边界局限厂区内部，价值链水风险被忽视。统计考核聚焦企业厂区取排水，上游供应链农业、原材料带来的间接水足迹、水风险较少纳入企业管理范畴，水压力可以沿着产业链发生空间转移。

3. 企业水目标和流域目标脱节。企业水目标多为行业水效指标，没有与当地地下水压采、生态基流恢复、断面水质改善等流域治理目标建立映射关系。行业先进水效≠流域可持续用水。

4. 效益核算只算节水量，缺少流域贡献核算。企业节水量不等于流域水资源增量，国内缺少VWBA类效益核算工具，尚未区分企业内部节水绩效和流域实际水安全收益。

5. 水价值认知简化为水价。水资源真实价值包含直接成本、风险价值、机会成本、生态价值、社会价值，缺水地区水资源战略价值远高于账面水价，企业决策常仅参考水费成本。

6. 社会WASH、生态修复、第三方验证机制薄弱。员工及社区饮水卫生保障、流域生态修复贡献、第三方独立验证体系发展滞后，存在自我评价自我证明的风险，容易滋生水漂绿。

5 中国特色企业水资源管护体系构建

5.1 核心理论框架

本文确立理论链条：用水→水足迹→水风险→水资源管护→集体行动→水安全。水足迹回答企业全链条消耗多少水；水风险回答用水在特定流域带来何种风险；水资源管护明确企业对应的多元责任；集体行动强调跨主体协同；最终落脚点是人与自然协同的流域水安全。

空间尺度上构建五级嵌套空间体系：企业本体、价值链、工业园区、流域、公共治理；结果维度确立五维结果体系：水治理、水量平衡、水质改善、水生态保护、社会WASH。

5.2 “5+3+N”总体框架

1. 5类治理结果：水治理、可持续水量平衡、水环境质量、淡水生态保护、WASH与水社会公平；

2. 3项企业核心能力：全过程水风险管理；节水‑循环‑非常规水协同的资源效率能力；水‑能‑物质‑碳多系统耦合协同能力；

3. N类多元化管护行动：既包含传统节水改造、废水循环，也拓展水足迹核算、VWBA流域效益测算、供应链管控、湿地河流生态修复、WASH建设、流域多方集体行动、信息披露、第三方评价、对接绿色金融等多元举措。

5.3 “企业‑工业园区‑流域”三级实施载体

• 企业层：夯实取水‑用水‑排水‑循环‑风险防控基础，开展水足迹、水风险识别，设定流域情境化目标；

• 工业园区层：作为协同平台，推进企业间串联用水、分质供水、再生水共享、集中治污、联合应急，形成园区尺度水循环，园区管护绩效不能简单等于入驻企业绩效算术平均，额外评价园区协同贡献；

• 流域层：作为最终治理空间，统筹工业、农业、城市生活、生态用水，组织多方集体行动，把企业、园区的行动置于流域整体水资源配置框架下。

5.4 操作实施模型：1+3+6+N

1个总目标：企业深度参与，共同实现流域水安全；3个空间尺度：企业、工业园区、流域；6个管理领域：取水、用水、排水、再生利用、水风险管控、水责任履行；N项差异化行动：企业依据自身规模、所在流域压力等级（一般/重点/高风险企业），选择适配的管护实践组合。

5.5 企业水资源管护指数CWSI与成熟度评价体系

构建8维度‑24领域‑N指标的企业水资源管护综合评价模型，综合指数：CWSI^=P \cdot \sum_{i=1}^{8}W_i\left(\sum_{j=1}^{n_i}w_{ij}Z_{ij}\right)，其中W_i为一级指标权重，w_{ij}二级指标权重，Z_{ij}为无量纲标准化指标值，P为底线约束否决因子，出现重大水违法事故时(P=0)，直接拉低综合得分，坚持合规优先原则。八个一级维度为水治理能力、水资源效率与水量平衡、水质管理、水生态保护、水风险韧性、社会责任WASH、价值链水治理、集体行动与流域贡献。水资源效率权重仅20%，破除“节水即管护优秀”的片面认知。

设置五级成熟度分级

企业升级路径为合规型→效率型→风险型→管护型→贡献型。同时区分一般企业、重点用水企业、高水风险企业三套差异化评价版本，高风险企业（地下水超采区、水源保护区、高耗水行业）强化流域贡献、生态、WASH、第三方验证指标权重。同时建立“治理成熟度‑流域水安全贡献”二维矩阵，避免单一综合指数掩盖短板，引导企业同时提升内部管理与外部流域贡献。

配套建设企业数字水账本，完整记录多源水源、各环节用水、取水‑耗水‑排水‑回用、关键水质指标、水风险清单、管护项目的水量‑水质‑生态‑社会效益，实现企业水资源一本账，并且可以对接AI、数字孪生技术，开展风险预警、项目效益测算。

六、推进中国特色企业水资源管护体系建设的政策建议

6.1 在现有法律政策框架内嵌企业水资源管护模块

不另起炉灶建立全新法律体系，立足《水法》、取水许可、用水定额、排污许可、节水型企业现有制度，增加企业水资源管护相关模块，将流域情境化目标、水风险识别、价值链水管理、集体行动、信息披露作为重点用水、高风险企业的引导性要求，区分强制性底线与自愿提升内容。

6.2 建立企业综合水风险评价制度

评价维度从单纯水量控制拓展为水量、水质、水生态、气候、社会、供应链综合风险，推动缺水、生态敏感区域高耗水企业常态化开展水风险评估。

6.3 推动企业水目标与流域治理目标相互衔接

改变仅考核单位产品水耗下降率的模式，鼓励重点企业参照WRI流域情境化目标方法，对标所在流域地下水压采、生态流量恢复、断面水质改善任务，设置兼顾内部效率和流域贡献双重目标。

6.4 搭建企业‑工业园区‑流域协同治理平台

优先在化工、钢铁、纺织、食品等高耗水产业集聚区建设协同平台，统筹园区内部循环用水与外部流域集体行动，鼓励企业、园区、政府、科研机构、社会组织共同参与流域协商。

6.5 探索本土化VWBA水量效益、水质效益核算方法

区分企业厂区节水量与流域实际水资源收益，引入企业贡献系数，不能将整个项目效益全部归于参与企业，客观量化水量、水质、生态、社会多重效益，为考核评价、绿色金融提供核算工具。

6.6 发展第三方企业水资源管护评价机制

引入独立第三方开展数据核验、风险核查、管护项目效益评估，规避企业自我评价自我宣传，对标ISEAL可信性规范，防范水漂绿，重大水违法事故设置一票否决。

6.7 建立分层分类企业水信息披露制度

针对重点用水企业、高水风险企业，逐步推动披露水足迹、场址流域水风险、取耗排水、再生水、管护目标项目、流域贡献等信息，完善ESG报告水资源板块内容。

6.8 联动绿色金融，构建正向激励机制

将企业水资源管护绩效与绿色信贷、绿色债券、转型金融、ESG评级、绿色工厂认定挂钩，形成“水绩效‑融资成本‑企业价值”正向激励链条。

6.9 实践推进需要规避的三大误区

⑴不把企业水资源管护简单等同于企业节水。节水是管护必要基础，但管护还包含风险治理、供应链管控、流域集体行动、生态修复、WASH社会公平，节水绩效高不等于管护绩效优秀。⑵企业水资源管护不能替代政府公共治理职能。水资源配置公共责任主体仍然是政府，企业是责任合作伙伴，正确关系为“政府监管+企业责任+社会参与+流域协同”，不能将公共水资源治理责任全部转嫁给企业。⑶警惕“水漂绿”风险。企业捐资、节水、生态项目不等于实现流域水安全，必须回答项目区位、对应解决何种流域水问题、企业实际贡献占比、产生何种可验证效益、谁开展独立核验，拒绝形式化宣传。

7 结论与展望

Corporate Water Stewardship代表全球企业水治理范式重要转向，核心不是简单减少企业用水量，而是重新定义企业与流域水资源、水生态、社区社会之间的关系。传统工业用水管理关注企业合规、用水效率与达标排放；企业水资源管护进一步审视企业水风险、多元责任、流域参与度与可验证的水安全贡献，二者是递进而非替代关系，演进路径为：工业用水管理→工业水效管理→企业水风险管理→企业水资源管护→企业深度参与流域水治理。

我国拥有扎实工业水治理制度基础，发展CWS不需要直接复制国外纯自愿倡议模式，应当立足本土治水制度禀赋，构建以政府监管为基础，企业为主体，工业园区为协同平台，流域为治理空间，数字技术为支撑，市场绿色金融为激励，第三方评价为可信保障的中国特色企业水资源管护新模式。实现评价逻辑从“节约多少水资源”向“为流域水安全贡献多少价值”跃迁。

未来工业水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应当推动企业梯队演进：合规型企业→水风险型企业→水资源管护型企业→流域责任型企业→水安全贡献型企业。后续研究可以进一步聚焦本土化VWBA效益核算参数校准、不同行业（钢铁、化工、纺织）指标体系细化、工业园区‑流域尺度聚合评价、数字孪生与AI在管护中的落地、绿色金融激励机制实证研究等方向，为我国工业绿色低碳转型与国家水安全保障提供更多理论与实证支撑。

参考文献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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