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汝清

 

把堂堂学府的教材比喻为“鸡肋”肯定是有辱斯文，但是现在有些现象却不得不面对。

首先是学生，他们见了不少教材心里实在不想买。除了书价太高外，主要质量不令人满意，内容跟不上形势，形式过于死板，勾不起学习的兴趣。不买吧，还要上课、复习和对付考试，缺了它还有点不行。办法还是有的，整个复印件对付吧！

再说老师，编著教材可是费时、费力，但又回报率不高的差使。要从“头等大事”的科研工作中分出时间来写教材，实在是得不偿失。但是作为老师，特别是教授，一辈子不写个教材也有点说不过去。而对需提职的年轻老师来说，编教材好坏也算点教学任务，多少对提职也会有点好处，所以不干也不好。怎么办？那就对付写一点，反正职称评审时也只写上教材名称和主编还是参编，最多再补上写了多少字，至于质量如何关系不大。

你说教材这种情况像不像“鸡肋”？

我是一贯重科研轻教学的人，即使当年担任一段时间的全国机械类教学指导委员会付主任期间也没有改掉这个毛病。当时担任主任的杨叔子院士还是很重视教材建设的，但我没有积极配合，现在想想非常惭愧！

真正开始关心教学和教材还是接近退休，特别是大病以后。这倒不是突然提高了认识，而是心静了下来。心静了，就能客观地考虑一些以前没有考虑的问题，就能比较真实地看到目前教学和教材上的一些问题。我在去年博客“这不是最后一课！”里写道：

作为一名教师，面对经历千辛万苦才考上著名学府的学生和家长，内心一直深有愧念。这么多年来，学校讲台上缺少了教授的身影，4年的学校生活，本科生与教授的见面寥寥无几，许多教授，学生只是听其名，不见其声，成了熟悉的陌生人。

教材更不乐观。潜心编写、学生欢迎的教材不多，有些重要的专业课还在用多年前的旧讲义。有位同仁说得好：无论学生们面对的是怎样的教师，终究要面对教材，因为教材不仅是教师教学的依据，更是学生学习的材料。

其实编著一本好的教材，其难度超过一个比较大的科研项目，其影响可能会超过一个国家奖。好的教材可以让学生记住一辈子，可以终身受用。

40多年前我们学的樊映川主编的《高等数学讲义》和刘豹的《自动调节理论基础》至今我们记忆犹新，终身受益。同济大学和天津大学也因此而名声大作，受人尊敬。

今年初，拖了三年我主编的一本“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终于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但我心中并没有太多的高兴，因为它与“好教材”还相差甚远。写一本好教材是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我已经力不从心，只有期望后面的年轻老师能不断改进和完善，希望最后能成为一本比较好一点教材，至少最后不要成为学生讨厌的“鸡肋”。

樊映川主编的《高等数学讲义》几度修改完善，先后用了十多年。刘豹的《自动调节理论基础》也是下足了功夫，并不断改进更新，至今还有新版出现。

我们应该大力弘扬老一辈科学家对教育事业的执著和对教材认真负责的精神，进一步改善教学环境，鼓励更多的老师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教育事业，编著更多同学欢迎的教材，把“鸡肋”变成招人喜欢的“香饽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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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需入院治疗，暂停博客更新。

还会回来的！

祝大家快乐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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