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上个月，我的又一篇顶刊论文终于见刊了（《行为与脑科学》，多年来这个期刊的影响因子一直在10以上，前年曾达到最高29.3，文章链接：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ocial factors and biological factors: supplementary reflections on the two-tiered life history model |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 Cambridge Core）。我的这篇文章的核心内容是对一篇目标论文所提出的有关人类生活史策略发展的复杂影响机制的核心框架进行了实质性的拓展，提出了一个三层模型来解释人类社会的演化过程。我的这篇论文的核心内容翻译如下：

文化规范、宗教信仰等社会因素与生物学因素的互动：对2层生活史模型的补充思考

目标论文（The two-tiered life history model: from interrogating assumptions to refining concepts and hypotheses |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 Cambridge Core）通过提出2层生活史模型，整合了能量学和发展假说的洞见，为理解环境条件如何影响人类发展提供了更全面的解释框架。然而，尽管该模型在整合生物学视角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对文化规范、宗教信仰等社会因素如何与生物学因素互动影响生活史策略的讨论仍显不足。这一局限性使得模型在解释某些历史人口现象时力不从心。本文将通过对中国宋代主动绝育现象、宗教信仰对生活史策略的影响以及现代社会中的文化-生物互动的分析，提出对2层模型的扩展建议，并探讨未来研究的方向。

文化因素与生活史策略：中国宋代的案例

宋代(960-1279)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充满矛盾与张力的时期，其社会经济环境呈现出战争频繁与经济繁荣并存的独特局面。这一时期，宋朝不仅要应对内部频繁的农民起义和地方割据势力的挑战，还长期面临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威胁。辽、金和蒙古的轮番入侵构成了持续的外部压力，这些战争不仅直接导致了大量战斗人员的死亡，还通过破坏农业生产、扰乱贸易路线、引发饥荒和疾病传播等间接方式，造成了更为广泛的人口损失。据历史学家的统计，在12世纪金兵入侵期间，北宋都城开封及其周边地区的人口减少了约40%，而13世纪蒙古入侵导致的南宋人口损失更为惨重（Robert Hartwell，1982）。

宋代的经济环境同样充满矛盾。一方面，这一时期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经济最为繁荣的阶段之一，商业革命、城市化进程和技术创新（如活字印刷、火药武器和航海技术的进步）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显著提升。另一方面，财政税收制度对普通家庭构成了沉重负担。宋朝政府为维持庞大的官僚体系、国防开支和岁贡等，建立了复杂而严密的税收体系，包括按人丁征收的丁税、按户征收的财产税、按田亩征收的土地税以及各种徭役和商业税。总的来说，宋代实行的这种将家庭税负与其财产和人口数量直接挂钩的税收政策，使得增加子女数量不仅不能改善家庭经济状况，反而可能加重其财政负担。

因此，在人口统计学特征方面，宋代呈现出高死亡率与主动限制生育并存的反常现象。根据Mark Elvin的研究，宋代中国的人口增长率明显低于前代，尤其是在12-13世纪，尽管农业生产技术和粮食产量有所提高，但人口并未出现预期中的快速增长。李中清（James Lee）和王丰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宋代家庭普遍采取了包括延迟结婚、延长哺乳期、使用避孕草药甚至极端情况下的杀婴等生育限制措施，这些行为与高死亡率环境下预期的"快速生活史策略"（即早婚、多育）形成了鲜明反差，与2层生活史模型的预测相悖：根据该模型，资源压力(第一层)可能导致青春期发育延迟，但环境对死亡率的线索(第二层)应促使个体增加繁殖速度和后代数量。然而，宋代的人口数据显示，即使在高死亡率和资源压力并存的情况下，许多家庭仍选择限制生育(Zhao, 1997)。

这一现象需要引入第三层解释框架—文化制度层。宋代的户籍税收制度使每个登记在册的人口都成为税负来源，因此增加子女数量不仅不能改善家庭经济状况，反而可能加重负担(Hartwell, 1982)。这种制度性压力通过文化适应机制，形成了与生物学预期相反的生育行为模式。具体而言，宋代的税收制度不仅对家庭经济产生了直接影响，还通过社会规范和文化价值观的传递，影响了家庭的生育决策。例如，宋代的社会文化中，家庭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被视为比子女数量更为重要的因素，这种价值观进一步强化了家庭对生育的限制（Wu, 1986）。

宗教信仰与生活史策略

宗教信仰同样可以显著调节生活史策略的表达。研究表明，强调禁欲和延迟满足的宗教传统(如某些基督教派系)能够抑制环境对外源性死亡率线索导致的早期性行为和生育行为(Regnerus, 2007)。相反，某些强调早婚和高生育率的宗教传统则可能放大这些效应(McQuillan, 2004)。这些宗教影响并非简单地被生物学因素所决定，而是形成了独立的调节机制。

例如，某些基督教派系强调禁欲和延迟满足，这种宗教价值观通过社会规范和文化传递，影响了信徒的生育决策。在这些宗教社区中，即使存在高外源性死亡率线索，信徒也可能选择延迟生育，以追求更高的精神目标和社会地位。相反，某些宗教传统强调早婚和高生育率，这种价值观通过社会规范和文化传递，促使信徒在面临高外源性死亡率线索时，选择增加生育速度和后代数量。

现代社会中的文化-生物互动

在现代社会，文化因素对生活史策略的影响更为复杂。研究显示，教育制度、职业机会和社会保障系统等现代制度安排能够显著改变外源性死亡率线索对生育决策的影响(Lawson & Mace, 2011)。例如，即使在高犯罪率社区(高外源性死亡率线索)，良好的教育机会和职业前景仍能促使青少年延迟生育(Wilson & Daly, 1997)。在现代社会中，教育制度和职业机会不仅影响个体的经济状况，还通过社会规范和文化价值观的传递，影响个体的生育决策。例如，良好的教育机会和职业前景可能促使个体延迟生育，以追求更高的教育成就和职业发展。相反，缺乏教育机会和职业前景的个体可能选择早婚和高生育率，以应对经济压力和社会不确定性。

对2层模型的扩展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我建议将Ellis等人的2层模型扩展为3层模型，增加"文化-制度层"作为第三层调节机制。这一层级不仅能够独立影响生活史策略的发展，还能调节第一层(能量学)和第二层(外源性死亡率线索)的效应强度和方向。具体而言，文化-制度层通过社会规范、文化价值观和制度安排，影响个体的生育决策。例如，在某些文化背景下，社会规范和文化价值观可能强调家庭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促使个体选择限制生育。相反，在其他文化背景下，社会规范和文化价值观可能强调早婚和高生育率，促使个体选择增加生育速度和后代数量。

这种扩展模型将更好地解释跨文化背景下的生活史策略差异，特别是那些看似违背生物学预期的现象。同时，它也能为理解现代社会中的生育决策提供更全面的理论框架。

因此，建议未来的研究应更系统地考察文化因素与生物学因素的互动机制，特别是不同文化背景下外源性死亡率线索的解释和反应方式的差异。这将有助于构建更全面、更具解释力的人类生活史理论。

[1]  Hartwell, R. M. (1982). 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2(2), 365-442. DOI:10.1163/EJ.9781905246526.I-676.11

[2]  Elvin, M. (1973).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3]  Lee, J., & Wang, F. (1999). One quarter of humanity: Malthusian mythology and Chinese realities, 1700-2000.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4]  Zhao, Z. (1997). Demographic systems in historic China: Some new findings from recent research. Journal of the Australian Population Association, 14(2), 201-232.

[5]  Wu, S. 1986.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opulation Thoughts [Zhongguo renkou sixiang shigao].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 She.

[6]  Regnerus, M. D. (2007). Forbidden fruit: Sex and religion in the lives of American teenage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7]  McQuillan, K. (2004). When does religion influence fertilit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0(1), 25-56.

[8]  Lawson, D. W., & Mace, R. (2011). Parental investment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human family size.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366(1563), 333-343. doi: 10.1098/rstb.2010.0297.

[9]  Wilson, M., & Daly, M. (1997). Life expectancy, economic inequality, homicide, and reproductive timing in Chicago neighbourhoods. BMJ, 314(7089), 1271-1274.

期刊简介：《行为与脑科学》（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是由哈诺德创立、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双月刊学术期刊，创刊于1978年，是被SCI（SCIE）和SSCI双重收录的TOP期刊，2022年该刊的影响因子为29.3。作为一份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学术期刊，其独特的出版形式被称为“开放同行评论”。该期刊刊登了来自心理学、神经科学、行为生物学或认知科学等各个领域研究人员的具有重大意义且颇具争议的学术论文。该刊每年仅发表十余篇目标文章，每篇文章都会附有10到25篇来自这些学科专家的评论，以及作者对这些评论的回应。《行为与脑科学》（BBS）是一个极其有趣且独特的平台，它促进了行为科学与脑科学领域研究的交流与讨论，推动了各学科之间的相互借鉴与融合——这些研究范围涵盖心理学、神经科学、行为生物学、认知科学、人工智能、语言学和哲学等多学科交叉领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