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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以前工作过的学校担任图书馆副教授期间,有一次机会代表图书馆与几位同事一同赴中国,谈论项目合作。每个学院和图书馆各派了一位教师代表,而我被Provost选中作为图书馆的代表。此次代表团一共五人,其中两位同事出生在中国,后来留学美国。我们两位自然都能讲中文,因此自愿承担了翻译工作。然而,在这次出访过程中,我们遇到了文化差异以及职场角色认同的问题,这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了跨文化交流中所面临的挑战。
刚到中国时,我便发现接待方把我们团体中的三位外籍教授当作“洋大人”,而我们两位中国出生的教授则被当做配角和翻译。这种情况让我和另一位同事感到非常不舒服,尤其是考虑到这三位外籍教授都是第一次来中国,对中国文化几乎不了解。第一天,我主动担任了翻译工作,帮忙传递与中国同行的交流内容。可是,当我们参观某个艺术品时,接待方提到其价值为百万人民币时,我便将这个数字简化为“百万人民币”,并没有详细翻译每一个数字和细节。
其中一位外籍教授不满意我的翻译方式,明确表示希望我翻译每一个字。听到这个要求,我的内心产生了强烈的反应,不禁火冒三丈。于是,我毫不客气地回应:“如果你想要逐字翻译,可以自己出钱请翻译,我的职责仅是代表图书馆出访,而翻译纯粹是自愿的,且并没有额外的薪水。你是副教授我也是副教授,况且你也不是我的老板!”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在跨文化交流中,职场角色的认同与自我界限的捍卫是多么重要。在美国,助理教授以上都是董事会聘任,馆长院长才是各个学院的教授们的名义老板。系主任都不是。
第二天,我选择了不再担任翻译,而是告诉团队我喉咙痛,让另一位中国出生的L教授代替我进行翻译。在随后的行程中,代表团来到了上海,而在上海的那一天并没有工作内容,纯粹是观光。由于我们并不需要参加工作会议,我和L教授选择了自行找住宿,自己承担费用,而不再依赖团队的安排。在美国,出差时如果住宿费用不超过学校标准,我们总是自己安排住宿并报销相关费用,而在中国出差,住宿的标准是每天200美元,伙食则为100美元。于是,我和L教授选择了自己在上海的旅馆住下,留给那三位外籍教授自己去安排住宿和观光。
这次经历让我深刻意识到,人是需要有尊严的,尤其在面对文化差异和职场角色冲突时。我的反应虽然直接,但也是为了维护自我的合理界限和尊严。在跨国合作中,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沟通和角色认同往往会带来不同的期待和压力。而作为一个跨文化背景的成员,我深知自己的角色和责任,同时也意识到职场中自我保护和界限设定的重要性。
这段经历让我重新思考了在跨文化交流中的平衡。职场中的文化差异、沟通方式以及角色认同的不同,常常会让我们感到不适。然而,正是这种不适,促使我们反思和改进自己在团队中的定位和交流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仅学习到如何在面对挑战时保持冷静和理性,更明白了在合作中如何确保尊重彼此的文化和价值观,避免角色错位和不必要的冲突。
在跨文化的环境中,我们需要保持灵活性和宽容,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尊重彼此的文化差异,理解并尊重每个人的角色和贡献。尤其在团队合作中,明确的角色分工、合理的预期管理以及对他人文化背景的尊重,是推动合作成功的关键。
这次与同事们赴中国的经历,不仅是一次专业交流的机会,也让我对跨文化合作有了更深的理解。通过这一经历,我认识到在国际合作中,文化差异和职场角色的认同问题是不可忽视的。保持自我尊严,明确沟通界限,尊重不同文化,是每个国际合作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我们每个人在团队中都有独特的价值,如何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以尊重和理解为基础开展合作,始终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后记:回国后没有一位洋教授提起这个事情。另外两个洋教授偶尔碰到还很热情,其中一位还保持了多年的友谊。那位挑剔的半年后辞职去了其他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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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4-12-2 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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