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作为一个绵延数千年的知识体系，其核心理论（如阴阳五行、气血津液、经络脏腑等）确实面临大量用现代科学标准衡量的“反常事实”（例如经络的解剖学不可见、中药方剂复杂成分难以用单一靶点解释等）。但它并未被颠覆，主要原因如下：

1. 知识体系自身的特性：强大的解释弹性与实践有效性

（1）整体论与个性化治疗：中医的核心范式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它不追求普适性的“病”与“药”的一一对应，而是强调个体在特定时空下的“证”。这意味着，当某个疗法对甲有效、对乙无效时，中医不会视之为“反常”，而是归因于二人“证候”不同。这种高度灵活的诊断和治疗框架，使其具备了强大的消化反常事实的能力。

（2）实践先于理论：中医在长达两千年的临床实践中，积累了海量的经验证据，证明其在处理某些类型的疾病（如慢性病、功能性疾病、身心调节等）上具有确切的疗效。这种实践有效性为其存在提供了最坚实的根基。人们（包括许多患者）的切身经历是“它确实有用”，这比任何理论上的“反常”都更有说服力。

（3）理论与实践的相对剥离：在许多情况下，中医的临床实践可以相对独立于其古典理论而运行。一个现代中医师可能不完全相信“五行”，但他通过学习掌握的方剂和针灸技法依然可以有效。这使得理论体系即使受到挑战，其实践价值依然得以保存。

2. 社会与文化因素：深植的民族身份与文化认同

（1）文化符号与民族瑰宝：中医早已超越单纯的医疗技术，上升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民族身份的象征。挑战中医，在很多人看来不仅仅是挑战一种医术，更是挑战一种文化传统和民族情感。这种文化赋能使它获得了超乎寻常的文化合法性。

（2）患者的信任与需求：在西医占据主导的今天，中医在许多领域（如养生、治未病、疑难杂症）填补了空白，满足了一部分民众对“更自然、更温和、更整体”的医疗方式的需求。这种深厚的群众基础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3. 制度与权力结构：国家支持与制度化的保护

（1）国家战略与政策支持：中国政府对中医给予了强有力的制度性保护和支持。将其纳入国家医疗体系，成立专门的管理和研究机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设立中医药大学、推动中医药立法。这种官方背书极大地巩固了其地位，使其免受完全的市场和科学竞争的冲击。

（2）教育与传承体系：通过建立一套独立于现代医学的教育、执业资格和职称评定体系，中医确保了自身人才的持续再生产。这套体系内部有其自身的评价标准和晋升逻辑，在一定程度上屏蔽了外部“科学标准”的直接冲击。

（3）经济利益与产业链：中医催生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链，包括中药材种植、加工、贸易、中成药生产、中医诊所、养生保健等，涉及大量就业和经济利益。这个既得利益群体自然会成为维护中医现有体系的重要力量。

4. 应对“反常”与“求变”的策略：现代化而非革命化

（1）面对现代科学的挑战，中医体系的主导策略不是“库恩式的革命”（即抛弃旧范式），而是融合与现代化”。

（2）话语体系的转换：积极利用现代科学语言和研究方法来“验证”和“解释”中医。例如，用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解释“脏腑相关”，用血液循环和炎症反应解释“活血化瘀”，用分子生物学研究中药的有效成分。这试图在科学范式内为中医寻找立足之地。

（3）“求变者”的内部分化：体系内的改革者（求变者）也并非铁板一块。他们分为不同流派：

“中西医结合”派：试图将中医和西医的理论与技术融合，创造新的诊疗模式。

“中医科学化”派：主张用现代科学标准彻底重构中医理论，使其“脱胎换骨”。

“传统派”或“铁杆中医”：强调回归经典，认为用西医标准研究中医是歧途，会丧失中医精髓。

这些内部争论本身消耗了“革命”的动能，使变革趋向于一种渐进式的改良。撼动整个体系之所以困难，是因为你需要同时挑战：一个有效的实践体系（它确实能治病）；一个强大的文化符号（民族认同的一部分）。

因此，中医的案例表明，一个传统知识体系的稳定性，并不仅仅源于其“正确性”，更源于其实践的效用、文化的深度和制度的刚性三者构成的“铁三角”。中医的未来，更可能是一条独特的演化路径——它既不会完全被现代科学范式所“革命”，也不可能在全球化时代完全保持“纯洁不变”。它将继续在传统与现代、实践与理论、文化与科学的张力中，通过不断的调适、解释和再创造，寻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