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树培主任走了，我终究没能去送他最后一程。

“老吴，老吴……”身边的人都这么叫他。从老资格的处长，到看护院门的保安，无一例外。可我始终改不了口，习惯了恭恭敬敬地称呼他一声“吴主任”。其实，我从未彻底弄清他究竟是院办主任，还是党办主任。只因初见时，孙正心院长介绍道：“这位是吴主任。”于是，这一声称呼便伴随了我们的交情，一直叫到了今天。

那天我提早下班，从徐家汇的煤科院火急火燎地赶到钦州路的上科院。彼时已近下班点，孙院长正赶着要出门开会，车已在楼下等候。走道上，孙院长指着身旁一位敦实的大高个对我说：“吴主任，麻烦你陪陆工去看看，介绍介绍……”

上科院当时占着创业楼的一层，是细细长长的L型布局。我们逐个科室走过，隔着玻璃窗，房间里大多已空空荡荡，但这并未削减吴主任的热情。他兴致勃勃地谈起院里正要对标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描绘着应用科学研究机构的美好前景，说得人心潮澎湃。彼时，CAE作为工业软件的核心，其市场化运作模式正契合我与钟万勰院士团队的设想。

然而，在随后近一年的时间里，我迟迟未答应调动。一方面沉浸在老单位“上面有人罩着、下面有人托着”的安稳里，另一方面也正准备辞去国外软件公司的工作，奔赴一场“自主可控”的愿景。那段日子里，吴主任断断续续给我发来许多关于弗劳恩霍夫协会的资料。最终促成我调动的，虽有科委张鳌副主任的推力，但更多是因为吴主任为我描绘的那幅诱人蓝图，早已在我心里扎了根。

几年后，办公地点从钦州路搬到了张江。每次走出地铁站，走过小桥，远远便能望见那栋镶有“上海科学院”五个大字的大楼，气势不凡，英气逼人。偶尔听保安闲聊，说是为了这五个字能排得工整齐整，老吴曾在某个周日自掏腰包，要求工人重新安装。

后来遇到吴主任闲聊，我问起此事。他没多解释，只打哈哈似地回了一句：“外面的事情漂漂亮亮，我来！里面的项目实实在在，你们来！”这句看似玩笑的话，却透着一股让人不敢轻视的“英气”。吴主任，您当年说的弗劳恩霍夫模式，我一直在做，也算努力过了。其实，是谁说的、谁做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一个或许并不完整、也不完美的设想中，我们找到了共鸣，找到了真正触动内心的东西。这种浅显却珍贵的道理，能够传承、能够繁衍，让思考与行动发散至更多的维度。

家里的墙上，至今挂着两个风狮爷挂件。那是当年单位组织去厦门旅游时，导游推荐的民间吉祥物，据说经庙宇“开光”后，能“镇风止煞、驱邪避灾、招财纳福”。

那次旅行与吴主任同行。那段时间，我常因项目进展不顺而郁闷焦躁，全程有些心不在焉，对游山玩水提不起半点兴趣。吴主任见多识广，平时我俩话虽不多，但他心里透亮，一眼便看穿了我的心思。他买了两个风狮爷，晃晃悠悠、轻轻松松地提溜到我跟前，轻描淡写地说：“接接地气。”

就在那一个眼神的交汇间，我也买了两个。不为别的，只盼能“时来运转”“平安顺遂”。这两个挂件，我没有直接带回家，而是摆在了办公室里。我默默祈愿，希望它们能真正发力，护佑那份“自主可控”的愿望早日实现。

……

人之所为人，之所以能被人长久记住，或许正是因为他们拥有改变他人人生“路径”的能力。

吴主任，便是这样的人。

写于202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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