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郑小瑛在天津
大妈 客家女 吉普赛女郎——我所认识的郑小瑛
鲍 元 恺
台湾《乐览》第35期 2002年5月
（一）
1997年夏，旅居加拿大的挚友黄安伦从多伦多回北京度假，北京音乐厅经理钱程安排安伦和我，在音乐厅共同主讲一场音乐讲座，内容是谈我们各自的音乐创作。
我和安伦是从不同的路径踏上音乐艺术之途的，但是我们在演讲中却提到了一位共同的引路人——郑小瑛。
安伦在演讲中，谈到了他的舞剧《卖火柴的小女孩》、歌剧《护花神》和钢琴协奏曲的创作过程。他指着坐在观众席的郑小瑛说，这些作品当时都是在“大妈”的帮助下完成的，又是由“大妈”指挥首演的——安伦从小生活在音乐学院大院，他的父亲黄飞立与郑小瑛同在指挥系工作，于是，“大妈”就成了黄安伦对郑小瑛的尊称。
在我演讲时，谈到了少年时代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红领巾管弦乐团”(中国少年交响乐团前身)的经历。从1958年起，我在这个中学生乐团演奏长笛。郑小瑛在1960年赴莫斯科留学之前，一直担任这个乐团的指挥。在她和后来的徐新老师的指挥棒下，我参加了从海顿到肖斯塔科维奇几十部交响音乐作品的排练和演出，为我日后从事管弦乐创作打下了坚实的感性基础。郑老师指挥我们排练莫扎特、比才、肖斯塔科维奇作品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这位高个子、高颧骨、大眼睛、棕色面庞的郑老师，在演出时总是穿一身黑丝绒连衣裙，胸前别一朵艳丽的红花，指挥动作潇洒利落，像是在跳西班牙的弗拉门哥舞，我们乐队的一些小男生背地称她是“吉普赛女郎”。
（二）
1998年，她决定组建厦门爱乐乐团，她在这个由政府扶持，实行总监负责制的职业交响乐团担任艺术总监和首席指挥。赴任前，她在北京家中对我谈了她的设想。我知道她的祖籍在福建，以为这不过是为了一般意义上的“落叶归根”。
去年冬天的一天晚上，郑小瑛从厦门打电话给我，让我马上打开电视，看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厦门爱乐乐团在北京的音乐会，其中演奏了我的《炎黄风情》和刘湲的《土楼回想》。
看了有关《土楼回响》的资料，我才知道，郑老师原是一位客家女。
她的祖先是从河南迁徙到闽西永定石祭村山区的，父亲郑维是1916年考上第二批庚子赔款的公费留美学生，他是当时第一批从永定大山走出国门求学西方的客家子弟。郑老师的父亲和伯父在美国留学时，将假期打工挣来的钱为家族盖了一座而楼上有阳台的“小洋楼”——振声楼，后来又在石柱门框上镌刻着一副对联——一门双博士，两代五医生。2000年1月，郑小瑛姐妹朝拜祖上故居土楼后，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遂邀请曾在闽西生活过的作曲家刘湲，以客家历史为素材，创作了这部颂扬客家精神的《土楼回想》。
我终于把这位飒爽英姿走遍世界，熟练掌握英语俄语，在亚洲、北美、西欧、北欧、澳洲多次成功指挥歌剧和交响音乐会，并在国内做音乐知识讲座近千次，直接听众达20多万人，为国家教育电视台录制了30集《乐海导游》专题片的女指挥家，同闽西山区封闭的土楼，同头戴斗笠的客家女的形象联系在一起了。
（三）
1990年，我计划写一组以汉族民歌为主题的管弦乐曲，在正式动笔前，先写了8首室内乐和小型乐队曲作为尝试。郑小瑛来天津，我把总谱给了她，她回到北京马上就在尚未正式成立的“爱乐女” 室内乐团排练演出。第二年，我完成了《炎黄风情》全部24首管弦乐曲。1992年，郑小瑛就分别在“爱乐女”室内乐团成立音乐会上和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音乐会上，指挥该团演出了这部组曲。同年9月，她又率该团赴柏林、法兰克福、巴黎、万塞、鹿特丹和阿姆斯特丹演出包括《炎黄风情》选曲在内的中外器乐作品。此后，我的这一组音乐小品成为“爱乐女”室内乐团的保留曲目，先后由郑小瑛指挥演出选曲达200余场。1993年起，郑小瑛陆续在北京、深圳、沈阳、济南、青岛、厦门等地的新年音乐会上指挥当地乐团演出《炎黄风情》选曲。
郑小瑛的演出激情洋溢，活泼俏皮，除了几乎每场都要亲自做一番连说带唱的“乐曲解说”外，有时还放下指挥棒，抄起打击乐器在指挥台上手舞足蹈地参加合奏。特别是在《夫妻逗趣》中边打小锣边指挥的情景，出其不意，令人难忘。
1995年，她在北京组建由百名女性组成的《爱乐女》交响乐团，约同台湾女指挥家张培豫，在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上挥动手臂，展现心灵。在筹备过程中，我正在台湾省交担任作曲研习营教授。郑老师打电话到台湾，请我帮助物色两位“女小号”，我请台湾的小号老师帮忙在他们的女弟子中挑选，使两位年轻的女号手顺利到北京参加了这次世界盛会。
郑小瑛吉人天象，多次逢凶化吉。1993年，她在家中意外中煤气，被邻居及时发现，大难不死。1997年，她又突患癌症。当她打电话通知我的时候，她的乐观与自信使我大为惊讶。果然，不久后，她居然神话般地又告诉我痊愈出院的消息。
1998年5月，战胜癌魔的郑小瑛神采依旧地飞往东北欧，在塔林东方艺术节上指挥爱沙尼亚国家交响乐团演出了我的《炎黄风情》选曲。
插图：鲍元恺、郑小瑛与“爱乐女”的女音乐家们在北京音乐厅演出后
我和挚友曾琦参加郑小瑛老师的生日音乐会
我向观众展示给郑老师的寿诞题字“春兰秋菊不同时”。
郑老师接过我的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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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会为郑小瑛庆祝八十大寿
■郑小瑛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喜爱。
本报讯（文/图 记者 林晓云） “三十岁挥红领巾，五十岁排茶花女，六十岁组爱乐女，七十岁建厦爱团，八十寿诞志喜”，著名作曲家、厦门大学特聘教授鲍元恺写了这幅隶书，昨晚，他亲自送到舞台上，献给即将迎来80岁生日的指挥家郑小瑛。那一刻，《土楼回响》还在音乐岛·爱乐厅中余音未尽，但整场观众已经沉浸在“给郑老师过生日”的喜悦中。
昨晚的这场音乐会，前半场由厦门爱乐乐团首席客席指挥王钧时执棒，后半场由乐团艺术总监郑小瑛指挥，使《土楼回响》第47次完整地在舞台上上演。著名琵琶演奏家章红艳也专程来到厦门，与乐队合作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由于受厦门友城加拿大列治文市和加拿大厦门友好协会的邀请，乐团将于10月初赴加拿大和美国巡演，该场音乐会成为出国前的热身音乐会。
音乐会后，大家给郑小瑛过起了生日。台上台下都大声唱起了生日歌，献给她的鲜花把舞台装点得美丽非凡。上海歌剧院院长、著名指挥家张国勇等音乐界人士发来贺电，张国勇引用本报报道过的“我在和我的生命赛跑”来盛赞郑小瑛。
来自台湾的指挥家陈澄雄在现场深有感触地说，“台湾流行说人生70才刚开始，但谁能做到呢？郑老师却绝对是这样。而能在80岁时还站在指挥台上的指挥家屈指可数，而且他们都只是在‘玩’了，只有郑老师，还在为乐团的明天奋斗，她所做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因为没有人的胆子比她更大。”
鲍元恺上台表示，自己很幸运，从还是中学生起，就可以见证郑老师的音乐人生，而她“春兰秋菊不同时”，一生总在不断变换角色，很了不起。
乐迷代表江女士更是激动地感谢郑小瑛为厦门人带来了厦门爱乐乐团，带来了源源不断的音乐。
郑小瑛上台对大家表示感谢，并幽默地说，“我再干几年呢？5年？10年？18年？算了，整数吧，20年！”现场立刻响起了尽在不言中却流淌着感动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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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西方乐器奏出中国人的感情
郑小瑛谈鲍元恺和他的《炎黄风情》
《炎黄风情》我接触它的时候，还是几首室内乐作品，主要是弦乐作品。
在90年代初的时候，也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港台流行音乐拥入大陆，那时候，刚刚从文革中摆脱出来的这些青年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做经典的音乐，他们以为港台音乐就是现代化，就是我们应该追求的唯一。在那种情况下，北京的一些女性音乐家组织起来一个志愿者的室内乐团，我们叫它“爱乐女”，这些人都是北京各专业团体的业务骨干，或者是音乐学院的老师，他们不计报酬的走到了一起，用业余的时间为年轻人演出，我们把音乐送到大学里，目的是为了告诉孩子们，除了流行音乐，这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优美的、经典的、传世的音乐，我们这是一个志愿者的活动，所有参加这个乐队的音乐家们，都是满怀着一种对年轻一代进行音乐教育的使命感，所以他们能够做到不计报酬，很辛苦，有时连吃饭也只是一些冷饭，有时候时间太晚，在雪地里等车，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希望有些作品能够带给年轻人，而里面除了一些中外作曲家的优秀经典的作品外，我们又很想介绍一些中国的民歌，因为音乐教育中断了十多年，这些年轻人也不知道中国的民歌是怎么回事了，那么我们就找到了鲍元恺的这几首乐曲，我们非常高兴，因为他保留了非常清新的泥土的风味，但又不是简单的民歌演奏，而是经过了改编，赋予它更深刻的内容。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歌在世界上来讲，是一个最大的宝库，因为国土辽阔，有五十六个民族，有许许多多不同地方的方言，就可能产生不同旋律的民歌，而作曲家在这些民歌的基础上改编、发展，就可以让人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了解这些民歌的内涵，虽然在演奏时，它没有歌词，但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带有思考的、想象的来欣赏他的音乐。所以，我们发现鲍元恺这些乐曲时，如获至宝，我们基本上把它都演奏了。这些作品里，有非常抒情的江浙民歌，有非常高亢的陕北、河北的民歌，也有诙谐的像《夫妻逗趣》那样的民歌，《夫妻逗趣》中有民族乐器小锣，因为我们是个弦乐队，也没有打击乐，弦乐队加一个长笛，一个钢琴，人手不够，我就一边指挥一边拿着小锣敲，把观众吓了一跳，说从来没有见过指挥还兼打小锣的，但是大家演奏的非常开心，这些乐曲带到同学中间去，受到热烈欢迎。
鲍元恺的这些作品作为我们乐队的保留曲目，不管走到哪都带上它，92年我们到欧洲访问演出的时候，也把它带了出去，后来才知道鲍元恺把它编成了管弦乐曲，通过他给我的消息，我就知道他的《炎黄风情》恐怕是在世界上演出最多的中国乐曲，而且演出的地域恐怕也是最广的。有一次，他告诉我：“郑老师，你知道吗？就在这个月，就在这几天，我的〈炎黄风情〉同时在五大洲奏响。这可是一个了不得的盛况啊，我想作为作曲家，一定感到特别的幸福，我也很为他高兴。
在音乐界，总有不同的流派，关于作品有不同的观点，有的人非常喜欢这样很朴素的，但是又比较精致的，能够保持民歌基本特点的一种作曲手法，特别喜欢，包括我。但有些人可能觉得这样的做法略显肤浅，没有更多的发展，突破性不够，但是不管怎么样，在指挥家的节目单上，总有这些作品，包括我国最大、最高级别的乐团像中央乐团、中国爱乐，他们的节目单上也经常会有这几首乐曲，这说明不管理论家怎么说，听众愿意听，指挥家愿意演，这就是好作品。
92年“爱乐女”把《炎黄风情》带到欧洲去，发现欧洲人对中国非常不了解，他们以为中国没有象样的作品，因为他们知道的中国的艺术要么是杂技，要么是京剧，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在德国柏林的世界文化中心演出时，刚开始观众用比较冷淡的态度来等待我们的出场，但当我们第一首一奏响，哇！他们马上就兴奋起来，几乎我们的每一首曲子他们就站起来鼓掌，因为我们离他们的想象太远了，令他们意外的不仅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作品，还有我们的演奏水平。他们说，原来这个乐队，这些音乐家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我们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演出时，当时有一个电视台的评论家很热情地对我讲，明天上午给我们安排了特别节目，希望我们能演一首西方作品，当时我就有点不大高兴，觉得这个西方人怎么这么居高临下，我说我的乐队擅长演中国作品，他说他们的兴趣在于中国人怎么演奏西方作品，我就觉得和他没什么好交谈的了。第二天，我们演完德沃夏克又演奏了中国自己的作品，也包括《炎黄风情》，像《走西口》那样的作品，西方的小提琴奏出了中国人的感情，把他们给震住了。所以，我们走到哪都会演几首《炎黄风情》。我想《炎黄风情》确实是世界上演出最多的中国作品。
鲍元恺在交响乐民族化这条路上，一直很认真、很执着的走了那么多年，而且这么多产，这点是让我意外的。我是通过作品了解鲍元恺的，而且不止是这部作品，后来他应邀到台湾去讲学采风，又写了《台湾音画》，他的作品都有一个特点，就是立足于中华民族的根本，立足于我国这块非常肥沃的，有几千年音乐文化传承的土壤，从这里吸取营养，所以他的作品得到人们的喜爱。
最近厦门爱乐乐团在台湾演出时，作为返场曲目，我们演奏了两首鲍元恺的作品，一首是《阿里山的姑娘》，一首是《鹿港庙会》，这都是以他多次访台得到的灵感改编和写作的。当我们刚报完《阿里山的姑娘》，观众就高兴的不得了，台上台下都跟着一起唱。《鹿港庙会》我们虽然不大熟悉，但是那两岸共同的歌仔戏的旋律和节奏，让台湾人非常兴奋，台上台下都摇着身子跟着节奏，拍手哼哼，那种音乐唤起的民族之间的共鸣是非常感人的，这就是音乐的力量啊。我想，如果离人们的情感比较远，技术再高也达不到这样的艺术效果的。
郑小瑛鲍元恺黄安伦在厦门 2010年5月21日
张馨月摄影
鲍元恺在“爱乐女20周年”音乐会上我的即席讲话：
刚才，在开演前，在前厅，我拿到了一本杂志，其中有一篇关于我的文章，上面有两张照片，一张是十几年前我和“爱乐女”各位姐妹在北京音乐厅的合影——那是“爱乐女”被迫宣布解散时候的纪念。另一张照片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郑老师到天津指挥演出歌剧《茶花女》时候我和她的合影。
刚才在后台，给一位朋友看这个杂志，朋友说：呀！你这么早就认识郑老师啊！
其实，我认识郑老师，比这可早多了！已经超过50年了——我13岁的时候，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红领巾乐团吹长笛，红领巾乐团就是现在的中国少年交响乐团，就是陈冰现在指挥的那个乐团。那时郑老师是我们乐团的首任指挥。后来，她出国留学，离开了我们乐团——那年，她三十岁。
后来，她回国后，为中国的交响乐事业，为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为中国的歌剧事业做出了人所共知的突出的贡献。
在60岁的时候，她创建了这个“爱乐女”，70岁的时候，创建了“厦门爱乐乐团”。现在，她80岁了，又有什么新想法呢？今天，她向我说出了他的宏伟计划。
不过，暂时保密。
谢谢大家！
2009年7月3日 厦门市老年活动中心 音乐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