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应返朴回真，重启实干为先的文化传统”

《南德意志报》2026年4月20日的专栏采访

德国亥姆霍兹联合会主席马丁・凯勒（Martin Keller），曾长期在美国生活工作。重回德国之后，他对眼里的社会深感意外：德国人普遍低估自身优势，而选择一味规避一切风险。

采访记者：伊丽莎白・多斯特（Elisabeth Dostert） 

马丁・凯勒，现年60岁，曾在美国生活了数十年，最后的职务是执掌美国可再生能源国家实验室。自2025年11月起，他接任拥有约 4.8 万名员工与 18 个研究中心的亥姆霍兹联合会主席。比如，于利希研究中心（FZJ）、德国癌症研究中心（DKFZ）及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KIT）均为联合会成员单位。凯勒表示，重返德国对于他而言是一次人生的重大调整。“这边所有的一切都更慢，也更复杂。”而这对德国经济与科研发展意味着什么？在工业领袖齐聚汉诺威工业博览会的前夕，本报记者约请到他，共同谈点内心里的话。

南德意志报：凯勒先生，您在美国生活了三十年。四个多月前，您接任亥姆霍兹联合会主席。您离开美国，是否有受特朗普的新政策的影响？

马丁・凯勒：回德国的决定是在美国大选之前做出的。而面对大选结果，出于对美国同事的责任与忠诚，撒手美国反而让我内心更为纠结。截止 2025年11月，我在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NREL）的主任岗位已经满了十年。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时，我们表现得非常卓越，成果斐然，当时可以是全球最顶级的可再生能源研究机构之一。而现在科研环境日趋恶劣，因特朗普明确不喜欢新能源。这个单位现已改名为落基山国家实验室（Rocky Mountain National Laboratories）。

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汇聚了全球多国科研人员。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部门正严格执行移民管控措施，您所在单位是否得以免受影响？

不。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有不少来自亚洲的员工。一名印度籍同事曾被移民与海关执法部门人员带走。他当时手头证件不齐，因为一些材料卡在无限期工作签证也就是绿卡的途中。他失联半天，无人知其去向。事后他来到我的办公室表示：“马丁，我无法忍受继续这样工作了。” 我与妻子离开美国时，不少人询问我能否带他们一起离开。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也算为德国吸纳全球顶尖科研人才，创造了一个机遇。

您执掌亥姆霍兹联合会已有数月。您是否有时感觉自己扮演了发展中援助服务的角色？

不，不，绝非如此。但这确实是一次巨大调整。德国的环境与美国截然不同。这里所有一切都更慢，太多的流程更繁琐。会议繁多、讨论密集，付诸实施的举措却相对有限。但我们也无需妄自菲薄。我们必须在很多方面进行改善。如果我们不立即着手解决某些问题，德国将面临更大的困难，而且这种困难怕是很快就会显现。

您具体指哪些事情？

德国缺乏开拓进取的精神，立即动手解决某些问题的动力，比如减少官僚主义。我们必须行动起来，必须回归一种“做”的文化。这并不容易。这也正是促使我回到德国的原因之一。德国在诸多方面做得良好，但亦存在亟待改进之处。

德国在哪些方面表现出色？

德国的研究体系具有显著优势。其资助机制着眼于长远，这使得项目规划更具可操作性。可这还远远不够。在德国一切总是太过漫长。美国的科研成果能更快地进行转化，因为研究机构很早就通过公私合作模式与产业界展开合作。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NREL）最近单单从埃克森美孚、壳牌或惠普等企业就筹集了1.7亿美元资金。而且，这还并不是大企业专门订制的委托科研。德国联邦政府的高科技议程也应该借助这种方式予以推进。

美国在哪些领域有特别大的优势？

在人工智能领域。

有一种观点认为，德国科研之所以卓越，是因为不被大企业左右？您认同吗？

科研理应保持独立性。当前存在的风险在于，唐纳德・特朗普政府已叫停对太阳能领域的经费支持。此种情形在德国绝不应该发生，我们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但我们不能拒绝与产业界合作。科学研究由公共财政资助，科研人员有意愿与企业合作，本属应有之义。若有科研人员创办企业，那更是无可厚非的大大好事。科研人员通常拥有很好的创新创意。

初创企业若需大量资金，往往会优先寻求美国投资者或把公司注册到美国

确实如此。这种不自信已直接反映在文字的字面表达里。在德国，用于扶持初创企业的资金被称作“风险资本”。德国在创业精神培育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在美国，创业者创业失败，人们仍然会称赞他有冒险的勇气；；而在德国，创业者若是失败，则往往被他人视为人生污点。

这一话题已被热议了数十年。

的确如此。真正令我对德国感到担忧的，是全社会都在过度追求经济安全。人们普遍不愿承担风险。在完成博士学位后，多数人仅图一份稳定职业，亦不愿迁居异地。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则截然不同，我的子女亦是如此。我的一个女儿为工作从美国迁居德国，我的儿子则在澳大利亚工作。生活中总是试图回避一切风险的思维模式，这怕是让德国很难好得起来。

您打算如何推动改变？

小步快走。对于科研工作而言，稳定的经费支持至关重要。只是我们需要提速发展，要参照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运作模式推进工作。

DARPA那不是美国国防部的科研部门吗？

是的。我们必须筛选出具有高风险的科研领域，划分优先级别，制定清晰的阶段性目标。我们需要用两到三年时间集中力量推动科研界与产业界深度协同。如果项目进展不顺，就必须有勇气放弃该项目，并将资金重新分配。该进时进、不行则退。研究活跃一定要能增强欧洲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德国在哪些领域还保持的优势？

在气候技术领域，德国始终走在全球前列，例如地热能源。我们在电网技术与能源系统构架上也有优势。比如，亥姆霍兹柏林材料与能源研究中心（HZB）研发的新一代转化效率更高的太阳能电池材料，极具市场竞争力。只是特朗普政府对此毫无兴趣。同时，德国也是全球能源供应领域聚变技术的先行者。但我们必须高度警惕，千万要避免重蹈太阳能产业的覆辙——该产业链如今几乎已完全集中于中国，从原材料、硅料、电池到光伏组件的全产业链条都在中国。我们必须防范，连动力电池与电解槽也重蹈覆辙。而这恰好正是特朗普所追求的：在本国势力的范围内建立完整、可控的产业增值链条。

您认同特朗普的理念吗？

我对“美国优先”不以为然。当今世界高度互联，不可能所有事情都由美国来做。这种做法行不通，即使加征惩罚性关税也无济于事。我们必须与那些秉持民主价值观的国家建立伙伴关系。关于供应链安全的讨论是正确的。对于某些产品，例如稀土，需要政府对采购量和价格提供保障。企业需要一段时间内拥有一个稳定的市场。在民主体制下，如果不是所有实体都遵守公平原则，自由市场经济的原理就失效。当一个国家相互全线低价倾销、挤压市场竞争（如太阳能产业过往乱象），公平竞争便无从谈起。我们需要强有力的国际科研与产业伙伴，否则德国将快速陷入对个别国家的深度依赖，这是我们绝不能允许发生的局面。科研是整个产业价值链条的起点龙头。

当前各界广泛讨论数字主权。德国的数字主权实际水平如何？

这需要从头梳理说明。科研人员本就致力于向全世界分享科研成果，以论文、专利等形式公开学术产出，如同艺术家向世人展示作品一般。科研的初心是传递知识、普惠大众，也理所应当向全球公开自主产出的科研数据。此前数十年，全球都遵循这一逻辑运转。

那现在的形势呢？

即使是那些不成功的负面结果，作为测量数据，如今也变得至关重要，因为它们会被纳入新的语言模型中，从而提升人工智能模型的性能。某些国家正通过官方和非官方手段收集所有数据。德国拥有大量经过数十年积累的优质数据集，例如环境数据或材料科学领域的数据。而一个问题随之而来：我们迄今为止把数据集完全公开的作法，是否真是对的？

您本人怎么看？

我认为，我们需要根据数据的具体类型，分类制定公开策略。例如亥姆霍兹联合会掌握着海啸预警系统相关数据，象这类数据必须第一时间无条件全球公开，延误数日发布便会丧失其核心价值。但我们是否该把所有科研领域的全部数据不加区分、即时公开？答案大概率是否定的，这里涉及不容忽视的国家安全考量。人工智能将彻底重塑新材料、新分子的研发范式。融合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的自主实验室，将独立开展实验、输出方案、完成材料合成，这一变革已然到来。我们必须审慎界定：可在何时与哪些主体分享何种数据？

请您具体说明：哪些数据属于绝对不可对外共享？

这无法一概而论，必须根据具体个案审慎评估。但凡涉及关键基础设施、核心底层技术、量子科技、芯片技术等敏感领域的数据，我们必须保持极致审慎，严守安全底线。

当下亟需采取哪些行动？

我们需要搭建人工智能基础底座与核心技术平台，为特定工业领域、材料科学、环境与医药方向，研发专属大语言模型。人工智能将彻底颠覆新药研发等全行业运转逻辑，重塑现有产业格局。特朗普政府在放手推动由科技龙头企业主导的专属人工智能模型开发。可关键问题在于我们还能相信美国人和美国公司吗？我们是否真要出让本国优质数据，用于训练他国的语言模型，尔后再以某种条件达成协议以换取某种使用权限？五年前我或者会毫不犹豫表态：我们别无所择，我们必须与谷歌、亚马逊、微软等超大规模科技企业深度合作。

那现在您怎么想？

我们欧洲必须共同开发自己的AI模型。我们拥有海量的数据。为什么不在德国开发AI呢？这确实至关重要。如果我们不这么做，将来一定会后悔。现在这都成了不用多想的抉择。

美国头部科技巨头是否对欧洲构成威胁？

我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美国人的商业模式最终会是什么样子。我的老同事们总是向我保证，这一切都会是开源的，是会向全体公众开放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会说，我们就和他们合作吧。但我并不确定情况是否会如此。我以前所在的研究所曾与微软和谷歌有过良好的合作。要是几年前你问我，我会说我们无论如何都必须与美国人合作。

现如今什么让您产生了疑虑？

我非常沮丧地，一众美国科技巨头公司竟如此迅速地全面倒向和讨好特朗普政府。我原本以为，这些企业会坚持底线、守住他们几十年一贯标榜的价值理念。这不能不让我们疑虑重重。

这些国际巨头公司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原因很简单：核心只是一个字，“钱”!

“我们没必要在德国躲躲藏藏！”

“为什么德国不做人工智能呢？这真的非常关键！”

马丁・凯勒先生现任亥姆霍兹联合会主席，本人亦有自主创业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