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惠霖：汉译《基因论》的中国遗传学家

冯永康

（生命科学史研究者）

1926年，国际遗传学大师摩尔根(T.H.Morgan,1866—1945)以果蝇为材料，与他的弟子合作，通过一系列精彩的实验，系统总结了遗传学的研究成果，确立了基因在染色体上的理论，出版了被誉为遗传学上“圣经”——《基因论》。遗传的染色体理论与孟德尔(G.J.Mendel,1822—1884)定律，共同构成了经典遗传学的理论基石。之后，《基因论》能够在中文世界获得生命，主要归功于中国遗传学家卢惠霖。

图1 卢惠霖（1900—1997）

卢惠霖从20世纪40年代初期开始汉译《基因论》，至1959年才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基因论》中译本的问世，也使“基因”一词在中国学术界获得系统性确立与广泛传播。

1 从艰难求学到汉译《基因论》

1900年，卢惠霖出生于湖北天门皂市镇一个笃信基督教的家庭。少年时的他，在汉口博学书院读书，开始接触新式教育。1921年，他就读美国教会办的岳阳湖滨大学时，第一次从显微镜下看到动植物的细胞结构，使他对生命的繁衍与遗传学产生了浓厚兴趣。

1925年，卢惠霖在湖滨大学大学部毕业后，赴美到美国海德堡大学插班就读。1926年秋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动物学系继续深造，选学美国细胞生物学家威尔逊（Edmund Beecher Wilson，1856—1939）讲授的《细胞学》《无脊椎动物学》。与此同时，他还聆听了摩尔根讲授的《遗传学》《实验胚胎学》等课程，对染色体遗传理论有了比较深入地理解。

摩尔根的果蝇实验室，被学生们称为“蝇室”，诞生了现代遗传学最重要的发现。卢惠霖在这里亲历了基因学说从实验走向理论的建构过程——他看到的不仅是果蝇性状的遗传规律，更是一套新理论如何从大量实验中生长出来。这为他日后汉译《基因论》，奠定了他人难以替代的基础。

1928年秋，卢惠霖在完成博士学位的必修课程后，经威尔逊推荐，到冷泉港海洋生物学研究所开展独立的细胞学研究。

在此期间，师从摩尔根的第一个中国弟子陈桢（1894—1957），在从北京师范大学转战到国立中央大学的前夕，曾专门给摩尔根去过一封信，请他推荐一名中国留学生前往北京师范大学任教遗传学课程。摩尔根随即推荐了还在美国学习的卢惠霖。但是，卢惠霖当时已经身患严重的肺结核疾病，正在住院治疗，因而未能赴任。

1929年底，卢惠霖抱病踏上了回国的旅途。这之后，他一直拖着病弱的身躯，先后在湖南岳阳湖滨高级农业学校和长沙雅礼中学担任生物学教师。1935年秋，卢惠霖应聘担任雅礼中学自然科学部主任兼化学教员，同时兼任湘雅医学院比较解剖学副教授。1937年，他在长沙《力报》发表《我们的民族》，表达通过遗传学提升民族体质的决心。

1938年秋，卢惠霖随着湘雅医学院西迁贵阳，在战乱中坚持教学。1940年在沅陵雅礼中学任教期间，他办了一场生物展览会，把显微镜等设备摆出来，一时县城轰动，市民纷纷前来参观——在那个相对闭塞的湘西小城，许多人第一次透过显微镜的镜片，看见了微观的生物世界。

1943年，卢惠霖正式受聘为湘雅医学院教授，任教寄生虫学课程。此时，他有感于国难之际，难以实现自己的“科学救国”梦，想到人已到中年，总应该在学术上能为国家做一点什么。于是，他选用摩尔根的《基因论》1928年增订与修正版，开始了艰难时日的汉译工作。

在《基因论》汉译的过程中，核心术语gene的中译，成为最为关键的问题。陈桢在他的《普通生物学》(1924)和《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生物学》(1933)中，曾经将gene一词，汉译为“因基”(遗传因子的物质基本)；李汝祺(1895—1991)在他缩写的文章中，则译成“因子”。卢惠霖在汉译《基因论》一书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使用“基因”一词。他认为：“基因”含有“基本因子”的意思，与孟德尔的“遗传因子”(factor)一脉相承。很显然，卢惠霖看重的不仅仅是音译的简洁，更是“基因”这个词在遗传单元含义上的延续性。

卢惠霖后来回忆，他深知《基因论》这部书的学术分量，不只是果蝇遗传学实验的总结，而是整个经典遗传学的理论骨架。当时教学环境颠沛流离，学校图书资料匮乏，他只能凭借手边有限的英文版本和读书笔记，逐章逐节地推进。汉译的手写稿还曾在辗转路途中，丢失过一部分，他又跟着凭记忆和残稿重新补译完整。

由于身处战争年代，卢惠霖又是断断续续地在该书的字里行间“反复推敲”，一直到1948年，《基因论》的汉译初稿与校对才勉强完成。

1950年代初期，我国生物学界和农学界因受到苏联李森科主义的严重干扰，中国遗传学处于近乎停滞的状态。卢惠霖汉译的《基因论》，也只能被搁置在一边。

直到1956年8月，为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方针，作为典型范例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顺利召开之后，中国遗传学才开始有了一席之地，中国遗传学家也才有了撰文发表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学术见解之基本权利。

卢惠霖认为：中国人要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就要通过遗传学提倡优生优育。因此年过半百的他，在繁忙的教学之余，再一次投入到20多万字的《基因论》译稿的逐句逐词核查工作中。1959年3月，卢惠霖将汉译的《基因论》校对稿，交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图2 卢惠霖汉译的《基因论》

卢惠霖汉译的摩尔根《基因论》首个中文本的问世，不仅给当时国内的遗传学教学和研究，起到了启蒙和范本的作用；也使“基因”一词第一次通过经典学术著作进入中国，并获得了系统性的确立。

2 从细胞遗传学到医学遗传学

1958—1960年期间，湖南医学院（现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同国内部分高校和科研机构一样，先后掀起了“拔白旗”和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高潮，讨伐“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其声势十分惊人。卢惠霖汉译的《基因论》，成为了学术批判的重点材料。学校个别领导强迫他在500多名对遗传学一无所知的青年学生面前，承认自己的学术观点是“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卢惠霖则坚持认为：“科学问题不能强迫命令。谁能拿出实验证据证明摩尔根遗传学是错误的，我就服输。可是，现在并没有证据证明摩尔根学说是错误的。”

1961年4月，中央文教调查小组来到湖南医学院调查。他们在听取了卢惠霖的申诉后，明确指出这场学术批判“严重违背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原则性错误，并及时对卢惠霖进行了甄别平反。

紧接着，卢惠霖带领几个弟子专门做了一项基础性检验。他们用曼陀罗作砧木、荷色茄作接穗进行嫁接实验，连续三年重复操作，结果证明砧木能影响嫁接中的接穗，但不能将性状遗传给后代。这项实验结果对米丘林学说做了有力的实验性回应，为坚定走摩尔根遗传学道路扫清了思想障碍。

卢惠霖在了解了当时遗传学发展的动向，进行认真思考后，决定结合临床医学开展染色体的研究。他首先在湖南医学院的生物学教研组内，办起了细胞遗传学的学习班，组织并带领青年教师开始了《细胞学》和《遗传学》两门课程的系统学习。他不仅给青年教师讲授孟德尔的豌豆杂交试验，讲授摩尔根的细胞遗传学理论，也介绍分子遗传学和细胞生物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并且从实验室的磨刀技术到石蜡切片，从果蝇的培养方法与杂交试验到对果蝇唾液腺染色体的观察，都进行了系统而严格的训练。

1962年12月，卢惠霖在湖南医学院率先倡导并筹建了医学遗传学研究组，并专门拟订了1963—1972年的10年科研规划，确定了建立细胞遗传学研究室和生化遗传学研究室的计划，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培训专门人才。从1963年起，他们决定运用现有的条件和可以采取的方法，先从调查研究简易的遗传性疾病入手，建立遗传病档案，逐步建立遗传性代谢病实验室与人体组织细胞培养，为稍后大力开展遗传性疾病的研究提供必要条件。

在医学遗传学研究组成立初期，卢惠霖领导的研究团队，曾对长沙市的部分中小学共10091名青少年，进行了色盲发病率大普查，并对其中48名女性患者专门做了家系的调查。1966年，他们将几年的调查结果撰写成《人类遗传疾病色盲的研究——长沙市中、小学色觉调查总结》。在该调查总结中，他们通过对大普查获得的生物统计学数据的分析，证明了色盲遗传病是符合摩尔根所发现的性连锁遗传规律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曾一度中断。1972年恢复工作后，年逾古稀的卢惠霖重新登上讲台，并恢复了教研室主任一职。他开始正式组建遗传学研究团队，不仅继续细胞遗传学的研究工作，并选择医学遗传学作为继续进行研究的新方向。

1972—1973年，卢惠霖带领助手最早从国外引进了染色体观察与分析的G显带技术，并建立了C带、Q带及高分辨染色体G显带技术。他们结合临床医学，先后观察了各种类型的两性畸形16例，并对两性畸形的诊断、鉴别诊断和治疗进行了学术探讨。

经过多年的实验研究，1975年，卢惠霖等人发表《一对鼻咽癌双生兄弟的临床观察和细胞遗传学初步探讨》研究论文。1976年，他们又以中国人G带染色体模式核型图的进一步观察和分析为基础，发表《染色体显带法及其临床应用》的研究论文。1978年，卢惠霖等人在对鼻咽癌淋巴母细胞株的染色体核型进行研究中，发现了一条与鼻咽癌相关的组分明确的标记染色体，并发表《一条与人体鼻咽癌相关的标记染色体及其由来的初步探讨》之研究论文。

1979年，卢惠霖在国内首次开设染色体遗传咨询门诊，并带领研究小组绘制了中国第一个染色体G显带核型图，开始做产前诊断。

是年12月25日至30日，乘着中国遗传学会刚成立不久的大好时机，中国遗传学会人类和医学遗传学第一次论文报告会在湖南长沙举行。作为中国遗传学会副理事长的卢惠霖和他领导的医学遗传研究室，在会上报告了多项研究成果，包括主持编写的长达30万字的《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医学遗传学分卷》。这次会议还突破了禁区，在卢惠霖的大力支持与热心鼓励下，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吴旻，做了“关于优生学”的大会专题报告，提出了在我国开展优生学研究，并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措施。这次会议，标志着优生学研究在我国重新受到重视。之后，优生优育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迅速开展，并组织了大规模的遗传性疾病的调查。

图3 卢惠霖主编的《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医学遗传学》

3 从引进试管婴儿技术到开创人类生殖与生殖工程

1978年，世界首例试管婴儿在英国诞生的消息传来，卢惠霖已年近八旬。他深知，自己在摩尔根实验室打下的遗传学底子，加上1960年代以来在细胞遗传学、医学遗传学上的积累，正是开展人类生殖工程研究的基础。而要把实验室里的染色体研究推进到临床上，卢惠霖指导这需要一个既懂医学、又能长期守在显微镜和手术台边的人。这个人，他选定了自己的女儿卢光琇（1939— ）。

卢光琇早年学医，原本从事外科，人称“湘南一把女刀子”。1978年，当卢惠霖劝其转向人类生殖工程的研究时，受到父亲多年的言传身教和科学精神所感动，卢光琇毅然转行，从此走上人类生殖医学的道路。

此后十余年，父女二人既明确分工，又相互协作。卢惠霖把握方向、研习理论、制定研究路线，卢光琇则在其父亲手把手的指引下，承担临床实践与实验室的具体工作。

1980年，卢惠霖组建了人类生殖工程研究小组，卢光琇是核心成员。1981年，卢惠霖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人类冷冻精子库。1983年，中国首例冷冻精液人工授精婴儿诞生。

1986年，卢惠霖主编的《人类生殖与生殖工程》一书出版，为中国生殖遗传学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在该书中，他首次对人类生殖工程的未来发展作出规划，提出了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研究”到“将辅助生殖技术和遗传工程相结合的研究”，再到“在配子和胚胎水平进行遗传学改造的研究”的“三步走战略。”可以说，卢惠霖确定的这三个阶段的研究规划，覆盖了人类生殖遗传研究的整个脉络，成为卢光琇等人在长达40年艰辛求索中的一座灯塔。

图4 卢惠霖主编的《人类生殖与生殖工程》

1988年6月，中国首例供胚移植管婴儿诞生。1989年，该项研究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卢惠霖晚年常常说，自己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把摩尔根的《基因论》译成中文，让“基因”一词在中国扎根；二是和女儿卢光琇一起，把试管婴儿技术引进中国。

1997年3月18日，卢惠霖因病逝世，享年97岁。他的女儿卢光琇将其生前节省的10万元捐献出来，设立《卢惠霖科研奖励基金》。

从细胞遗传学走向到医学遗传学，再转向人类生殖工程的研究，卢惠霖完成了从遗传学理论的引进，到本土临床应用的学术跨越。在这一跨越的最后一程，是卢惠霖与卢光琇父女两代人的接力与拼搏。

卢惠霖的整个遗传学人生，恰如他那部迟来十年的汉译《基因论》中译本，在经过漫而又长曲折的等待之后，终于让“基因”（gene）一词，在中国民众的心中生根并得以广泛传播。

主要参考文献：

［1］卢惠霖.我的几段经历［M］//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 

    研究委员会.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2］卢光琇.我的父亲卢惠霖［M］//基因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3］刘笑春.卢惠霖纪念文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

［4］刘笑春.探索生命奥秘的人——遗传学家卢惠霖教授［J］.中国科技史杂

     志,1980(3):45.

［5］冯永康.遗传学在中国的初创与曲折变迁.上海教育出版社,2022:29、40、75-78、

     113-114、129、148-149.

（2026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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