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比较极其深刻的问题，它直指科学知识社会学和科学哲学的核心。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范式并非历史的必然，而是一种特例。大多数传统知识体系（如中医、占星术、某些宗教世界观、甚至经济学派）都展现出一种强大的韧性。

这种韧性并非源于其“正确性”，而是源于一个精妙的、多维度的系统免疫机制。以下就是这个机制为何如此强大的主要原因：

1. 知识体系的“免疫系统”：消化与隔离反常

传统知识体系并非被动地承受冲击，而是拥有一套主动处理反常信息的机制。

（1）弹性解释与特设假说：体系的核心理论通常足够模糊和富有弹性，可以通过增加辅助性假设来“消化”反常。

例如：在中医中，一个经典方剂对某个“证”无效，不会导致对“辨证论治”理论的否定，而是会被解释为“证候辨析不够精细”“个体体质差异”或“药材道地性不足”。在占星术中，预测失败可以归因于“自由意志”或“其他行星的干扰”。这就像给核心理论打了“疫苗”，每一次成功解释一个反常，反而增强了体系的“免疫力”。

（2）划定边界与贬低异质：体系会明确划定哪些问题属于自己能够解释的范畴，哪些不属于。对于无法解释的反常，可以将其隔离在边界之外。

例如：一个求雨仪式失败，可能被解释为“参与者的心不诚”，而非仪式本身无效。这巧妙地将失败原因从知识体系内部转移到了外部（执行者或环境）。同时，来自外部（如现代科学）的质疑，可能被贬低为“不理解本体系的精髓”、“用错误的尺度进行衡量”。

2. 社会的“骨骼系统”：制度与权力的维护

知识体系的存续远不止是逻辑问题，更是一个社会结构问题。

（1）制度化的再生产：当一种知识通过教育体系（如中医药大学）、资格认证（如医师执照）、专业期刊和学术团体被制度化后，它就形成了一个自循环的生态系统。这个系统会持续培养出认可该范式的从业者和研究者，他们的人生价值、职业前途和社会地位都与该体系绑定。

（2）既得利益与权威结构：任何成熟的体系内部都存在权威（名老中医、学术领袖、宗教领袖）。挑战核心范式意味着挑战他们的权威、地位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利益（如药品产业、医疗服务）。整个权力结构会自发地压制内部的“异端”和外部的挑战。

3. 文化的“血脉系统”：身份认同与意义构建

知识体系最深层的根，扎在文化与心灵的土壤中。

（1）世界观与意义网络：许多传统知识体系（尤其是中医）不仅仅是一套技术工具，它提供了一整套理解世界、身体、生命与自然关系的世界观。它回答了“我们是谁”“我们如何与宇宙相处”等终极问题。挑战它，就等于动摇了人们存在的意义框架，会引发巨大的存在性焦虑。

（2）文化身份的标志：在某些情况下，传统知识体系已成为民族或文化身份的象征。捍卫中医，在某些语境下就是捍卫“中国文化”。这时，关于有效性的辩论会迅速升格为关于文化自尊和认同的“保卫战”，理性的空间被情感所压缩。

4. “求变者”的困境：不对称的战争

在上述三重系统的包围下，“求变者”（无论是体系内的改革派还是体系外的批判者）面临着一场极其艰难的、不对称的战争。

（1）举证责任的不对称：维护者只需援引传统、经典或个别成功案例即可。而求变者则需要系统性地证伪，并且要提供一个更具优越性的替代方案。在库恩看来，只有当新范式不仅能解决旧范式的反常，还能保留其大部分解题能力，并能提出旧范式无法提出的新问题时，革命才可能发生。而这极其困难。

（2）资源与话语权的不对称：求变者通常是少数派、边缘人。他们缺乏制度性的平台、研究经费和话语权。他们的声音很容易被主流机构的庞大音量所淹没。

（3）“范式不可通约”的鸿沟：库恩指出，competing paradigms are often incommensurable——它们使用不同的语言、在不同的规则下运作、甚至对什么是“事实”都有不同的标准。一个用“随机对照试验”要求中医的人，和一个坚信“个体化辨证”无法被标准化的人，可能根本无法进行有成效的对话，因为他们对“何为有效证据”的根本标准就不同。

结 论

传统知识体系与反常事实长期共生而难以被撼动的现象，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真相：

一个知识体系的稳固性，与其说取决于它的逻辑完备性或经验确证度，不如说取决于它作为一个“社会-文化-认知”复合体的整体韧性。

它通过认知上的弹性解释来消化反常，通过社会上的制度权力来压制异见，通过文化上的意义赋予来赢得忠诚。这三者构成了一个极其稳定的“铁三角”。

因此，撼动一个传统知识体系，从来不仅仅是一场“寻找真理”的智力活动，它更是一场挑战权力结构的社会运动，和一场重塑世界观的文化演进。这解释了为什么历史上的科学革命如此稀少和艰难，也解释了为什么今天我们在面对许多传统或现代的知识体系争论时，总会感到举步维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