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廿八的下午，我蹲在老家堂屋的抽屉前翻找充电器，指尖忽然触到一片硬挺的纸。抽出来看，是张泛黄的火车票，边角磨得发毛，油墨印的字迹淡了大半，只依稀辨得出“硬座”“临客”，还有始发站的名字——那是千里之外的温州，是我二十年前打拼的地方。

票根的背面，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写着一行字：“腊月廿九到家，别等我吃饭。”是我的笔迹。

二十年前的春运，比今年的雪还让人犯愁。我攥着的哪是一张票，是从温州到汉口的临客硬座，是抢票时在网吧守了整整一夜的盼头——得先熬过这十个小时的绿皮车程，再转汉口到小城的短途慢车，最后搭那辆摇摇晃晃的乡村中巴，才能踩着夜色摸进家门。屏幕上的购票页面刷新一次，心就揪紧一分，生怕错过中转的时间窗口。票抢到的那一刻，我攥着鼠标的手都在抖，赶紧给家里拨电话，母亲在那头的声音混着听筒的杂音：“抢到就好，路上慢点，妈给你留着饺子，灶火不熄。”

那趟临客，车厢挤得像被压实的沙丁鱼罐头。煤烟味混着泡面香，汗味裹着劣质香水味，在密不透风的空间里闷得人发慌。我攥着这张边角卷翘的票，缩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脚边是鼓鼓囊囊的蛇皮袋，装着给爸妈买的腈纶毛衣和温州的鱼饼。车窗外的夜色浓得化不开，铁轨哐当哐当地响，像是在数着回家的路。二十个小时的颠簸，我没合眼，只盯着票面上模糊的到站时间，心里又急又盼，生怕误了汉口的中转。

到汉口站时天刚蒙蒙亮，春运的人潮瞬间把我裹了进去。蛇皮袋的麻绳勒得手心生疼，我踮着脚在攒动的人头里找检票口，广播里的车次播报混着小贩的吆喝，吵得人头晕脑胀。好不容易挤上短途慢车，连站脚的地方都快没了，只能把蛇皮袋塞在座位底下，自己靠在车门边，任车厢的晃动把骨头颠得发酸。到小城时已是午后，乡村中巴要等一个钟头，我蹲在车站门口啃冷掉的面包，风卷着尘土往嘴里灌，冻得直搓手。

等那辆老旧的中巴颠到村口的老槐树下，夕阳已经把树影拉得老长。远远地，就看见那个瘦小的身影——母亲裹着厚厚的棉袄，手里攥着条旧围巾，鼻尖冻得通红，看见我就笑，眼角的皱纹挤成了花：“回来啦，快回家，饺子刚下锅。”

那碗饺子，荠菜猪肉馅的，汤里飘着香油花。我吃得急，烫得直哈气，母亲坐在对面看着，不停往我碗里添：“慢点吃，锅里还有。”

抽屉“咔哒”一声响，我回过神。母亲端着一盘刚炸好的丸子走进来，看见我手里的车票，笑了：“这张票你还留着？那年你回来，脸都瘦了一圈，我心疼得一宿没睡好。”

我摩挲着票面上的折痕，忽然想起什么。二十年前，我攥着这张皱巴巴的票，辗转三程穿越大半个中国盼团圆；二十年后，我早已在离家不远的小城安了家，开着车，后备箱塞满了年货，不到一个小时就到家了。变的是回家的路，是车票的样式，是从绿皮火车到私家车的便捷；母亲已经不在了，不变的是站在村口的等待，只是等待我的是父亲，是年夜饭桌上必有的荠菜猪肉饺，是他往我行李箱里塞了又塞的腊肉、糍粑和炸丸子。

年夜饭的香气漫了一屋子。父亲开了瓶酒，妻子忙着往我碗里夹菜，电视里的春晚唱着熟悉的歌。我把那张旧车票压在了堂屋的相框底下，相框里是去年全家的合影，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笑。

零点的钟声敲响时，窗外的烟花炸开了，碎金似的落满了夜空。我抬手轻轻叩了叩相框，票根上的字迹在烟火的微光里隐隐浮现。妻子正低头揉着饺子皮，灯光落在她鬓角的半寸白发上，柔和得像化不开的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