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个年代的大学毕业生都是国家分配，虽然工作有所保障，但好单位和差单位之间有天壤之别，因此，毕业分配前的一幕也十分精彩。

    因为大学期间发表了几篇文章（共6篇，在我的学校也前无古人，暂无来者），且兴趣较广甚至不务正业，还在毕业前半年追上了当时的师姐（她已经留校在附属医院内科），我的毕业求职的经历比别人就更曲折和多样化一些。

    翻开当时的日记，我的第一个去向是大连的《医学与哲学》杂志社。1982年11月下旬，该杂志社在武汉医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召开“社会因素与健康及其哲学问题”学术研讨会（会议由武医社会医学系主任梁浩材教授承办），那时我刚刚在《医学与哲学》上发表了两篇文章，梁老师说我的“中医理论的科学美探讨”一文写得不错，医学模式的转变应该借鉴中医学的整体观念；主编杜治政老师表扬了我的“试论中国古代医学与古希腊医学的理论体系”，说它揭示了古代东西方医学起源的共同背景（我的文章在自己的学校也被议论纷纷，内经教研室的老师说：“中医学院培养出这样的学生，真是可悲！”他们气愤之至，似乎被挖了祖坟一样——见当时的日记）。当晚，杜老师征求我的意见，他们正好缺一个中医编辑。他说话很风趣：“大连吃小米，南方人谁愿去？”我当时确实比较犹豫，因为我更愿意留校。但是到毕业前，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关键是刚刚与师姐搞上了对象，杜老师明确希望我能够单身前往，以便扎根，我的家人也反对背乡离井。

    我的第二个去向是留在中医系做辅导员。虽然因为帮老林的弟弟开休假证明受到全校通报批评，甚至入党问题也泡了汤，但当时的中医系主任杨长谋老师比较欣赏我。可能一是我在写林俊华舍己救人的事迹材料时一稿过关（当时别人写过一稿不太满意），二是杨老师是哲学专业毕业的，与喜欢哲学的青年人同气相求。当时，他多次要我在全系的学生大会上介绍自己怎样从厌恶中医到热爱中医的转变经历，我一直婉拒。因为我从来没有厌恶中医，正如在《中国医学生》杂志发表的文章“为发扬祖国医学而努力学习——写给中医学院的同学们”中一个标题“乏术理当图崛起，难能正可建大功”那样，我只是看到了中医的不足而妄想建功立业。当时的中医系与现在的不同，系主任只管几个辅导员，因此，杨老师的权限只能让我当辅导员。其实，已经面临毕业且女朋友留校的我，就是做辅导员也非常不错，但我却说出了他最不喜欢听到的话：“当辅导员，我也要搞专业”。事后我后悔不迭，如此是表示自己热爱中医，还是觉得中医缺少了自己不行？还以为自己是谁呢？最后的结果，是我被分回家乡。

    当然，我们不甘心失败。第一个努力是妻（当时的女朋友）的关系，她同学的父亲是市委党校的教授。因为当年文科学生供不应求，大家还以为写了几篇“医学与哲学”文章的我，哲学素养就很不错了，我自己也这样认为。结果呢，先去党校哲学教研室，又去社科院的哲学所，弄得非常难堪。哲学所的肖老师是创始人，他考了几个最普通的哲学题目，我都张口结舌，同学的父亲也难以圆场。今天，我看到日记里留下的当年写给肖老师的长信，仍然是五味杂陈。信的开始是这样的：“昨天离开您，我拖着沉重的步子，不知是什么滋味？我想，我一定得写封信。起码，不要对我嗤之以鼻......”

    第二个努力是妻的姐姐的关系。她的同学的先生是武汉市建材学校——一个偏远郊区（张家湾）的中专的教导主任，开始说是缺少一个《自然辩证法》的老师，后来却变成《政治经济学》老师，本来，我是极不情愿的。但是，为了能够留在武汉，我们反复跑了多次，而且据说试讲结果还比较满意。然而，上报指标到市人事局，因为专业不对口而被一票否决，最后不得不踏上返乡之路。

    需要补充的是，几年后我们才发现省卫生厅管财务的副厅长王冰是岳母在桐柏军区的老战友，而且是老部下。是后来才知道，还是她老人家不想求人，直到今天我都不想弄清楚。反而，我们感激当年没有进行那样一些努力，因为那些经历使我们得到的比失去的多，今天的回忆也更加丰满。最后，我把当年那一本日记扉页上的自题语录作为本文的结尾：“只有痛苦的思想，才会变成深刻的思想！”

    哈哈，不要以为在故作深沉，当时我就是这样想的，不过今天看起来有点滑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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