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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前科学期刊的思想、风格及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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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前科学期刊的思想、风格及境遇
——早期《科学大众》的阅后感
【作者：李大光】
《科学大众》（Scientific China Monthly）月刊于1946年创刊于上海，1949年停刊。据说该刊在1936年有过一次创刊经历，当时是周刊，但不久就停刊了，1946年重新创刊。该刊虽然不如《科学》（1915年创刊）和《科学画报》（1933年创刊）创刊时间早，名声大，但是，在阐述科学普及的理念上却很有值得研究之处。从解放前（1946－1949）《科学大众》的文章和经营我们也大略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科技期刊的境遇。
一、“把情感掺入于科学”
《科学大众》在每期差不多都会发表一个“社论”，表达办刊的思想和经营理念。其中关于科学普及的思想在今天看来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归纳起来，大概涉及到科学文化、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写作的理念和风格等。
似乎在那个时候，科学文化这个词出现的并不多。但是，通过一些表述，我们依然可以看出当时讨论的一些与科学文化类似的思想和观点。在36年（1947年）4月号刊的署名“赛音诗”的“把情感掺入于科学”文章中，作者将其两天前参加的“科学大众化问题”讨论会的感想以流畅的文字进行了表述。从作者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对于科学文化的各种看法。
文章谈到科学和信仰的问题。但是，作者的意思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信仰。更多的倾向于一种文化。“新中国的建设不能与科学脱离关系，这是谁都知道的，然而科学的建设可以分为物质的与精神的，比较起来精神的或心理的建设也许更是基础的。在目前，这心理的建设却是被忽视了。…….一本科学刊物应该担负起这心理建设的责任。”作者认为，科普期刊应该起到鼓励对科学的信仰，崇尚科学的作用，而这个作用是其他媒体无法做到的。“一本科学杂志尤当如一个前驱的号角，它须鼓吹一种信仰，犹如一种宗教一样，要使大众产生宗教的力量，籍科学的工作共赴建国的大业。”作者举日本和苏联作例子，认为日本在战前之所以变得强盛，苏联在科学上的巨大进步，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在短短的时期中，用科学的力量，迎头赶上，造成了惊人的富强，我们相信它们的成功不是仅仅依靠技术与物质，任何力量都是由信仰发生，在它们的成长中，科学的信仰无疑已做了最基础的原动力。”
作者认为，对科学的信仰并不是要对人们进行科学观念的强迫灌输。“在科学的信仰中，这种形式上的信仰以及强迫的观念是不存在的，而且是根本不需要的。”“科学的信仰是建立在有赖于人心的潜移默化与自然的诱导，而宗教的本质原是情感，不是理智”，所以通俗科学的刊物不可不注意到这点。
在文章中，作者认为，科学期刊“最忌讳说教式的文字。”而应该“描写”科学。描写“科学的美丽，科学的奇异，与科学的伟大。”而“通俗读物与教科书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包含着情感，通俗科学须应用艺术家和诗人的方法。”“科学的伟大，奇异与美丽使人产生自动研究的好奇心，有了兴趣，始能发生爱好与崇拜，幻想与憧憬，许多科学家与事业家的成就往往由此出发。”
从文章中可以看出，科学方法已经是当时学者开始讨论的问题之一。科学刊物应该“告诉读者科学家怎样工作？发明品怎样作成？以故事的形式来灌输科学的方法与精神。”关于科学方法的讨论涉及到叙述的、实验的，“由归纳的而为演绎的；有实验始有创造，有演绎然后能进步。所以通俗科学并不是以机械地叙述一事一物就算了事，我们更应注重其中包含的精神与活动的因素。”作者焦虑地呼吁：“切勿为了使读者仅仅学会一种实用的技术，这种庸俗的实用主义误了中国已有数千年之久，现在如不赶快矫正，中国的科学化可说是没有希望的。”这些话即使在今天读起来也是令人感到振奋和耳目一新的。
二、“科学家切勿与大众相脱离”
笔者在当年的一些文献中发现，当时科普的观念虽然没有今天谈论的多样，但是，恰恰是这种简朴直率的观点指出了科普的本质。多数观点认为，科学普及就是让科学家和大众结合在一起，让科学走出象牙塔，科学为更大工农服务。1947年7月号的《科学大众》中署名顾均正的文章“科学大众化运动”中分析到：“中国科学家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学者派头，终日埋头研究，专心努力于本质工作，不稍预闻外事，即有所得，亦以曲高和寡，宁愿发表于国外杂志。一种是政客派头，靠了他的专家牌头，奔走于权势者之门，一旦功成名遂，即不惜尽弃其所学，而与科学研究相绝缘。”“…….热切地希望他们分出时间来举行几次通俗讲演，写作一些通俗读物，使一大群正患科学饥渴症的民众们得到一些滋养。现在市上所盛行的通俗科学读物，除了译本以外简直寥寥可数，其出于专家之手者更如凤毛麟角。”看来那时科学家的行为在今天也还是能够看到一些影子。当时存在的问题至今仍然尚存。
三、“希望新闻界造就科学的专门记者”
对科学记者的标准和要求在60年前就有人讨论。而且思考得还很深入。人们认为，外勤记者，需要具有广博的科学研究与工业技术发明的知识。对于内勤人员，“也非具有水准以上的科学知识不可。”对于科学记者提出了两个标准：“他必须能够辨别何者是真科学与何者是准科学，因为科学是一种严整的学问，而语言却富于流动性，故欲于言语来表示科学的真理，就往往容易歪曲。”第二，“他必须能够辨别一篇科学稿子的是否合于最低标准，因为投机之风不但流行于商业界，且流行于文化界。”（“科学大众化”,顾均正，1947，第七期）当时的学者和办刊者已经意识到，记者和编辑万万不可仅仅因为题目吸引人就不加思考地刊登，“这不但遗笑于通人，且是对于科学为大不敬。”
四、60年前《科学大众》期刊的语言特点和办刊风格
任何读物的语言一定与当时的文化和大众语言特点有关。如果大众刊物想让大众喜欢可能除了内容必须是大家最关心的以外，语言也应该与当时的大众语言接近才会得到人们的喜欢。60年前的《科学大众》的语言特点让人感到：1 不抽象，甚至有点罗嗦，就像生活中的普通人说话；2 口语化，就像作者在和你聊天；3 没有专业术语，就像在说故事，而且是动人、容易记住的故事。
1947年7月号的署名吴蔚的“肥胖也是病哩”一文就很有意思。我想，那个时候的人由于生活并不富裕，可能更盼望的是胖些。文章提醒人们肥胖对身体并不都是好的。在文章题目前面有一句话：“身上的肉增加了一磅，血液就须多经过三分之二哩的路程。”这句话很简单，但是十分“打眼”。放在文章的开头让人一动，产生了读下去的愿望。作者在文章的开头说：“我们平时对于一个人的瘦或者肥，会有一种不知不觉的偏见。‘这位先生太瘦了，他的身体一定不健康，肺部到底如何？’这是我们对于瘦人的担忧。同时假使我们看到一个胖子，我们会很高兴地说，‘某兄，你近来发福啊，心宽体胖。’语气之间，似乎十分羡慕。当然，我们也有替胖子担忧的时候，太肥了不是容易中风么？不过，假使在你面前同时站着一个瘦子和一个胖子的话，你毫无疑义的会多替瘦子着急。”文章在“怎么会发胖的？”和“怎样会不再发胖呢？”两个题目中用非常动人，非常简单通俗的语言告诉了读者肥胖对于心脏的威胁以及对其他脏器的危害。告诫人们防止肥胖的方法并非仅仅少吃就可以解决问题，同时告诉读者职业的不同对于肥胖也有影响。运动虽然对减肥（那时已经有减肥这个词——笔者）有益，但是，过分运动并不好。文章虽然没有像今天的谈论肥胖的文章大谈遗传、基因、胆固醇、脂肪、甘油三脂等医学和生物学名词（当然和那时的科学认识有关），但是，对于一个人认识到肥胖的危险和防止肥胖的基本常识基本够用了。最有意思的是，整篇文章你似乎感觉不是在读书，而是在倾听一个人在对侃侃而谈。
另一篇署名顾同高的文章“原子动力可能么？”充满了“聊大天”的意味，把个科学尖端问题“侃”得津津有味。“要经过多少时候，才可以把原子能利用来替人类做日常的工作呢？这动力一共究竟有多少？把现代燃料的地位取而代之，这究竟能达到如何的程度？对于未来的世代有指示着什么意义？这些问题，无疑是今天每个留心世界进化的人所关心的。”在后面的短短三段文字中，描述了什么是原子、中子、原子能以及原子能的连锁反应。文章在加重字体的“究竟这类的反应，是不是能够控制得住呢？”“怎样能够避御放射的效应？”“我们有没有充分的分裂性物料的供给啊？”“原子能将怎样配合到我们的工业和社会制度上去呢？”以及“原子能在商业上究竟是不是经济合算呢？”等问题的引导下将读者一步一步带入到一个有趣的原子能世界。使读者理解了原子等物质的基本构成以外还知道了人类的研究是如何将物质应用于为人类服务的。最让人感慨的是，在你目前的似乎不是印刷品，而是一个有知识，但是又十分和蔼的人在和你说故事。
据天文学家和科普专家李元回忆，创刊人和主编王天一先生在上海创办这个刊物的时候历经艰辛。在“反右运动”中被打为右派，发配到新疆烧锅炉整整20年。后来到北京在科普出版社工作，2002年去世。李元先生在《忆王天一同志》中写到：“王天一同志是一位不知疲倦的科普战士。他的一生是为科普事业奉献的一生。通过他的不懈努力以及他的热情和工作能力，一生创办了《科学大众》《大众医学》《大众农业》等刊物，为著名期刊《知识就是力量》也做了大量工作，使科学知识进入千家万户。此外，他还出版过《电工学》专著等图书。”
王天一先生主持的早期的《科学大众》很有亲近感。每期都有一个“读者信箱”回答读者提出的各种科学问题，回答者大概是有关领域的科学家或者学者。所有的回答者都署名。从1947年二月刊开始偶尔设“编辑室”栏目，将编辑者的思想和内容的变化以及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向读者交代。比如，说明“世界十大成绩以及工业新制品两篇文章均是采自美国McCraw-Hill公司出版的Science Illustrated杂志，1946年12月号。”“不敢掠美，特此声明。”
这个刊物有时会有“每月谈话”栏目。在这个栏目中，不仅向读者将有重要意义的文章做一个重新介绍和重点点评，而且将编者的思考和苦恼向读者倾诉。这种做法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这种做法似乎可以拉近和读者之间的距离，同时，也能得到广告商的同情。1947年10月号刊的“每月谈话”中谈到读者意见收到很多，获得很多资料和意见，但是由于人手有限，有很多意见不能整理发表，敬请原谅等。同时，“这一个月物价涨的可怕，白报纸已是创刊时的20余倍了。本刊的调整售价，一向是落在后面的，但也不能不调整，……”在同年11月号刊中，告知读者：“一个月来，纸价狂跳得可怕，瞬息数变，真非凡是常识出版事业者所曾经历。本刊每册的售价已到了收回还不够买纸的地步。”这种和读者聊家常的方法我想可能会达到读者同情的效果。从刊物的字里行间，我们感觉到编辑人员和读者之间的亲切感。
我想那个时候是没有刊物所属单位要求的，也无从获得经费支持。当然也没有哪个“上级”对其管理。从刊物上的各种五花八门的广告来看，经营这样一个科学刊物是何等艰难。但是，这样的艰难，却能够将这样一个科学刊物办得如此出色和可读，真是让人感慨。当我写完这个短文，合上刊物精装的封面的时候，我心里在想，在印刷水平和文字处理技术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今天，我们认真的读一下60年前的科普刊物，研究一下当年的办刊思想和风格，是不是可以得到一些什么，引发一些思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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