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管理系行政管理研究所第十六次seminar

时间：2014年6月6日  14:00-16:30

主持人：王诗宗博士

演讲人：徐力博士“网络舆情在政策变迁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基于间断与平衡模型的分析”

评论人：王诗宗博士

参与人：浙江大学政府管理系教师，学院与政府管理、公共政策领域相关的博士后及硕士、博士研究生。

徐力博士做了题为“网络舆情在政策变迁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基于间断与平衡模型的分析”的主题报告。随着现代社会公共问题和矛盾层出不穷，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各国公共管理部门亟需优先取舍议题并且不断调试政策以适应现实更迭。在经历改革开放后，我国公共政策内容与结构也出现了重大变迁。而网络舆情在公共政策变迁中的作用更是成为探讨政策变迁动因的重要关注点。目前对网络舆情与政策变迁的专门研究较少。大多数学者是从网络舆情影响公共政策入手，进行理论层面宽泛的评论；或是把网络归入大众媒介，讨论对政策过程的影响。因此徐力博士的研究旨在运用适当的模型和理论，基于当下中国整个政策环境、社会发展态势进行调适，对网络舆情与政策变迁进行综合解释和研究分析。从网络舆情的相关非线性理论出发，他们探讨了政策变迁与间断-平衡理论模型，并发现了该模型与网络舆情的内在契合性。理论推导可知政策间断与平衡的过程是政策图景和场域的变换互动，因此网络舆情的作用机制产生于这两个因素的分析框架内。以此为基础，徐力博士的研究从网络舆情在政策图景变化阶段、政策场域变换阶段和政策变迁三个层面剖析网络舆情的作用机制。借助“孙志刚”案件，她们进一步探讨了网络舆情在收容遣送这一具体政策变迁中所发挥的作用，同时也提出若干应用局限性和优化应用效果的合理建议。最后，徐博士提出若干后续研究的困惑：其一如果没有网络媒体，政策变迁是否还能用间断-平衡理论解释？其二网络舆情的作用机制在什么情况下成立？其三网络舆情改变政策的机制是否可以解释我国大多数政策的变迁过程？

王诗宗博士对徐力博士的研究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点评。他指出政策科学一直处在“有没有属于政策科学的理论”的争论之中。一般政策分析都借用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的理论，而政策科学必须有自己的理论。罗伯特·达尔曾经就通过寻找机制构建多元主义理论。国内从事公共政策研究和教学的人员却极少做这部分工作，短篇的有毛寿龙早年介绍琼斯和萨瓦迪尔的工作的短文，规模较大的有薛澜主持的有关政策科学的翻译工作。包括毛寿龙和薛澜在内的学者都曾提出产自西方的种种模型能否适用于中国。

罗伯特·金·默顿说“规律是普遍的，所以科学具有一种普遍主义特征”。他赞同徐力老师此处使用的是机制而非规律概念。正如生物学里极少提及law，更多是mechanism。生物学的law与物理学和化学中的law并无二致，但是仅有物理学和化学的规律（law）却没有办法描述生物的遗传现象的全景，因此需要桥梁，又唤作“机械传导作用”。我们可以毫不怀疑机制本身具有普遍性，当有人质疑机制不能适用时，往往是外在条件抑制机制作用的发挥。如人是一种动物，绝大多数情况下温文尔雅，但在极端情况下，人吃人是可能存在的。而在正常社会中这些机制被遏制了，却不能因此说生物机制已经不适用了。

当然普遍性是有限度的，即存在适用性边界。阅读徐力老师的研究成果让我们思考其讲述的是何种类型的变迁，地方还是全国，突变还是渐变？显然她的研究无论用普利高津还是间断-平衡模型，强调的都是突变，但却是不能因此说没有渐变。而且渐变能否用这里的机制解释，这是可以完全直说的。或者说对这种突变或具备突变条件的情况能否完全解释？孙志刚事件解释了间断现象的发生，而这种间断现象在其他事件中并不一定会发生。这里的机制完全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发生。当然，无论发生或不发生，这里的机制都是包含的，不发生未必是坏事，相反能够验证机制的通则性。

就文章所存在问题而言，王诗宗博士认为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

其一、普利高津的系统哲学被社会科学界广泛认同。60年代中期，哈耶克在叙述自生自发制度时，曾大量引用普利高津的观点。但哈耶克是思想家，并不注重实证，相反是建构话语，一说即成。后来布莱恩·阿瑟等人也以此建构数学模型作为指导思想来解释渔业经济学的问题。徐力博士使用普利高津的这套话语本身没什么错误，但在成文时应当力图避免明显使用这些话语，因为会被质疑是否严密。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在应用时重新建模，建立应用模型，而不必要专门作为理论依据。同时普利高津的理论能对研究起多少解释、支撑作用，也是一个疑问。在王博士看来普利高津的理论能够帮助完成舆情产生、爆发的过程的解释，因为那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是种种偶然因素自然发生的过程，不需要外部干预和控制；而政策变迁事实上进入另外一个阶段，如果全程引用普利高津的理论，可能并不妥当。

其二，徐力博士的核心模型本质上来自间断-均衡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做了合理延展。但对于其在布置了诸多政策变迁的模型后独独使用这个模型的理由欠缺必要的交代。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多源流的视角，即阐述事物在什么条件下会发生（如政治流、政策流情况下的不同变化）。相比于此，间断-均衡模型着重于过程描述，而且这里又特别强调间断，故而适用这一类现象的解释

其三、论文中的价值性判断是否必要，比如有关它具有盲目性、网络暴力等的叙述。在中国语境下不是要探讨舆情本身的性质，而是不管其好坏，他的整个作用机制是什么。事实上是有网络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国外也有类似的事物，西人大多将其视为司空见惯的生活方式(style of life)。所以运用模型针对中国问题展开讨论时，有必要就某些重点加以突出。

其四、对文章的结构安排而言，1万字左右正文介绍篇幅很大，但确实是必要的。更合适的作法应当是通过前面的综述较早地提出机制，以合理地压缩空间。更多的笔墨可以放在案例探讨上，而且应该不止一个案例。通过采用编码等方式在提出机制后去验证其有效性，这一块不但不能减，还应该增加。

除此以外，其他与会人员也各抒己见。胡税根教授认为徐力博士的研究针对网络舆情对政策变迁影响，但是实际叙述似乎并没有聚焦在此，一定程度上还偏离了这个主题，所以需要在研究内容、研究依据等方面适当调整。许法根博士则指出前边提到很多学科，比如新闻传播学，但是这些在后续没有详细阐述，不尽合理；同时举了孙志刚的案例来说明网络舆情，其时效性似乎欠佳。陈丽君教授则主张不管什么研究一般都是选择一个理论视角，尔后从头至尾以此为分析依据；而且就当前的大标题来说还是采用多案例方法比较好，以此充分反映网络舆情的影响。

高翔博士就徐力博士报告最后提出的“网络舆情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发表观点。她认为如果先不将探讨的话题聚焦于政策变迁过程，而是让其先进入政策议程，比如网络舆情的作用在于使原本不受关注的政策进入到我们要不要去改变的议程，至于成或不成可能受制于很多其他因素。这样就可以通过观察哪些舆情可以使得焦点项目进入政策议程，然后再讨论什么样的因素可以使其更成功变迁。

（行政管理研究所 郦水清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