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党的十八大（2012年）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以来，在实践层面遭遇到的紧迫问题就是如何让这个全新的理念能够有效运转起来？由于当下国际社会中存在的各种价值观仍主要服务于不同国家的现实利益，这就需要寻找一种在全球具有最大公约数的文化把不同国家和区域的人们连接起来，在笔者看来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如此功能的文化只能是科学文化，毕竟现代世界和文明是建基于科技基础之上的。那么科学文化是如何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呢？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文化选择难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建构涉及三个问题：其一，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载体是什么？这个核心问题关涉到共同体能否通过某种文化形成实质性的认同；其二，共同体内部是分层的，这种群体结构与相应的文化结构是匹配的，由此形成表层共同体、中层共同体以及深层共同体，这些人的总和构成了基于特定文化载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第三，为了形成具有持久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从现有多种文化中选取最大文化公约数，这个人类文化公约数就是科学文化。基于此，一种全新的基于科学文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得以确立。

 目前的误区在于，每一种文化都认为自己可以承担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担，其实非但没有实现初衷，反而还造成巨大的文化冲突。比如以基督教文化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凭借科技革命与工业革命的声望尝试用他们的文化重塑人类命运共同体，结果出现根深蒂固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傲慢，其他几大文化对此并不完全接受与认同，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亨廷顿所谓的文明冲突论；以伊斯兰教文化为主旨的阿拉伯国家在整体现代科技以及社会发展程度上的显著差距，导致群体内部原教旨主义暗流汹涌，从而出现整体理念与目标的南辕北辙现象，加之近年来世界范围内恐怖主义的兴起，其文化认同度日益降低，事实上它已退出文化竞争的舞台；东亚儒家文化圈历史悠久，当下发展势头良好（中国、亚洲四小龙、日本以及越南都是儒家文化圈）。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开始出现文化复古主义的思潮（以国学为代表试图恢复儒家文化的各种尝试五花八门）。问题是，儒家文化由于自身的特点，很难被其他两种主要文化高度认同，因此，以儒家文化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载体显然会出现事倍功半的结果。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对比基督教新教与儒教时曾深刻指出：柏拉图的理想奠立于城邦的沃土之上，并且以人能只因精通一艺而实现自我的信念为出发点。儒家的理想与禁欲的基督教新教的职业概念之间，甚至存在着更强烈的紧张性。（而儒家认为）奠基于通才或自我完成上的儒教美德，比起因某一方面的贯通而得来的富裕，要来得崇高。这种文化范式之间差异很难达成共识，而且也阻碍的科技在中国的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建构模式

 由于认知水平和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异，在共同体内部群体也是分层的，以科学文化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至少可以依据认知难度把群体分为四个亚共同体，分别是器物共同体。这是科学文化在所有文化中具有最大公约数的部分，不论生活在什么文化圈内的人，也不管其认知程度如何，基本上所有人都是认可由科技带来的先进科技产品的，这个群体可以称为器物共同体（C1）；随着认知难度的提升，一些人会喜欢促成这些器物产生的相关制度，这部分群体构成了制度共同体（C2），它的规模小于器物共同体；以类类推，会有一些人会喜欢科学世界的规范结构，从而形成规范共同体（C3）；随着认知的深入，更少的一部分人（精英群体），会真切地意识到之所以会出现社会的进步，是由于科学文化内部最核心的价值观层次引领人类行为带来的结果，这部分精英会形成基于科学的价值共同体（C4）。（见图1）通过科学文化，可以最大限度上把群体内部存在认知与发展差异的各部分群体整合起来，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C=C1+C2+C3+C4的最大化结构。这也就是我们一直努力追求的目标，否则任何文化都无法达到这个效果。近代科学的四百年已经充分证明科技文化在极大地推动社会的进步与最大限度上改善人们的命运（从衣食住行到生老病死各个环节），通过科学文化我们就可以绕过各种传统文化障碍，最大限度上把人类紧密地连接起来，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以科学文化作为粘合剂也可以最大限度上减少文化相遇时产生的冲突与阻力成本，同时可以最大限度上降低认同障碍，毕竟以科学文化作为建构载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对于原有文化范式来说，这是一种冲突最小化的基于新范式的文化重构。

二、科学文化的产生与支撑条件

 任何文化都不会凭空产生，那么科学文化从哪里来的呢？追本溯源，科学文化来自于漫长科技实践而产生的一种文化，具体来说，科学文化最初来自于以哥白尼、伽利略与牛顿为代表的科学启蒙人所引发的科学革命实践，由此确立了科学文化的雏形。这种文化在近代四百年的演进中，随着科技的发展不断成型与完善，逐渐成为一种具有特定内涵与结构的新文化范式。在探讨科学文化发展的历史的时候，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两个关键问题，其一，科学文化产生所需要的支撑条件；其二，科学文化与当地原有文化之间的关系。

 对于科学文化产生的条件可以分为内部条件与外部条件。内部条件的产生具有偶然性，它是伴随着某些天才科学家的出现而产生的文化种子，而这些文化种子的存活与发展则需要比较苛刻的外部条件的支撑，否则那些科学文化的种子会如昙花一现般突然涌现，然后又悄然湮灭于历史中。基于科学思想史考察，这类案例很多，几乎很多民族和地区都产生过许多杰出的科学家或能工巧匠，然而，他们并没有给他们的族群带来可持续的科学文化繁荣的局面，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很多，但是，缺少必要的支撑条件显然是首要原因，由于杰出科学家的出现对于人类历史而言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这里暂且不谈。科学文化的产生是偶然的（没育人知道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出现伟大科学家），但科学文化存活与发展却是需要外部条件的，这是确定无疑的。为此我们给出科学文化存活的五要素框架模型：

 根据图2可知，支撑科学文化存活与发展需要五项基础支撑条件，分别是：制度、经济、人才、文化、舆论，前三项被称作硬性支撑条件，后两项可称作软性支撑条件。并且在五要素之间存在耦合机制。由于各民族与区域间存在认知水平与发展程度的差异，不可能所有族群和区域都同时满足这些条件，那么能够维持科学文化存活的最低基础支撑条件是什么呢？根据我们的考察，能够维系科学文化在文化竞争中存活的最低基础支撑条件必须满足2项硬性条件要素+1项软性条件要素。低于这个基础支撑条件，科学文化无法存活。以这项边界条件作为判据，可以对科学文化的传播与发展状况做出较为准确的诊断，并采取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基于这个边界约束条件，最低条件下发展科学文化可以有如下六种变体：

A、制度+经济+文化，B、制度+经济+舆论、（A、B型都倾向于功利主义的重商文化）

C、制度+人才+文化，D、制度+人才+舆论（D、F型都属于价值理性的科学文化）

E、经济+人才+文化，F、经济+人才+舆论。（C、E型都倾向于工具理性的人文文化）

 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已经成为国家发展战略。而创新无非是科学文化外化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发展科学文化的外部基础支撑条件是：制度+经济+人才+舆论，满足三项硬性条件以及一项软性条件，从这个基础条件配置来看，在中国发展科学文化还是大有希望的。

 科学文化能否健康成长还与当地文化的兼容性有关。笔者以前曾撰文指出：首先，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是实用主义；其次，从性质上看，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具有弹性的文化，即文化的硬核不硬，这种性质特征就为文化的改造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第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半衰期约为1200年，现在已经进入第二个半衰期（公元1100年——至今）的末端，处于文化变革阻力比较小的阶段，正是补充新内容的大好时机，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文化正面临文化范式转型的关键时期，因此，当下正是用科学文化改造传统文化的最佳时机。

三、科学文化的灯塔模型与文化扩散机制

 人类思想史的研究早已揭示出，文化的扩散方向大体上遵循从文化高梯度向文化低梯度扩散的路径。我们可以把科学文化向外扩散的机理用灯塔模型来展示（见图3）。 

 我们把L0作为整个社会的平均文化梯度，其对应的科学文化高度为SC0，如果特定区域的文化梯度为L1，其对应的科学文化梯度为SC1，在此形成一个科学文化的灯塔，它辐射（扩散）的区域为SC1与SC0之间的三角形面积；如果该区域的科学文化灯塔的高度从SC1上升到SC2，那么它的辐射（扩散）的面积也将随之变大，即SC2与SC0之间的三角形面积（相应的底边长度从Q1扩展到Q2）。文化的扩散通常是由一个高梯度区域向低梯度区域的自发扩散过程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生一种新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碰撞过程，文化扩散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在文化扩散过程中涌现出一批信奉新文化的群体，这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共同体的分层：从最表层的器物共同体、制度共同体、规范共同体再到最深层的价值共同体。这些不同认知水平的共同体承载了新文化向纵深扩散的内在动力。比如晚清末年的洋务运动，奉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就是为避开传统文化的深层阻力，直接从器物层次（船坚炮利）推进新文化，采取的路径就是所谓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从科学文化的器物层次逐渐拓展国人对于科技的接受，事实证明效果很好。按照英国人类学家G·埃利奥特·史密斯的观点：人类文化是存在中心发源地的，然后从一点向其他地区扩散。他从对埃及木乃伊技术的考察中得出：典型的埃及防腐做法在非洲、欧洲、亚洲、澳大利亚与美洲的广泛扩散，是独具特色的埃及实践扩散事实的令人信服的证据。因此，他得出埃及是人类文明的开路先锋的结论。虽然史密斯的唯一中心论的观点过于绝对，这已经被后来的科学社会学家默顿用证据否定掉（多重独立发现），但是，文化中心在文化扩散中的作用是不能被否定掉的。我们有一个合理推论：新文化的水平越高（梯度越高）其扩散能力也越强。

 由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是我国率先提出来的，因此，要使其获得全球性生命力，根据文化传播的内在机制，我们必须用科学文化先把自己国家建成文化高地，以此才能充分利用灯塔模型所揭示的文化辐射力，影响全球，并带动全球逐渐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历史进程中来。成功永远是最有效的宣传方式，加之我国现有文化的特点以及体制的执行力，我们完全有可能率先在全世界实现基于科学文化的发展路径，而科学文化是当今世界范围内认同度最高的文化，由此逐渐带来器物共同体的大发展，然后再到制度共同体、规范共同体以及最终价值共同体的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缓慢积累、逐渐巩固，只要有好的开始，不难吸引更多的国家和区域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毕竟没有任何国家和人群可以抗拒现代科技给社会和生活带来的进步与福祉的召唤。 

 【博主跋】这篇小文章是假期里写本子时的一个思路，整理成小文章，这是原稿。即将刊发在《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9（12），发表时略有文字变动。感谢尚东涛教授的长期支持，多年以来，合作愉快，是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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