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度过的中年时期

葛维亚

1967年初，各行各业响应毛主席“造反有理”的号召，纷纷自发成立群众组织，各自认为在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互相攻击，互相对骂。

1967年5月，两派群众组织的摩擦对立开始升级，武斗频繁，我对此很反感，借故去南京出差，再去安徽三河探亲，不去沉迷于装配半导体收音机的乐趣之中。

1966年以前，国内商店只有电子管收音机出售，供不应求，凭票购买。1960年前后，从回国留苏生那里首次见到体积小、重量轻、便于携带的半导体收音机，感到非常新奇。1967年国内已有出售，体积与厚厚的25开外文字典相仿，价格300元左右，相当于一般职工半年的工资。

有人为了省钱，更是出于兴趣，从新华书店买来相关的参考书籍，自行装配。

我不例外的也投入这种新潮，从南京新街口无线电器材市场上，买来塑料收音机外壳、焊接板、电烙铁、焊锡、松香和一大堆半导体电阻、电容、交连(即可变电容器)、电位器、二极管、三极管、中周(即可变电压器)等，花费150多元，装成两管、四管、七管各种结构的收音机。

继而又自装万用电表，自己设计电路，对有关参数加以计算，学到不少知识与技术。

1968年春夏之交，“清理阶级队伍”开始，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我们单位。

10月全体职工在单位大院集中住宿，进行“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按军事化编队，清早出操，白天和晚上学习文件，学习毛主席指示与著作。

1969年元旦放假，我一整天在水文流速仪鉴定槽楼上办公室里装配袖珍半导体耳塞机。不知为什么情绪总是不安定，精神恍忽，无精打彩，一阵阵心慌，一阵阵烦躁。耳塞机装配草草了事。十几天后接到父亲家书，才知母亲因肝硬化于1969年1月1日下午二时去世，我悲痛欲绝，为失去一个养育我，关心我，教育我，而在千钧一发时拼力挽救我的亲人，默默致哀。

1969年又开始“文革”中第二次“抓革命促生产”。7月安徽、湖北、河南大别山地区遭遇特大暴雨袭击，安徽佛子岭水库水位猛涨，泄水闸年久生锈无法泄洪，水漫坝顶，面临坝毁人亡险境。

安徽省肥西县三河镇因上游龙河口水库大量泄洪，下游巢湖顶托，遭特大洪涝灾害，房屋进水两米多深，我的夫人陈文燕只身带着两个女儿逃难。从全国汛情简报中得知灾害情况后，我归心似箭，但此时单位要我带领一个组去洪灾区进行调查，写出报告送水电部有关部门。我们奔赴安徽佛子岭水库、梅山水库及湖北麻城、英山、罗田、浠水等地，了解暴雨和洪涝灾害以及水利工程运行情况。然后才去探亲。

1971年初，开始深挖“5.16”分子的运动。勒令“5.16”分子交代问题，投案自首。

我对“5.16”毫无所知，更无瓜葛，心想这次再不会受到牵连。

有一天在全体人员大会上，我们单位调来不久的总支书记陈xx气势逼人。突然向我发难，要我交待“5.16”问题，我愤怒到极点，一散会立刻找到陈xx，指问他有何证据，马上拿出来看看，如属实可对我从严处理，如拿不出来，以诽谤陷害他人处理，问他敢不敢立下字据，陈xx沉默不语，从此以后再也不提我的“5.16”问题，终于得到彻底解脱。

1971年3月，又开始第三次“抓革命促生产”，指定我负责领导三峡下游水利化调查计算工作，由我制定调查提纲，拟定计算方法。回武汉后投入资料整理分析和水利化计算工作。其中我提出关于塘库拦蓄作用计算的新方法，并写成一篇论文，受到欢迎。

1972年6月至9月，受水电部和安徽省水电厅委托，单位指定我负责和我们单位一行人去安徽安庆地区水电局，进行大沙河下浒山水库扩大初步设计。当地有关部门先前两次上报中央有关部委审查，均因水库泥沙问题严重，泥沙分析论证不够未予通过。此次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开始前，我去长江水科院和丹江口水库泥沙实验站收集有关资料。到安庆立刻又赴桐城大沙河，沿河采集泥沙样本，依据样本分析结果和多种方法加以计算，写出报告，最后获得好评和通过。

为了使泥沙补充论证工作更有说服力，我于1973年11月至74年2月分别去安徽安庆、潜山、桐城、六安、岳西和江西修水水库以及湖南拓溪水库收集大中小水库泥沙淤积资料，编写补充报告。总的认为，不存在水库泥沙淤积的问题。历史证明，几十年来我当年分析的结论是正确的，下浒山地区没有泥沙灾害，反而成为安徽省著名的4星级旅游观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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