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的兴起 

一、流行病学和现代公共卫生的起点

（一）“死亡地图”逼近霍乱真相

图6-1是世界上第一张传染病调查地图，更是流行病学与现代公共卫生的起点，相关故事得从霍乱的历史说起。

图6-1  1854年，约翰-斯诺（John Snow）绘制的伦敦苏荷（Soho）区霍乱死亡及疫情原因调查图

很长一段时间，霍乱仅仅是一种局限于印度恒河流域的疾病。19世纪初，随着全球化的展开，开始向世界各地蔓延。

1831年，霍乱通过贸易航线传到了英国伦敦，首次爆发就造成了7000人死亡。1848年，霍乱再次肆虐伦敦，又造成了14000人死亡。

当时医学依然处于蒙昧的前现代时代。人们都认为，这种令人上吐下泻的瘟疫是通过空气中的“瘴气”进行传播的。

当时，人口涌入的伦敦的确脏、乱、差尤为突出。尤其是贫民区，粪便、脏水四溢，臭气熏天。和所有中世纪的城市没啥区别。

但煤矿工人的儿子、年轻的麻醉科医生斯诺（John Snow ，1813-1858）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霍乱应该是通过被污染的水进行传染的。

他的这个想法最初源于一个朴素的判断——如果霍乱是通过空气进行传染的，那么发病的部位应该是肺部而不是肠道才对。

1854年8月31日，魔鬼再次降临——伦敦苏荷区爆发了霍乱。这个区大约有5000多人口，短短几天上吐下泻就死掉了500多人，死亡率达10%以上，社会秩序陷入瘫痪。

在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的情况下，约翰-斯诺却冒着风险，来到空无一人瘟疫肆虐的苏荷区，一家一家敲开可能躺满尸体的房门，详细询问他们的病情和日常活动情况。

在挨家挨户记录下死亡与患病人数之后，他找到一幅伦敦的详细街区地图，将13个公共水泵和苏荷区全部的578名死亡病例的位置标记在地图上，用黑色的小短横线代表死亡病例的数量。

然后斯诺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他发现大部分死亡病例都集中在一个较小的区域。

而这个区域的中心，Broad Street（布劳德街或意译为“宽街”）和Cambrigde Street（剑桥街）交叉口，正是一个免费的公共水泵，附近众多街道的居民都在这里取水（图6-2）。

图6-2  疫源地——宽街和剑桥街交叉口的一个免费公共水泵

而且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水泵周围死亡最多，而离水泵越远，死亡病例越少。

他再次来到这个水泵，发现距离水泵一米远，就是贫民们倾倒污水的明渠。斯诺确信自己找到了疫情的根源。

9月7日，疫情爆发仅仅8天时间，斯诺向市政当局递交了自己的调查报告。

当局采纳了他的意见，在第二天取下了水泵的把手，关闭了那个水泵。很快，肆虐苏荷区的霍乱疫情便迅速消失。

当然，在显微镜与科技还很不发达的年代，斯诺只是通过统计与逻辑，推断出了疫情的原因，是知其然但不知其所以然。

但斯诺的功绩依然是极其伟大的。他本业是一名麻醉科医生，公共卫生和救治病人其实并不算他的主业和职责。但他却依然独自来到本来就臭气熏天、又死亡500多人的贫民区，通过调查统计，在病原体未明的情况下，用公共卫生手段遏止了疫情。

1859年，在斯诺调查宽街霍乱之后的第五年，伦敦终于开展了下大规模的下水道改造工程（图6-3）。

图6-3  1854年时伦敦的下水道情况

这个总规模高达2000公里的巨型地下工程历时6年，于1865年完工，它是世界上第一套现代城市下水道系统（图6-4）。

图6-4  改造工程后的伦敦下水道

但斯诺没有等到这一天，1858年，他因为突发中风，与世长辞，年仅45岁，这距离他画那张著名的死亡地图仅仅过去四年。

在伦敦下水道工程完工的同年，1865年，法国微生物学家路易·巴斯德证实了细菌的存在，形成了第一套细菌疾病理论。人类第一次认识了细菌这个物种，对生命的认识向前跃进了一大步。

又过了18年，1883年，德国微生物学家罗伯特·科赫终于发现并分离了霍乱弧菌，完整彻底地证明了水中的霍乱弧菌是霍乱的真实元凶。

斯诺的伦敦霍乱调查案例和这幅信息图，在近170年后同样依然被很多学科引为经典，医生斯诺也被当作多个学科领域的开创者：

1. 流行病学和现代公共卫生学的起点

斯诺被视为现代传染病学调查的先驱。这也是统计学在医学中的最早应用之一，是现代循证医学的思想萌芽。流行病学调查的第一步：“三间分布”

因为霍乱地图创立的流行病学调查，第一原则就是得先弄清疾病的“三间分布”——时间分布、空间分布、人间（人群）分布，也就是什么时候得病、什么地点得病，以及哪些人得病（图6-5）。

这是流行病学的基础，也是公共卫生的基础，即使在这个已经进入到分子生物学的时代，它也是流行病学调查的第一步。

图6-5  根据约翰-斯诺调查结果，现代重绘的伦敦霍乱地图

所谓空间分布，是指疾病的发生经常受一个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条件的影响，所以研究疾病地区分布，常可对研究疾病的病因、流行因素等提供重要线索；所谓时间分布，是研究疾病不同时段的分布情况，时间单位依病种而异；所谓人群分布，即按不同的特征（年龄、性别、职业、民族等）来分组，分析具有不同特征的人群某病的发病率、死亡率等。

2. 城市规划、给排水工程的设计

疾病沿水源传播的发现，促使伦敦开展了下水道改造工程。城市规划中开始注重给排水系统和公共卫生系统的建设。这也是人类城市发展史上的重要分水岭。没有现代公共卫生系统的支撑，就无法维系一个庞大的现代城市（图6-6）。

图6-6   （美）Steven Johnson（史蒂芬·约翰逊）的《死亡地图——伦敦瘟疫如何重塑今天的城市和世界》，

2017年1月由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

3. 地图信息学（GIS）的开篇

这是空间分析的开篇，一说到GIS，都要从这张图开始。

4. 数据科学的起始

数据统计分析、数据挖掘、数据可视化等，都把这当作经典案例。

这张简单得有些简陋的地图，承载的意义如此重要，以至于全球最大的科学、科技、医学论文数据库，一度将它设为底图。

（二）产褥热与绅士的手

1. 古代产褥热

产褥热，即“产后发热”，是指产褥期内，出现发热持续不退，或突然高热寒战，并伴有其他症状者，即现代医学的产褥感染。古代妇女，不分地域、种族，都受到死亡率颇高的产褥热的威胁。

南宋陈自明可能是“坐月子”习俗禁忌的最早提出者，他在《妇人大全良方˙卷之十八产后门》“产后将护法第一”中提到：“若未满月，不宜多语、喜笑、惊恐、忧惶、哭泣、思虑、恚怒、强起离床行动、久坐；或作针线，用力工巧，恣食生冷、粘硬果菜、肥腻鱼肉之物；及不避风寒，脱衣洗浴，或冷水洗濯。当时虽未觉大损，满月之后即成蓐劳。手脚及腰腿酸重冷痛，骨髓间飕飕如冷风吹，继有名医亦不能疗。大都产妇将息，须是满百日方可平复。大慎！触犯此，多致身体强直如角弓反张，名曰蓐风，遂致不救。”

该文不仅提出了“坐月子”的必要性，还总结出“蓐劳”和“蓐风”两种与“产褥热”相关的疾病。所谓“蓐劳”，又名产后痨。《经效产宝》卷下曰：“产后虚弱，喘乏作，寒热状如疟，名曰蓐痨。”因产后气血耗伤，摄生不慎，感受风寒或忧劳思虑等所致。症见虚羸喘乏，寒热如疟，头痛自汗，肢体倦怠，咳嗽气逆，胸中痞，腹绞痛或刺痛。

关于“蓐风”，唐代大医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卷三》中说：“所以妇人产后百日以来，极须殷勤，忧畏勿纵心犯触及即便行房。若有所犯，必身反强直，犹如角弓反张，名曰蓐风，则是其犯候也。若似角弓，命同转烛……纵多出财宝，遍处求医，医者未必解此。纵得医来，大命已去，何处追寻。”认为“蓐风”所得，与产后性生活有关。宋李师圣《产育宝庆集》：“产后为风邪所中，角弓反张，口噤不开，名曰蓐风，用药不得大发其汗。”既然“蓐风”是“风邪所中”而导致的疾病。所以，“坐月子”就是避免产妇被风吹到，以免受凉的措施，因此要保暖、回避冷水、不吃冷食等等。

明代王肯堂《证治准绳˙女科》是十七世纪以前中医妇科集大成的专著，十七世纪之后的中医妇产科也没有超过这本书。这本书分治法总论、调经门、杂证门、胎前门及产后门五大类。其中产后门有57种证候，差不多半数是产褥热的不同表现，如：心痛、腹痛、胁胀痛、腰痛、头痛、脚气、遍身疼痛、中风、拘挛、不语、狂言谵语、颠狂、乍见鬼神、惊悸、恍惚、虚烦、渴、自汗、发热、往来寒热、疟、蓐劳、腹胀、霍乱、呕吐、咳嗽、喘、小便数等。

这些产后并发症如“往来寒热”，据中医分析是因为：阴阳不和、败血不散、血气虚损、产劳伤脏腑、气血虚弱、脾胃亏损等等。若把57种证候的原因全部列出来，不下百种之多。治疗方法之也是非常多的，例如“产后将调法”的一段：“凡生产毕，饮热童便一盏，不得便卧，且宜闭目而坐，须臾上床，宜仰卧不宜侧卧，宜竖膝未可伸足，高倚床头，浓铺茵褥，遮围四壁，使无孔隙，免致贼风。及以醋涂鼻，或用醋炭及烧漆器，更以手从心至脐下，使恶露不滞，如此三日，以防血晕血逆。不问腹痛不痛，有病无病，以童便和酒半盏，温服五七服妙。酒虽行血，亦不可多，恐引血入四肢，且能昏晕。宜频食白粥少许，一月之后，宜食羊肉、猪蹄少许，仍慎言语、七情、寒暑、梳头、洗足，以百日为度。”

1901 年，英国妇产科医生波尔特到福州行医，他看到接生婆为了给婴儿“开路”，经常用长指甲代替手术刀，抓破孕妇的产道，造成各种人为创伤，是产褥感染的直接原因。美国女传教士道济也曾记载其亲历的中国旧式接生场景，孕妇难产脚先露，接生婆给露出的脚套上一只小鞋，那意思要婴儿自己“走”出来。这显然是“走”不出来的，结果大人孩子双双殒命。1906 年，末代皇帝溥仪的皇后婉容出生时，她的母亲也是因为产褥热而去世。

在古希腊，希波克拉底的医学格言中就有指出，“孕妇患上子宫丹毒，则为死症”。所谓“子宫丹毒”就是产褥感染之一，医圣把它看成是死亡之症。据载，佛祖释迦牟尼的母亲摩耶夫人，在产下佛祖悉达多后7天就死于产褥热。

图15-1是一幅埃及石刻，一名妇女跪坐在地上，独自分娩。为什么会这样？人类学家对大量“文明”以外人群的研究发现，简单社会中的产妇通常会选择远离聚落的地方独自分娩，这种避免外人接触的情况，恰好使她们减少了产褥热的发生率。

图6-7  埃及石刻，一名妇女跪坐在地上，独自分娩

随着产婆的出现，分娩从室外搬到室内，从产妇独自生产变为产婆辅助，虽然减少了难产死亡，但因为缺乏卫生常识，这些原本在分娩过程中给产妇提供帮助的产婆，无形中充当了产褥热的助长者。法国国王亨利八世（Henry Ⅷ，1491-1547）的第三任王后珍·西摩也是死于产褥热，那是1537年10月24日。亨利八世在写给法王法兰索瓦一世的信中提到，“……她为我带来喜悦，天主却将它混搅着她的死所带来的苦痛。”

在家里接生，产褥热表现得和瘟疫不一样，是散发，似乎并不常见。到了17世纪，随着城市扩张和大型医院的出现，产褥热变成了一种医院瘟疫。1646年，法国巴黎最大和最贫穷的医院“天父旅馆医院”的产科病房爆发了第一场产褥瘟疫。产妇在生孩子后几小时就高热，子宫坏死变硬，腹部膨胀，产妇痛苦异常，往往几天就死去。

当时，没有人知道产褥热的病因是什么。有各种各样的猜测，毒气、乳汁代谢、孕妇压力、营养、血液腐败、不完善的下水道系统、邪气等等。最正统最经典的就是“邪气”理论（和我国明代吴有性的“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完全一样），当时有一种做法，把发生产褥热瘟疫的病房里的床上用品全部焚烧，房间用火药薰，墙壁重新粉刷，甚至重新置买病床。这样确实能暂时“消灭”产褥热，但并不彻底，很快就会再发，产褥热成为城市医院挥之不去的幽灵。医生们试用了强通便剂、大量放血、拔火罐（是的，西医也拔火罐）、蚂蝗吸血、子爵夫人灰（奎宁）等当时能想到的一切方法，仍然挽救不了产褥热病人的生命。

各国传统医学有许多相通的地方，例如一直到十九世纪初，大多数欧洲国家也有坐月子的习俗。比如小说家简奥斯丁生活的时代，英国就有不少关于女人生完孩子要捂在床上一个月不能吹风洗澡的相关记载。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坐月子或许是传统医学对付产褥热的办法。当然，效果是不大的，一位在19世纪的欧洲，分娩造成的死亡（大多数是产褥热造成的）仅次于肺结核，是女性死亡的第二大元凶。托尔斯泰小说《安娜卡列妮娜》中，安娜生完她和傅朗斯基的私生女，就得了产褥热，险些丧命。

2. 塞麦尔维斯的贡献

2014年，商务印书馆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同时出版了两个不同版本的著作，一是瑞士当代科学史家亨利·E西格里斯特著、柏成鹏译的《伟大的医生：一部传记式西方医学史》，一是美国当代科学史家亨利·E.西格里斯特著、李虎，张盛钰，柯秋梦译的《最伟大的医生——传记西方医学史》。不同的是，前者选择了55位伟大医生的生平和业绩，后者只选择了48位。相同的是，二者都选择了伊格纳茨·菲力普·塞麦尔维斯（Ignaz Philipp Semmelweis，1818-1865，图15-2~15-4）——一位匈牙利籍的产科医生、现代医院流行病学之父。前者在书中第349-354页介绍，后者在第334-338页介绍。

图6-8  塞麦尔维斯（1818-1865）及其纪念邮票（图源：Bert Jäger，wikipedia）

显然，塞麦尔维斯是两位医学史家公认的伟大医生。但是，他在生前一直是个悲剧性人物。他的一生都在抗争：与他希望消灭的疾病抗争，为了让自己的学说得到公认而抗争，还要与生活所带来的种种失意和挫折抗争。最后，他被关进了疯人院，去世时年仅47岁。而他奠基的学说和科学发现，在不到 20 年间得到了后继者的证实。他在自己的遗书里写到：“蓦然回首，我只期待能有一天消灭这种产褥感染，用这样的欢乐来驱散我的悲哀。但是事与愿违，我虽然不能亲眼目睹这幸福的时刻，那就坚信这一天迟早会到来！”

图6-9  匈牙利布达佩斯Szent Rókus医院前的Semmelweis雕像(1904年建造)

2018年，在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诞辰200周年的时候，匈牙利政府宣布7月1日这一天为塞麦尔维斯纪念日。这位被称为“母亲救世主”的医生，直到去世之后，肆虐维也纳产褥热的流行原因才真正被巴斯德（Louis Pasteur）所揭示，他的洗手方法才被正确理性和认真采用。

图6-10  塞麦尔维斯的铜像

（1）探寻产褥热的死亡原因

塞麦尔维斯1837年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第二年转读医学专业，1844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来他决定专攻产科。

塞麦尔维斯被任命为维也纳总医院第一产科诊所约翰·克莱因教授的助理，相当于今天的“住院总医师”。他的职责是每天早上检查病人，为医生的检查做准备，准备危重患者的分娩，带教产科学生，做病程记录等工作。

维也纳医院当时设有两个产科诊室，第一个诊所的产妇死亡率平均为10%（实际死亡率波动很大，表6-1，图6-11）。第二诊所的死亡率要低得多，平均不到4%。这一事实在医院外是众所周知的。这两家诊所每隔一天都会接纳病人，但由于第一诊所死亡率高，妇女们都请求进入第二诊所生产。 

表6-1  1841-1846年维也纳总医院第一和第二诊所产褥热死亡率

图6-11    1841-1846年维也纳总医院产褥热死亡率比较曲线图

这么多年过去了，当读到塞麦尔维斯的描述时依然让人不寒而栗：“那里有许多令人伤心的场面，病人们跪下来，搓着双手，恳求医生们把她们转到第二产院。此情此景，撕心裂肺，惊天地、泣鬼神，错就错在她们原先是自己要求进入第一产院的，如今困守在此，刚分娩完的妇女，脉搏快的无法计数了，腹部肿胀如鼓，舌头干燥。——总之，都是患有危重产褥热的妇女。她们坚持说自己没有什么病，一定要出院，可是过了几个小时她们就死了。她们的目的就是避免医院瞎折腾。因为她们知道，治疗是死亡的前兆。医生一捣鼓，命就没了，必死无疑。”

一位身着庄严法衣的神父，一天要来医院好几次，前面走着一个摇着铃的男童，他们是来给临终者做最后的祷告。不难想象，一位心里装着患者的医生，面对如此不幸却束手无策时是多么痛苦：“每一次神父门前经过时，听到男童摇铃的声音，我都会为之一震。我为遭受无妄之灾的受害者仰天长叹，椎心泣血。事实上，男童的摇铃声已经成为一种告诫，让我竭尽全力去查明真相。”

而令塞麦尔维斯感到困惑的是，在街头分娩的妇女中，基本没有产后发烧的。“在我看来，经历过街头分娩的病人至少会和在诊所分娩的病人一样经常生病，这是合乎逻辑的。是什么保护了那些在诊所外分娩的人不受这些破坏性的未知地方病的影响？”塞梅尔维斯心里非常不安，因为他的第一个诊所由于产褥期发烧而死亡率比第二个诊所高得多。他写道，“这使我如此痛苦，生活似乎毫无价值”。他还发现，供医学院学生学习的这所产科医院里，每当医学院放假时，产妇的死亡率就会降低。

神圣的启示来临了。1847年春，塞麦尔维斯前往威尼斯旅行，希望通过参观那里的艺术宝库，以平复因产科医院的惨相而备受动摇的平静心灵。刚回到维也纳，他即被告知，他的挚友——法医学教授柯莱奇卡（Kolletschka，又译科雷茨卡）突然逝世，他是在一次尸检中被笨手笨脚的学生戳破了手指，结果发生了与产褥热类似的病情，患上败血症而死的。“我马上想到，柯莱奇卡的死因与我曾经见过的众多妇女分娩后死亡的疾病非常相似。”实际上，二者的症状一致。

因此，塞麦尔维斯推测，产褥热就是产妇受“尸体毒物”感染引起的。在第一诊所，医师和学生会在验尸后直接为孕妇施行产检或接生，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么做，就是把引起疾病的物质传染给待产的妇女。至于第二诊所的助产士，他们在进产房前没有接触过尸体，所以他们的产妇存活率较高。塞梅尔维斯从中受到启发，提出了他的结论是，他和医学院的学生手上有“尸体毒物”，一些未知的“尸体毒物”引起了产褥热。

（2）减少产褥热的发生

当时，人们还没有认识细菌，塞麦尔维斯的设想和推断，是非常了不起的。为了检验自己的设想是否正确，塞麦尔维斯决心做一次试验。他要求医生在接生前必须用新发现的消毒药物——漂白粉（氯化石灰，即次氯酸钙）溶液仔细洗手，以防止这种致命的“毒物”。年轻的产妇丽莎，是第一位接受这种新方法的人，结果并不太令人满意，她仍然发了烧，但病情比较轻。

问题出在哪里呢？善于观察思考的塞麦尔维斯很快发现光用漂白粉水洗手还远远不够，还必须把产妇和产科用的医疗器械、绷带等都用漂白粉严格消毒。他还相应地提高了漂白粉水的浓度，从原来的0.1％提高到0.5％。这样一来，果然出现了奇迹，医院产褥热的病死率从12％下降至1％（图6-12）。

图6-12  第一诊所产妇死亡率在使用漂白水洗手后显著下降

这是多么令人振奋的发现啊，产妇们纷纷赞扬塞麦尔维斯医生是救命恩人。1850年，在维也纳医师公会的演讲会上，塞麦尔维斯报告了产褥热发生的原因和预防的方法。当他宣布“是医生们自己受污染的双手和器械，把灾难带给了产妇”这一结论时，会场里立即混乱起来。那些专家权威们，气得胡子发抖，暴跳如雷地嚷道：“天哪！要是事实果真如此，那不是说过去产妇的死亡，都是我们肮脏的手造成的吗？我们不都是罪人吗。真是岂有此理！”塞麦尔维斯理直气壮地反驳：“过去错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承认科学和现实。”但是，权威们人多势众，他们使用了种种威逼手段，迫使这位来自异乡的青年医生离开了医院。

（3）推广手卫生的艰辛

维也纳产妇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塞麦尔维斯“拯救母亲”的事迹在整个欧洲开始传播。1851年5月20日，塞麦尔维斯在布达佩斯苏伦特·罗库斯医院的产科病房担任名誉主任医生的职位。塞麦尔维斯到任之前，这家医院从未采用他的手消毒方法，医生仍然认为产褥期发热是由于肠子不干净所致，广泛清洗肠道是首选治疗方法，诊所里的产褥热死亡率非常高。塞麦尔维斯在1851年接手之后，提倡漂白水洗手消毒推广之后几乎消灭了这种疾病。1851-1855年期间，该医院933例新生儿中只有8例死于产褥热。

塞麦尔维斯期望医生和助产士在为产妇接生前，用漂白水洗手能被广泛采用，挽救了数万人的生命。然而，现实未必如此，他的想法在当时是被医学界所拒绝的。一些人对应该洗手的建议感到很生气，医生们认为他们作为上流社会的绅士，他们的手是不可能不干净的。

塞麦尔维斯的研究结果在当时缺乏科学理论依据，直到几十年后，当路易斯·巴斯德、约瑟夫·李斯特和其他人研究关于细菌微生物致病的理论，而且通过大量实验令科学界信服，塞梅尔维斯的研究结果才逐渐被科学家们接受；而后李斯特的论文与理论也决定性的确定了消毒的重要性，从而使外科手术的术前消毒的步骤在全世界推广开来。

1856年，塞麦尔维斯的助手Josef Flischer报告了产科机构洗手活动能有效降低产妇死亡率的结果。维也纳医学周刊也在第一时间声明，是时候停止人们对漂白水洗手理论的误解了。两年后，塞麦尔维斯终于在一篇题为“产褥热的病因学”的文章中发表了他对减少产妇产褥热研究的描述。两年后，他发表了第二篇文章——“我和英国医生对产褥热的不同看法”。1861年，塞麦尔维斯终于发表了他的主要著作——De Ru tiologe，der Begriff and die Prophylaxis des Kindbettfieber（《产褥热的病原、实质和预防》）。

（4）从抗争到精神崩溃

尽管有几份关于洗手将死亡率降低到1%以下的结果的出版物，塞梅尔维斯的观念与当时的科学和医学观点相冲突，他和他的观点遭到医学界的谴责和拒绝，并受到批评和嘲弄。

塞麦尔维斯1861年的发表著作后，学术界和国外有了一些不同意的评论，塞麦尔维斯随后在一系列公开信中猛烈抨击了他的批评者，他针对欧洲著名的产科医生，包括斯佩特·斯坎佐尼·西博尔德和“所有产科医生”，他的回复充满痛苦、绝望和愤怒，并且“极具争议性和极具攻击性”。塞麦尔维斯公开指责他的批评者是不负责任的杀人犯和极度无知。他还呼吁在德国安排一次产科医生的会议，为讨论产褥期发烧提供一个论坛，他将在那里公开他的理论“直到所有人都接受他的理论”。

1865年中期，塞麦尔维斯的一些言论行为使他的同事们感到恼怒和尴尬，他也开始过度饮酒，他逐渐远离开家人，塞麦尔维斯痛苦的确切性质一直是学术界一个争论的话题。塞麦尔维斯因长期的心理压抑导致精神错乱，生活十分悲惨，不得不于1865年7月31日被送入维也纳精神病院强制治疗，并在两周后离开了人世，尸检结果显示他死于败血症。

与此相反，他离去后的维也纳产院，消毒制度被废除后，产褥热发病率又直线上升。然而，当时感染疾病的罪魁祸首——致病细菌，还没被人们了解，因此塞麦尔维斯的功绩并没得到应有的重视，他的创造性工作没有得到普遍推广。直到1865年他去世的那年，巴斯德发现了蚕病细菌，人们才觉察塞麦尔维斯的消毒措施具有多么重要的医疗价值！如今，人们把塞麦尔维斯尊敬地称为“母亲们的救星”。在维也纳广场上，建起了他的纪念雕像，母亲们怀抱孩子来到这里缅怀为他们缔造幸福的先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