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专访韩济生：让世界认识针灸的科学和价值——说明白讲清楚中医药疗效·大家谈（5）”，与我正在考察的“中医话语体系的当代转换”不谋而合。

我觉得，韩济生院士能够取得后来的科学成就，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从中医话语体系走出来，采用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话语体系和研究方法，来判断、考察和研究中医的经验事实；只有这样，才是打开中医药宝库的金钥匙。

1. 从事实出发，采用实证途径研究

开始，韩济生对针刺镇痛持怀疑态度，但当他看到一名年轻女患者在针灸麻醉下进行开胸切肺手术的时候，就认识到切实有效就一定有明确机制。当时，很多研究局限于针灸学科本身，如沿着经络找镇痛路径等，都没有太大收获。他跳出这个局限性，把针刺镇痛当作一个科学现象来思考，用规范的科学体系来解读它的机制。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客观地测量痛觉。虽然在生理学上，钾离子的堆积可以引发痛觉，但控制和测定钾离子在当时非常困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刘亦鸣教授用电学方法，即用引起痛觉所需的电流强度即痛阈作为指标（以毫安计数）解决了这个难题。研究发现，捻针诱导期间痛阈逐渐升高,停针后痛阈逐渐降低。经过大样本统计，我推算出了针刺镇痛的半衰期为16分钟，开始摸到了针灸镇痛的规律。

2. 用现代方法，阐明科学原理

既然针灸的镇痛效果存在明确的半衰期，那么针灸起效的原因可能是使体内产生了某种具有镇痛作用的物质。确立这个科学假说之后，韩济生开始进一步寻找针灸镇痛作用的物质基础。他认为可以从脑脊液着手，寻找其中的化学物质。庆幸的是，他曾经在给消化专家王志均教授当过助手，研究消化与大脑关系的脑立体定位仪正好派上用场。通过大量动物实验得知，影响针刺镇痛的可能是5-羟色胺、肾上腺素等，但具体是哪种物质还是很难确定。

这种神经化学的研究思路在当时比较新颖，缺少现成的研究方法和设备。在时任世界卫生组织副总干事朱章庚的帮助下，韩济生团队确认了脑内5-羟色胺有镇痛作用，后来又确定了内啡肽、脑啡肽、强啡肽等关键物质。

在研究过程中，遇到过很多困难，但采用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话语体系和研究方法，是解决困难的关键要素。其中，包括神经学、生理学、物理学、化学、数学等多学科手段的运用。

1979年，我在美国波士顿国际麻醉药研究会上首次向世界展示了针刺镇痛的科学道理，我当时说：“我们已经初步探明了针刺镇痛的神经化学原理，说明传统的中国针灸是有物质基础的！”实际上，成绩不是我一个人的，而是中国科研界各学科专家凝聚合力的成果。

3. 以科学思维，指导精准治疗

韩济生指出，“按传统中医理论的说法，针灸的作用是调理气血。气血、阴阳、五行等这一套中医名词，外国人是听不懂的，其根本原因是东西方文化隔阂导致的思维方式差异”。他在科研实践中，绕过了中医的话语体系，从针刺选穴、捻针等宝贵经验入手，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解读经验事实的内在规律。

他觉得，所有的科学问题都可以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来思考。一方面，在空间上明确了针刺穴位可在全身产生镇痛效应，并且找到了针刺产生的镇痛物质；另一方面在时间上，明确了针刺起效和消失的时间规律，并且发现镇痛效果最好的穴位电刺激频率是2赫兹和100赫兹。这样，不仅把针刺镇痛的科学内涵说明白、讲清楚，而且可以进一步为实现精准治疗打下基础。

最近，饶毅在《知识分子》中撰文“世纪八佳：百年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研究”。其中，与中医药相关的研究有三点。一是麻黄素药理作用（协和医学院药理系陈克恢，1920年代）；二是青蒿素的发现（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屠呦呦，1960-1970年代）；三是三氧化二砷治疗急性早幼粒白血病作用的发现（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科张亭栋，1970年代）。

为什么在上个世纪，中医药成果能够占据如此地位？那就是，采用现代科学的话语体系、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才是打开中医药宝库的钥匙。这不仅是韩济生院士的成功之道，也是陈克恢、屠呦呦和张亭栋的划时代成果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