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活力论的兴起与困境：一场跨越千年的生命本质之争 

1. 追问生命之谜

什么是生命？这个问题横跨数千年的思想史，从远古神话到现代分子生物学，始终挑战着人类的认知边界。生命体与非生命物质的根本区别何在？那些生长、繁衍、自我修复与适应环境的奇妙现象，是否可以用与解释无生命世界相同的物理化学定律来阐明？在这场对生命本质的持久追问中，活力论（Vitalism）作为一种极具影响力的解释框架，曾长期占据着思想舞台的中心。

活力论，亦称生机论或生命力论，其核心主张认为，生命现象无法完全还原为无生命物质的运动规律；生物体内存在一种特殊的、非物质性的“活力”“生命力”或灵魂，正是这种力量支配着生命活动，赋予生物以目的性、自主性和整体性。这一思想的脉络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隐德莱希”，蜿蜒穿越中世纪，在17-18世纪以新的形式复兴，并与随科学革命而崛起的机械论（Mechanism）展开了激烈交锋。这场论战的核心，正是“生命能否被还原为物理化学？”这一根本问题。

本书旨在梳理活力论思想兴起、演变与遭遇困境的历史轨迹。我们将重返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殿堂，探寻“隐德莱希”的原始含义；我们将进入近代科学的黎明，观察活力论如何在与机械论的对抗中重塑自身；我们也将直面19世纪以来一系列颠覆性的科学发现——从尿素的人工合成到分子生物学的诞生——这些发现如何一步步将活力论从科学的解释框架中剥离，使其陷入困境。然而，活力论的退场并非思想的终结。它所提出的关于生命自主性、目的性与整体性的深层问题，至今仍在生物学哲学和系统科学中回响。这段历史不仅是一部学说的兴衰史，更是人类理解自身与自然关系的认知史诗。

2. 灵魂与形式的奠基——亚里士多德的“隐德莱希”

活力论的思想渊源可追溯至古希腊哲学，其最系统、影响最深远的奠基者当属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亚里士多德拒绝其老师柏拉图将理念世界与物质世界截然二分的观点，提出了一种更具整体性的自然哲学。在他的“四因说”（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框架中，理解生命的关键在于“形式因”与“目的因”的统一体，他称之为“隐德莱希”（Entelecheia）。

“隐德莱希”并非一个外在于生命体的、幽灵般的“居住者”，而是内在于事物本身、使其从潜在状态（潜能）走向完全实现（现实）的内在原则与完满状态。对于生命体而言，其“隐德莱希”就是它的灵魂（Psyche）。灵魂是身体的形式，是生命体实现其特定本性与功能的内在目的。亚里士多德根据生命形态的复杂程度，将灵魂分为三个等级：营养灵魂（植物所有，司掌生长与繁殖）、感觉灵魂（动物所有，在营养灵魂基础上增加了知觉与运动能力）以及理性灵魂（人类独有，在前两者之上增加了理性与思维）。

在这一体系中，生命与无生命的区别泾渭分明。一块石头之所以是石头，由其质料和被动形式决定；而一颗橡籽之所以能长成橡树，是因为其内部蕴含着作为“隐德莱希”的橡树形式与目的，它驱动着整个生长发育过程，趋向其完满的现实状态。这种解释是彻底的目的论（Teleology）——事物的存在与变化是为了实现其内在目的。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为后世活力论奠定了基石：生命由一种特殊的原理（灵魂/隐德莱希）主导，该原理赋予生命以方向性、组织性和非物质的“生命力”。这一思想通过中世纪经院哲学，特别是托马斯·阿奎那将其与基督教神学融合，在西方思想中传承了近两千年。

3. 幽灵与机器的对抗——近代活力论的复兴与机械论的挑战

中世纪晚期的思想松动与文艺复兴后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彻底改变了哲学与科学探讨的语境。17世纪，勒内·笛卡尔提出了激进的机械论世界观，标志着活力论与机械论系统性交锋的开端。笛卡尔认为，整个物理世界（包括动物和人的身体）都是一部遵循力学定律的精密机器：心脏是水泵，肌肉是杠杆，神经是导管。他著名的比喻“动物是机器”直接挑战了生命特殊论。不过，笛卡尔为人类保留了例外，认为理性的灵魂（心灵）是独立于物质实体的非物质存在，由此陷入了身心二元论。

笛卡尔的机械论如同一道分水岭。一方面，它激励了科学家用物理化学方法研究生理过程；另一方面，它激起了强烈的反弹，催生了更为明确和自觉的近代活力论。近代活力论者反对将生命还原为无灵魂的机械装置，他们继承了目的论关怀，但往往将亚里士多德内在于生命的“隐德莱希”，转变为一种更具实体色彩、近乎独立存在并“驱动”着被动物质的“生命力”。

表1-1  近代活力论的代表人物与核心概念

这一时期，活力论与机械论的对抗在多个领域展开。在医学上，活力论者（如蒙彼利埃学派）强调疾病的整体性和生命力的失衡；在胚胎学中，预成论（认为微型个体预先存在于生殖细胞中）与渐成论（认为个体从无定形物质中逐渐发育）的争论，背后也隐含着机械与活力解释的冲突。总体而言，近代活力论的核心主张是：生命世界与非生命世界存在质的、截然的界限，必须用一种特殊的、非物质的生命原理来解释前者。这场对抗，与其说是科学对前科学的胜利，不如说是两种世界观和解释纲领在科学草创期的艰难博弈。

4. 边界的消融——有机化学的突破与活力论的退却

19世纪，随着化学作为一门成熟科学的崛起，活力论与机械论的战场转移到了物质层面。一个关键问题浮现：构成生命体的有机物，是否只能由生命体在“生命力”的作用下产生？以瑞典化学家永斯·雅各布·贝采利乌斯为代表的“科学化”活力论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他认为，生物体内存在特殊的“活力物质”和“活力反应”，这些是实验室里永远无法复现的。这种观点将有机化学与无机化学的划分，等同于生命与非生命的绝对界限。

然而，科学史上的重大转折往往来自意外的发现。1828年，德国化学家弗里德里希·维勒的一项实验，给了活力论第一次沉重的实验打击。维勒试图用无机物氰酸铵合成氰酸铵，却意外得到了尿素——一种典型的、从前只能从动物尿液中提取的有机物-3。维勒在给贝采利乌斯的信中写道：“我必须告诉你，我能够制造尿素，而不需要肾脏，无论是动物的还是人的。”

维勒的发现石破天惊。它首次在实验上证明，一种“活力物质”可以在试管中由无机原料合成，无需任何生命体的参与。尽管当时有反对者提出各种辩解（如认为维勒实验中不小心混入了自己的“活力”），但历史的潮流已豢赡孀�1845年，赫尔曼·科尔伯合成了醋酸；随后，脂肪、糖等越来越多的有机物被人工合成。有机化学的大门被彻底打开，“生命力”作为合成有机物必要条件的假说动摇了。

与此同时，查尔斯·达尔文在1859年发表了《物种起源》。自然选择学说提供了一种纯粹自然的、无需预设内在目的或设计的机制，来解释生物看似精妙的适应性（合目的性）的起源。这从哲学层面沉重打击了活力论的目的论基础。19世纪中后期，物理化学规律在解释呼吸、消化等生理过程中也取得了巨大成功。活力论的阵线不断收缩，似乎即将退出科学舞台。

5. 最后的辩护——杜里舒与新活力论的困境

就在活力论看似日薄西山之际，20世纪初的胚胎学领域为其提供了最后一块看似坚固的阵地，并催生了新活力论（Neo-vitalism）。其代表人物是德国胚胎学家和哲学家汉斯·杜里舒。

杜里舒的海胆胚胎实验成为了新活力论的“王牌”证据。他发现，在受精卵第一次分裂后将两个分裂球彼此分开，每个分裂球都能发育成一个完整但体积较小的海胆幼虫，而非预期的半个幼虫。这一结果用当时已知的机械因果律（如同机器零件各有定位）难以解释。杜里舒认为，这证明了胚胎是一个“等潜能系统”，其发育受一种非物质、非空间性的整体性因素调节，他借用亚里士多德的术语，称之为“隐德莱希”。这种“隐德莱希”是一种“生命自主”的实体，能根据整体需要调控部分，实现自我修复和再生，是机械论无法理解的“活力”。

杜里舒的新活力论是更具哲学色彩的最后一搏。它不再简单主张一种驱动物质的“力”，而是强调生命体的整体性、自组织性和目的性等特征，认为这些特征超越了物理化学的加和性解释。这一观点也影响了如迈克尔·波拉尼等思想家，波拉尼认为生物结构作为“边界条件”，约束并超越了底层物理化学过程。

然而，新活力论的辉煌是短暂的，其困境迅速显现。首先，它在方法论上是不可实证的。“隐德莱希”被定义为一个无法通过实验直接探测的非物质实体，这使得它无法被证实或证伪，逐渐脱离了科学探究的范畴。其次，科学的发展很快提供了替代解释。实验胚胎学表明，细胞分化受细胞质中“形态发生素”梯度等物质因素调控。而20世纪中叶分子生物学的革命性突破，则从根源上终结了新活力论。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遗传中心法则的确立、基因调控机制的阐明，无不表明胚胎发育、遗传、代谢等所有核心生命过程，都建立在精确的分子识别、化学反应和物理相互作用之上。生命复杂性的“幽灵”被还原为分子层面可理解的“信息”与“机制”。

6. 未尽的回响——从活力论到生物学自主性的哲学反思

随着分子生物学取得决定性胜利，活力论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和解释性假说，已经被彻底证伪和抛弃。今天，不再有严肃的生物学家会在研究细胞呼吸或DNA复制时，求助于“生命力”的概念。生命是物质的，服从物理化学定律，这已成为科学共识。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活力论所提出的问题随之烟消云散。相反，这些问题以一种更精致、更哲学化的形式延续下来，即关于生物学自主性与还原论限度的持久争论。

表1-2  活力论退场后相关哲学立场的演变

争论的焦点不再是“是否存在神秘的生命力”，而是：即使所有生命过程在原理上都基于物理化学，生物学是否因此就只是“物理学的一个章节”？将心脏跳动完全还原为心肌细胞的离子泵和纤维滑动，是否就穷尽了“心脏为何跳动”的所有科学解释？

许多生物学家和哲学家认为，生物学的解释有其独特性。例如，目的论或功能解释在生物学中不可或缺且富有成效。我们说“心脏的功能是泵血”，这不仅描述了一个物理过程，更指出了该过程对于维持生物整体生存的价值或目的。正如约翰·伯顿·桑德森·霍尔丹的名言：“目的论就像生物学家的情人，他离不开她，却又不愿在公开场合被人看到与她在一起。”为此，生物学家创造了“目的性（Teleonomy）”一词，指代那些由自然选择塑造的、看似有目的的功能性结构或行为，以区别于哲学上的目的论。

此外，对于意识、主观体验、自由意志等高等生命现象，即便我们对其神经基础了解日深，但将其完全还原为神经递质释放和电信号传递，似乎仍丢失了某些至关重要的东西。这构成了还原论解释的“硬问题”。因此，活力论的历史遗产是双重的：它错误的科学假说被摒弃了，但它对生命独特性、整体性和复杂性的深刻直觉与哲学关怀，却持续推动着我们对科学解释本身进行反思。

结语：从“隐德莱希”到“遗传密码”——生命理解的范式革命

回顾活力论兴衰的历程，我们看到了一条人类认知生命本质的曲折上升之路。从亚里士多德用“隐德莱希”对生命目的性的思辨把握，到近代活力论者在机械论压力下对“生命力”的实体化坚守，再到以杜里舒为代表的最后哲学辩护，活力论贯穿始终的，是一种对抗机械还原、捍卫生命独特尊严的努力。

其兴起，源于对生命现象自组织、再生、目的性等惊人特性的直观与敬畏；其困境与衰落，则根植于其核心假设的非实证性与科学的进步性。维勒的烧瓶、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沃森和克里克的DNA模型，构成了一连串决定性的打击，最终将“生命力”从必需的解释项中剔除，代之以精确的分子机制和进化历史。

今天，当我们在实验室里合成基因、在体外重构代谢通路、甚至尝试设计人工生命时，亚里士多德的“隐德莱希”和贝采利乌斯的“活力”已成为思想史上的遗迹。然而，这场跨越千年的论战远非徒劳。它迫使机械论不断完善自身，推动了生理学、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等学科的诞生与发展；它也留下了一个永恒的哲学警示：在将生命还原为精妙绝伦的物理化学机器的同时，我们不应丧失对其整体性、复杂性与内在价值的惊奇感。

生命不再是机器背后神秘的“幽灵”，但它作为一台自我制造、自我修复、自我延续且能从历史中学习的“极端复杂的自动机”，其涌现出的特性，依然向科学解释提出着深远的挑战。从“隐德莱希”到“遗传密码”，术语的变迁标志着范式的革命。我们抛弃了一个无法检验的假设，却获得了一个可以无限探索、充满细节与联系的真实世界。这或许就是科学理解生命最富活力之处：它不提供终极的、形而上学的答案，却开辟了一条通过实证与理性不断逼近奥秘的永无止境的道路。 

五、精气、普纽玛、普拉纳、隐德莱希：一曲东西方生命动力的四重奏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