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日，我节录了方舟子发表在《新语丝》上的《历史第一课》。其中提到美国的小学生第一次上历史课时，教材的第一课内容就培养学生对历史材料真伪的注意和判断。其中提到，历史材料有首要来源和次要来源。首要来源指传世的或者考古发掘的实物，比如汉谟拉比法典；次要来源则是人工记录或者整理的材料。教材提醒孩子们思考次要材料的真伪，撰写和记录人员是否存在带偏见的记录等。

我们中国文化所谓的源远流长，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文化未断代，历史纪录是连续完整的。但是，历史记录毕竟是人写的。那么，写作的人有没有出于个人立场的偏见？有没有主观臆断和联想的成分？毕竟绝大多数历史材料都是事后记录而不是现场记录。我们最常见的历史材料整理和编纂方式，是后朝修前朝史。而前朝往往是后朝用武力推翻的政权，要做到完全客观地记录，太难。

其实即便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记录也会有偏差。司马迁的《史记》被视为我国的历史纪录的典范。但是，其中很多内容过于精彩，精彩到读者阅读时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比如“鸿门宴”，人物的心理活动、对话等，都栩栩如生。但是，过于生动的记录，让人怀疑这些材料是不是杜撰？毕竟记录和整理者司马迁并不是事件的亲历者，从鸿门宴的发生，到司马迁的记录，前后隔了差不多100年吧。

今天读了新语丝上的一篇文章《从<道士塔>虚构历史的罪状说起》，作者是孙勇进。其中也说到历史纪录的真实和杜撰问题。相关内容节录如下：

比如，就先以《左传》为例吧，《左传》宣公二年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晋国国君晋灵公荒唐残暴，大臣赵盾屡屡劝谏，灵公不胜其烦，派刺客锄麑去刺杀赵盾，锄麑奉命而往，清晨到了赵府外，却见赵盾卧室门已大开，赵本人已穿上朝服打着瞌睡等待上朝，锄麑不禁怅然感动，叹道：“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最后撞树而死。这一段，并不是个多冷僻的故事，韩先生即使没读过《左传》，这段故事的通俗版也应该是见过的，不知韩先生当初看了这段，是否也想到要对《左传》口诛笔伐？因为锄麑撞树而死前的那段叹息是谁听来？有何人旁证？他人何以得知？《左传》却公然书之，照韩先生的逻辑，这不也是大大的昏悖么？

又如，《国语》，《国语·晋语》“骊姬谮申生”条记载了骊姬夜半向晋献公进谗言暗害太子申生的对话，写骊姬如何步步进逼，离间献公父子骨肉，可谓曲尽其妙，但此中种种属吹枕边风且事涉机密，《国语》又何所据而写得如在耳畔详尽生动呢？

《史记》中这样的例子也不少，如《伯夷列传》中伯夷、叔齐于深山中饿死前所做之歌，是何人听得？又如《项羽本纪》中写垓下之围时项羽对虞姬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这一著名段落，清人周亮工在《尺牍新抄》中评论说：“垓下是何等时？……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

再举一洋史著为例：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以“实录”著称，但作者自己也承认，其中记载的有些演说辞是他使演说者说出的他认为“每个场合所要求他们说出的话语”，也就是说，是虚构出来的。

因此可以说这一类揣想虚构，在史著中实在是少不了的，史著中每每要写到距其时几十年乃至数百年人物的对话、神情、乃至心理活动，那时又没有录音、录象设备，书中那些生动的记述又是从哪来的呢？答案其实很简单，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已说得清清楚楚：

“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相通。”

看来，阅读历史材料，还真是需要好好斟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