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秋天，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第四个年头。日本侵略者对大后方的轰炸日益疯狂，昆明频频响起警报，同济大学师生再次面临无处安身的绝境。这所从上海吴淞一路西迁、已经“六易校址”的著名大学，急需一个既安全又能容纳数千师生的落脚点。于是，一封16个字的电报，改变了李庄——也改变了整个中国抗战文化的命运。

为什么是李庄，而不是其他地方？

首先，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安全又便利。
李庄位于四川宜宾东郊、长江南岸19公里处，是个“在地图上几乎找不到的小镇”。它藏在长江一个温柔的弯道里，四周丘陵环抱，日本军事地图上根本没有标注，敌机很难精准轰炸。相比重庆（陪都，空袭不断）、成都（人口密集）、昆明（前线太近），李庄既深藏大后方，又紧靠长江黄金水道。从昆明或重庆坐船，顺流而下即可抵达，运书、运仪器、运人员都极为方便。当时许多地方虽有心接纳，却因交通不便或地势险峻被放弃，而李庄“水陆门户”的优势一目了然。

其次，当地士绅的主动邀请，是最关键的“人”因素。
同济大学委托校友、中元造纸厂厂长钱子宁在宜宾一带寻找校址。南溪县政府听说后直接拒绝——担心“下江人”（长江下游来的人）太多，会改变本地风俗、抬高物价、扰乱生活。消息传到李庄，国民党李庄区党部书记罗南陔（1885-1950）立刻行动起来。1940年8月，他在家（羊街8号）召集区长张官周、镇长杨君惠、宛玉亭、范伯楷、杨明武、邓云陔等32位乡绅开会。

起初也有人顾虑：小镇只有3000多人，突然涌进上万人，怎么养活？但罗南陔一锤定音：“国家危难，文教机构一定要保住！同济迁来，对李庄更是千载难逢的机遇，能让孩子们见到真正的大学，能让小镇走向全国。”大家最终达成共识：欢迎！

罗南陔亲笔起草了那封著名的16字电报：“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
随后又写了多封详细函件，从李庄的历史（1400多年古镇）、地理（长江边肥沃平原）、交通（水运便利）、物产（米粮充足）、民俗（民风淳朴）等方面，郑重介绍给同济大学、国民政府行政院和教育部。南溪县政府也转而支持。这份真诚与大气，让同济大学立刻派出理学院院长王葆仁、事务主任周召南前来考察。1940年底至1941年初，同济大学第六次迁校完成，校本部设禹王宫，工学院在东岳庙，理学院在南华宫，医学院在祖师殿……李庄的“九宫十八庙”和乡绅私宅，全部腾出来给师生使用。

第三，条件虽简陋，却能真正安放一张书桌。
李庄虽小，却有大量明清古建筑：祠堂、庙宇、大院，稍加修葺就能上课、做实验、住人。物价低廉，粮食充足，长江里鱼虾丰富，乡民还主动让出好田好地。相比其他大城市，这里没有轰炸、没有物价飞涨的恐慌，真正做到了“一切需要，地方供给”。

第四，示范效应让李庄成为“文化磁铁”。
同济大学先到，立刻吸引了更多机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等，纷纷辗转而来。1941年后，李庄人口从3000猛增到1.2万以上，大师云集（傅斯年、李济、梁思成、林徽因、童第周……），与重庆沙坪坝、昆明、成都并称抗战“四大文化中心”。李庄从默默无闻的小镇，一跃成为守护中华文脉的圣地。

最打动人的，还是那份民族大义。
罗南陔等乡绅并非富豪，他们自己也勒紧裤带，把最好的房子腾出来，把粮食省下来，甚至把女儿嫁给“下江”学者（罗南陔之女罗筱渠嫁给逯钦立）。他们说：“国家亡了，文化不能亡。”这份“地方供给”的承诺，一守就是六年，直到1946年抗战胜利，学者们含泪告别。

今天走在李庄青石板路上，看见东岳庙、祖师殿、板栗坳旧址，仍能感受到那股滚烫的温度。李庄被选择，不是因为它最大、最富、最有名，而是因为在最黑暗的时刻，它用最朴素的16个字，给了流离的知识分子一个家，也给了中华民族文化一根不灭的火种。

这就是李庄的故事：不是李庄需要西迁的学者，而是西迁的学者需要李庄；而李庄，用最真诚的拥抱，接住了整个民族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