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新一代的爸爸妈妈中，流传着一句刺刀上挂着焦虑鲜血的话：“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句话可以有不同的解读，但大体上就是要努力让孩子在高端社区生活，在高品质的学校上学，学习“高端家庭”孩子应该要学习的内容——总之是不管自己家庭情况如何，最好让自家孩子和有钱有权家的孩子上一样的学，学一样的课程，最好在生活中也打成一遍。

我内心是很反感这种说法的，对于那些缩衣减食就为了买一个学区房或者挤进某个高端社区的行为，也一贯嗤之以鼻。然而，非常遗憾的是，最近Hedefalk和Dribe的工作[1]却证实了“起跑线”对于孩子成长的重要性。

Hedefalk和Dribe主要分析了两个变量对于一个孩子未来发展的影响：一是孩子所在家庭的阶层，二是孩子周围的同龄人所在家庭的阶层[1]。事实上，这个问题并不新颖，三十年前就有研究指出生活区域对孩子成长有影响[2]，最近Chetty等人的研究也暗示“寒门难出贵子”[3][4]。但是，以前的研究也存在若干缺陷，例如很多研究用的样本是出生在某地也在某地学习工作的人，对于因为学习工作离开出生地的人没有追踪，这就导致了明显的抽样误差——特别是对于一些欠发达地区，离开生活地的人往往比留在当地的人发展更好；又如对于邻居社会经济状态（socioeconomic status, SES）的分析，往往选定同一个邮政编码甚至同一个镇区的人，这个范围过于宽泛，会把很多本来没有影响的因素纳入进来，带来所谓的“非确定区域误差”[5]。

Hedefalk和Dribe所用的数据是目前我所知道相关研究中数据质量最高的。他们聚焦于瑞典的一个中型工业港口城市——兰斯克鲁纳（Landskrona），该城市在1949年人口数约为25000，在1960-2010年代，人口数在27000-30000之间。Hedefalk和Dribe使用了该城市所有人口1939年-1967年的人口统计学数据（出生日、婚姻情况、职业情况、收入情况、税收情况、家庭住址等），这个数据又和1968年-2015年瑞典的人口数据库对接上了（利用身份证号），所以知道这些人后面成长的情况。作者基于原来针对该数据研究人员的前期工作，标注了几乎所有人（覆盖98%人口，共约77000人）家庭住址在兰斯克鲁纳城中的具体位置。

在Hedefalk和Dribe的研究中，有三个概念特别重要。（1）社会阶层——每一个被考察小孩的社会阶层（social class）由其父亲的职位决定，其中职位按照HISCLASS标准[6]被分成12个阶层，1-5阶层被认为是高阶层（high class），6和7被认为是中阶层（midclass），8-12阶层被认为是低阶层（low class）。（2）最近邻——一个孩子的最近邻是指和他/她年龄相差不超过1岁，家庭地址最近的k个孩子，其中正文中给出的结果是k=13（见图1），在k较小的时候（不超过25）结果差不多，k太大后关联就消失了，也暗示了非确定区域误差的存在。（3）邻居的社会阶层——根据距离加权后（细节请参考[1]），如果最近邻中高阶层权重超过0.5且低阶层权重不高于0.25，就认为邻居的社会阶层为高阶层；如果最近邻中低阶层权重超过0.5且高阶层权重不高于0.25，就认为邻居的社会阶层为低阶层；其他情况都认为是中阶层。

图1：对象i的13个最近邻示意图。

Hedefalk和Dribe考察了孩子自身家庭的社会阶层和他/她邻居的社会阶层对他/她在40岁之前获得大学学位的可能性的影响，并得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结论：（1）家庭的社会阶层对一个孩子的成长非常重要，平均而言，高阶层、中阶层和低阶层家庭小孩在40岁之前获得大学学位的可能性分别为：25.3%、10.3%和7.7%，差距非常显著；（2）虽然弱于自身家庭社会阶层的影响，但是邻居的社会阶层对于未来能否获得学位影响也非常显著。如图2所示，如果以“低家庭社会阶层+低邻居社会阶层”作为参考，家庭出身和邻居阶层都会提高获得学位的可能性。

除了这两个主要的结论，还有两个作者特别强调的发现。一是这种“起跑线”带来的差异之大让人惊讶，例如我们聚焦图2中14岁女孩那一组对比（图2中第二排中间的图），其中“高家庭社会阶层+高邻居社会阶层”那组孩子在40岁之前获得大学学位的可能性是“低家庭社会阶层+低邻居社会阶层”那组孩子的8.4倍，8.4倍，8.4倍！我重复三遍，让大家好好琢磨一下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作者特别补充说明兰斯克鲁纳是一个规模不大且收入比较平均的城市，Gini系数只有0.27，大家想想在收入差异更大的国家和地区，站在不同起跑线上的孩子，将来所能抵达的终点差别可能更大！二是瑞典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经历了大学教育的快速扩张，获得大学学位的人数和人口比例都显著上升，但是这并没有降低不同家庭阶层和不同邻居阶层孩子们最终获得学位可能性的差异。

图2：不同类型对象获得学位的可能性比上“低家庭社会阶层+低邻居社会阶层”人员获得学位的可能性。其中A和B分别是男生和女生。要注意横坐标并非线性的。

虽然这篇文章的发现我个人情感上比较抵触，但是我希望读者和我都能通过这篇文章更加严肃地面对当前在社会阶层流动性上存在的巨大差异——贫困地区的孩子们咸鱼翻身的机会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小。瑞典的情况已经不容乐观[1]，美国情况也类似[3][4]，中国的情况还不清楚。我认为中国的社会学家和教育学家应该开展类似的纵向数据分析，先搞清楚中国的现实情况，与此同时，我们要想方设法提高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如果我们有办法量化中国社会阶层流动性的大小，特别是分析其和教育的关系，我们也就有办法评估包括精准扶贫在内的各种政策和举措带来的作用。

希望在较近的未来能看到中国更多的“寒门贵子”，在较远的未来，不再看到寒门——至少在教育资源的意义上消除寒门。

参考文献：

[1] F. Hedefalk, M. Dribe, The social context of nearest neighbors shape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regardless of class origin, PNAS 117 (2020) 14918-14925.

[2] S. E. Mayer, C. Jencks, Growing up in poor neighborhoods: How much does it matter? Science 243 (1989) 1441-1445.

[3] R. Chetty, N. Hendren, P. Kline, E. Saez, Where is the land of opportunity? The geography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Q. J. Econ. 129 (2014) 1553-1623.

[4] R. Chetty, N. Hendren, L. F. Katz, The effects of exposure to better neighborhoods on children: New evidence from the moving to opportunity experiment, Am. Econ. Rev. 106 (2016) 855-902.

[5] M. Kwan, The uncertain geographic context problem, Ann. Assoc. Am. Geogr. 102 (2012) 958-968.

[6] M. H. Van Leeuwen, I. Maas, HISCLASS: A Historical International Social Class Scheme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