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研究材料的进口，对于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国家而言，确实构成了一个关键且常被忽视的隐形障碍。这不仅是一个物流或贸易问题，更是深刻影响着这些国家生物技术创新能力、科研速度乃至产业安全的结构性挑战。以下将从多个维度，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与全球普遍困境，对这一议题进行深入剖析。

一、 问题的核心：从“进不来”到“进得慢”的双重困境

全球南方的生物技术发展，在起步阶段就面临着基础研究材料获取的严峻挑战。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 严格的监管与复杂的流程导致“进不来”：出于维护国家生物安全、防止有害生物及病原体传入的正当考虑，各国都对生物材料的进出口设立了严格的监管法规。然而，这些法规在执行层面往往缺乏精细化的分类和清晰的指引。例如，中国在SARS疫情后强化了相关法规，但原则性强、细节不足的规定给实际操作带来了不确定性，海关对不熟悉的科研机构寄送的材料可能增加扣压的可能性。用于科研的活体样本（如转基因线虫、干细胞）可能因漫长的隔离检疫程序而失效，高价值生物试剂则可能因运输载体（如干冰）被禁止而无法入境。这种“一刀切”的监管模式，在保护安全的同时，也无意中筑起了阻碍科研交流的高墙。

2. 冗长的审批与高昂的成本导致“进得慢”：即使材料理论上可以进口，繁琐的前置审批程序也严重拖慢了科研进度。在中国深圳等生物医药产业聚集区，企业普遍反映检疫审批阶段申报材料专业性强、程序复杂、耗时过长。一项提案指出，涉及人类遗传资源管理的物品出境，还需额外取得相关部门的批准文件，进一步拉长了时间线。这种延迟不仅体现在时间上，也体现在经济成本上。有研究显示，全球南方国家进口生物材料的总成本和溢价远高于美国等生物技术中心，且进口时间范围波动很大，从数周到数月不等。对于迭代快速的生物技术研发而言，这种时间和成本的双重损耗是致命的。

二、 深层影响：扼杀创新源头与削弱产业竞争力

进口障碍带来的绝不仅仅是操作上的不便，其深层危害直接作用于科研与产业的根基。

1. 阻碍基础科研与人才培养：现代生命科学研究高度依赖国际间的材料、样本与数据交流。当中国科学家无法及时获取国外合作者免费提供的先进细胞株、抗体或模式生物时，其研究进度被迫推迟，甚至错过科学发现的最佳窗口期。长此以往，这不利于国内科研人员站在国际前沿，也影响了交叉学科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正如一篇2006年的报道所指出的，这在强调速度竞争的时代，人为地导致了中国生命科学研究减速。

2. 加剧产业链上游“卡脖子”风险：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极度依赖上游的核心原材料。当前，中国在生物医药产业材料领域面临严峻挑战，培养基、各类酶、一次性耗材等关键材料高度依赖进口。在高端生物医用材料领域，约有70%依靠进口。进口渠道不畅、议价能力弱，使得整个产业链的稳定性面临威胁。一旦国际供应链出现波动或地缘政治因素导致断供，国内研发和生产将面临停滞风险。这种对上游材料的依赖，是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向中高端迈进必须解决的“卡脖子”问题。

3. 削弱企业创新活力与国际竞争力：对于生物医药企业，尤其是中小型创新企业，进口慢、进口难直接推高了研发成本和不确定性。企业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应对通关而非专注于研发。这导致新产品开发周期被迫延长（生物医用材料平均开发周期本就长达5-10年），在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中处于劣势。从全球格局看，生物技术价值过半集中在美国，中国虽排名第二但占比仅8.2%，与美国存在巨大差距。繁琐的物料进口流程无疑是拉大这一差距的隐形因素之一。

三、 破局之路：在安全与发展间寻求精细化平衡

解决这一困境，并非要放弃生物安全监管，而是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手段，实现安全与效率的平衡。

1. 推动监管模式的精细化与智能化改革：核心是建立基于风险的分类分级管理制度。中国一些地区已经开始试点探索，例如深圳市政协委员建议，在坪山综合保税区建立生物医药出入境特殊物品综合服务平台，对低风险物品实现快速通关，对高风险物品通过市级联席会议机制加快审批。这本质上是在构建“审批-通关-后续监管”的全流程管理闭环。同时，应加强海关、科技、药监、卫生等多部门的监管协同与信息互通，改变企业“跑多个部门”的现状。

2. 强化供应链自主保障与国产替代：长远之计在于降低对外部材料的依赖。这需要国家层面进行战略布局，通过“政产学研医”协同联动，建立全产业链联合攻关体，推进关键原材料的自研自产和进口替代。具体措施包括建立生物医药研发供应链联盟、对完全依赖进口的材料实行梯度化备份研发、出台研发投资税收扶持政策等。粤港澳大湾区等产业高地，更应发挥集群优势，针对高性能医用金属材料、可降解高分子材料等重点领域进行突破。

3. 参与并引领国际规则与标准制定：生物材料的流通是全球性问题。中国在筑牢自身生物安全屏障的同时，也应积极参与国际生物制品运输规则的细化与对接。在国内，应支持企业和行业协会参与乃至主导医用新材料国家标准的制定和修订，使标准更贴合国内临床实际需求，而非简单套用国外标准。这有助于在未来全球生物技术治理中赢得话语权，为本国产业创造更有利的外部环境。

总结而言，生物研究材料的进口壁垒，是全球南方国家攀登生物技术高峰时共同面临的“陡坡”。它暴露了后发国家在基础科研生态、产业供应链安全、以及监管治理现代化等方面的综合短板。对于中国而言，破解这一障碍具有双重意义：在短期内，通过监管创新疏通科研“毛细血管”，保障创新活力；在长期内，通过技术攻关打造自主可控的产业“主动脉”，维护国家生物经济安全。这要求政策制定者必须具备前瞻性的系统思维，在守护国家安全底线与激发科技创新活力之间，找到那条最优路径。

转载本文请联系原作者获取授权，同时请注明本文来自李升伟科学网博客。
链接地址：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636671-1523146.html

上一篇：欧盟推动对生物技术规则进行广泛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