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与友人聊天，谈起了季羡林先生。

我和季先生，算得上近距离接触的见面，只有一次。

那是1997年，我协助张松如（公木）老师主持的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中国诗歌史论》，出版已经两年了。这套九卷本大型学术著作，对中国诗歌发展历程和艺术精神，做了全面深入的研究论述，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在当时那种经济发展还不宽裕、学术出版还很困难的情况下，出版社能够不计成本、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出版这套纯学术性的著作，是难能可贵的。出版社的领导提出，希望到北京学术界去走走、做一点宣传工作。去“走走”，公木老师是同意的，但他也特别交代，可不能搞得“庸俗”了。对这个指示，当然是坚决照办。

  不久，我和时任出版社领导、也是这套著作的责任编辑张兴彦兄，从长春启程，到了北京。第一站，就是来到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去拜望德高望重的季羡林先生。
  记得那天是7月31日。在北大朗润园里，临近一个长满荷花的小湖畔，坐落着一座颇显陈旧的三层（或四层）楼房。季羡林先生的居所，就在一层楼的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里。依今天的印象，那套房子，大约五六十平米吧，显得颇为窄仄。那间书房就更显狭小了，四周堆满了各种书籍。季羡林先生身着白布短袖衬衫，端坐在一张很简朴的木制小书桌前。那书桌横靠在挂着浅蓝色窗帘的窗户旁边，距书房门口，也不过几步距离。桌上摆放着一摞摞各类杂志信函之类。在他身后，排列着几个木制书架，上面堆放着一函函泛黄的线装书。说是“坐拥书城”，那是毫不夸张的。这座“书城”，虽不免窄仄，且略显几分零乱，却充满了儒雅的书卷气息，让人领略到一种深邃的文化的魅力，心中的敬意油然而生。         

见我们来访，季羡林先生忙站起身来，亲切地握手欢迎。他的态度和蔼平易，说起话来却是高亢爽朗，带着浓浓的山东腔。已是八十五岁的人了，宽长的脸上却泛着红光，没有多少皱纹，依然显得精神矍铄，双眼炯炯有神，自然流露出阅尽沧桑的淡定和果决，眉宇间洋溢着一种令人叹服的智慧的力量。        

“公木先生是我的师兄。”季羡林先生开腔便说。我想，这应是客气话。公木是河北辛集（今属石家庄）人，1910年生。季羡林是山东聊城人，1911年生。20世纪30年代初，他们曾同在北京求学。但公木入读的是北京师大，季羡林入读的是清华大学，两人并不在同一所学校，那时相熟与否，我不清楚。但他们都是毕生从事文学事业和教育事业，并且拥有一些共同的挚交好友（如臧克家等），还同在改革开放初期，担任过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的领导职务（季羡林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公木曾任吉林大学副校长），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带着北方人的豪爽质朴的稟性，惺惺相惜，原也是很自然的。     

我们简要地报告了这套《中国诗歌史论》的研究撰写情况，以及编辑出版过程。“这套书我看了，写得很好！”季羡林先生挥着手，很爽快地说。他还谈了一些具体的感受和看法。我们知道，他不仅是研究东方语言文化的大家，对中国古代文化也有精深的研究，特别是几十年来一直保持着对中国文学的浓厚兴趣，并且上承陈寅恪先生的研究理路，写过多篇中印比较文学方面的论文，精见迭出，影响很大。他的高度肯定，当然不仅仅出于个人情谊之私，而更主要的、或者说从根本上，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学术公断。虽然这套著作出版后，各方面的学术反响颇佳，但当面听到季先生说出这些话，给予这样高度的肯定，还是让我很受鼓舞，心里感到很温暖。
  后来，又谈到当前学术的态势和发展，以及出版事业的情况，季羡林先生也表达了一些启人深思的见解。总的感觉是，他对中国学术的发展，是很有信心的。
  引导我们前去拜访的，是季羡林先生的弟子、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刘安武先生。刘先生学富五车，早已是海內外闻名的东方文学专家了。但在老师面前，这位年已五十多岁的知名学者，却依然恭敬执弟子礼，忙前忙后，引路让座，还帮我们拍照留念，让我在颇感不安的同时，更切身感受到，这正是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中尊师重道传统的一个真实而生动的体现，在心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看到刘安武教授熟练地操作照相机，给我们拍照留影，季羡林先生用满是慈爱、又带几分幽默的口吻，逗了一句：“安武啊，你还会弄这个？”此言一出，大家都笑了。将近二十年时光过去了。这些年里，每当想起季羡林先生，我都会在脑海里想起这句风趣的话，想起他们师生之间的深深情谊。
  拍照时，季先生想站起身来，和我并肩而立。我连忙请他继续坐好，以免忽站忽坐，过于劳累。这帧和季先生的彩照合影，后来一直珍藏在我的影集里。
  我和季羡林先生的晤谈式的见面，仅此一回。但他的书，我却读了不少。当然，对于他的专业性的梵学、东方学著作，因为专业所限，我是望而却步的（少数几篇比较文学论文例外）。早些年，读过他的许多序跋散论，内容广博，难以尽述了。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他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论。
  他的根本观点是，21世纪必将是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东方文化取代西方文化的世纪。在这篇文章中，他郑重宣布：“我的想法是，西方形而上学的分析已经快走到穷途末路了，它的对立面东方的寻求整体的综合，必将取而代之。这是一部人类文化发展史给我的启迪。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也将随之衰微，代之而起的是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这种取代在21世纪中就将看出分晓，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又说：“东方文化是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
  须知，他提出这种观点，是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时，中国改革开放正处于攻坚期，矛盾积累不少，问题尚未解决。中国的经济总量（GDP），还仅排在全球第10名前后，人均GDP更是远落在后边。那时候，追赶西方发达国家尚且不及，何来“取而代之”？季氏此论，难免让人感到论证不足，在一些年轻学者那里，更是引起了不少疑问。如今，二三十年过去了，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GDP总量已经雄踞世界第二位，综合国力全面提升。对西方“取而代之”，当然还谈不到；但与西方“并驾齐驱”，却日渐成为现实。当然，超常规的快速发展，也难免付出一些高昂的代价，亟待加以纠正提高。但发展的成果本身，和广大人民对成果的分享，毕竟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已成为世界性的共识。站在此时此刻，回过头来，反思季羡林这位世纪老人的天才预言，只要不是心存偏见，都不能不惊叹其眼光之敏锐、见识之卓绝。
  昔日孔子有言：“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在我看来，一个仁者的胸怀，可以包容宇宙；一个智者的眼光，可以穿透时空。夫季羡林者，其智者欤？
  后来又陆续读到他的一些散文集，如《天竺心影》、《留德十年》、《牛棚杂忆》、《我的先生朋友们》等等。这些作品，多为写人叙事之作，文笔直白，如话家常，既无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布局，也无摇曳多姿的语句文釆，简单说来，就是没有刻意为之的文艺腔。少年读此，或不解浪漫想象、奇妙文思之渴。中年以后，阅世渐深，每读此等文字，常能感受到一种世事洞明的了悟和通达。另外，他的散文，不求情致之韵、文字之奇，不做情感的渲染、文釆的呈现，却很注重通过细致准确的叙写，达到一种朴素的真实。又由于他经历的丰富、见识的深邃，每于写人叙事之时，都能提供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和特征，虽然着墨不多，却能抓住本质，一语道破，给人以真实的感受和理性的力量。
  钟敬文曾如此评价季羡林的散文：“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并以诗赞之：“我爱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话家常。”对这些评价，我是很赞同的。
  在我曾工作过的深圳大学，有一些来自北京大学的学者。其中，与季羡林过从最密的，当属他的学生、印度文学专家郁龙余教授。郁龙余曾任文学院院长。后来我也曾任此职，所以他算是我的前任的前任（中间隔着吴予敏教授）。    
  有一次，郁龙余前去北大，给季羡林做学术访谈，提到“您作为当代最著名的学者之一”，季羡林回话说：“不要说著名不著名，咱们有事说事。”这段对话，很富于“现场感”。这不是故作谦虚，而是真实表现了季羡林直率坦诚的性格，和他对学术事业的冷静判断。他晚年发表文章，请辞“三顶帽子”，特别是“国学大师”的帽子，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有感而发。这既是为了消弭学术浮躁之风，也是实事求是的自我评价。
  应该说，在东方学的研究领域，季羡林的学术成就是空前的，他的影响也是国际性的，称作“大师”,并不为过。但在“国学”方面，他固然也有精湛的造诣和广博的学识，并提出了许多独到精审之见，但毕竟没有在某些重要的专业领域，形成系统性的开拓和贡献。所以，称作“大家”则可，不称“大师”也罢。一位德高望重的学术前辈，在学术界、社会和国家由衷的尊崇面前，能够保持如此清醒的自知之明，做出恰如其分的自我评价，其垂范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而他关于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方文化的远见卓识，则已远超出纯学术的范围，非“大师”之名所能涵盖，必将产生出长久的历史影响和精神力量。
  郁龙余曾经在季羡林指导下，撰著《梵典与华章》，探讨印度作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2006年，“梵典与华章”被确定为中印友好年的主题。由此可见，人类文化如薪火相传，既可以超越空间而传播，也可以超过时间而传承。郁龙余教授曾将这部书恵赠给我。他很客气，在扉页题写：“郭杰教授：惠赠《中国文学史话》使我受益良多。今有新作《梵典与华章》，是我与深大诸学子的集体作业，敬请雅鉴。郁龙余赠于二〇〇四年十月二日。”
  他对我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文学史话》有所谬奖，自不敢当。而他惠赠的这部《梵典与华章》，则被我一直珍藏着，每每翻阅，常有收获。
                         

                   （原载《南方都市报》2017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