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学界把自身科技创新不足的原因归于外部是个普遍性的共识。其中的一个被指责的外因是官文化。

然而，指责者自身往往所淡忘的是，自身的、渗入学者骨子里的官文化基因。这种基因在治学上的基本表现是：

1）要求作者说服我，令我信服；否则就否定作者想传达的东西。这等同于官文化的我：说了算。

2）只要是我相信的，我确认是对的，那就一定是对的；与此不符的其它学者的东西，就算不是错的，那也是可疑的。要得到我的认可，没门。这等同于官文化的：我是对的。

3）无名之辈的东西不值一提，那怕是内心不赞成，也必须与知名学者或权威学者的结论（意见）保持一致。这等同于官文化的：上级是对的。

      4）我所做出的研究结果，那怕是错的，也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适当的奖励是应该的。如果我及某个小群体认为我的研究结果是重要科研成果，适当的奖励是必须的。这等同于官文化的：有成绩就该提拔。

      5）某某理论（或作者）也不过是如此而已。这等同于官文化的：求全责备。

      在以上基因作用下，学者们不愿意去学习冷僻的前沿性理论，也不愿去研究过去早发表过而不被热捧的古董，也不会仔细的从无名之辈的论著中吸收其中的黄金细丝。从而，所谓的做学问就转移为：力争我说了算，力证我是对的，关注热点闻风而动，以利益为导向，指责周边没帮我。

      概括起来，整体上，在思想上还没有把实证、理性的科学基因纳入骨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