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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40年——我和中国环保的“缘” 精选

已有 6129 次阅读 2013-1-4 01:21 |系统分类:人物纪事| 40年, 我和中国环保

今年(2013)是中国环保工作40年,今天的学术论坛上,中国环保事业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的曲老(格平)也83了。上午的特邀嘉宾报告上,曲老回顾了中国环保40年的发展。谈及过去40年中国环保,曲老说:“并不是从根源上去防治,仍然没有有效避免很多发达国家曾经历的‘先污染后治理’老路”。讲者讲得意味深长,听者听得唏嘘感慨。

作为70后的我,几乎和中国环保事业同龄,思绪情不自禁随着曲老——以年过80的老人特有的语气与语速——讲述着中国环保40年历程,对照着自己的成长过程:

1972616日斯德歌尔摩召开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时,我1岁了。

1973年,中国第一次环保大会,确定了中国环保32字方针: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我已经2岁了。

1974年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正式成立。那年,我三岁。

1975年编制中国第一个环保十年规划(1976-1985)时,我应会“打酱油”了,而且有了一些依稀记忆至今的事儿。

1979年《环境保护法(试行)》正式颁布,我上小学二年级,记得当时学“桔”字时,老师问谁吃或见过“桔子”,当时全班只有一个同学举手,并说桔子像“蒜瓣儿”,其他同学都十分“艳羡”地看着他。要知道,那个同学因学习不好、个子又高而被称为“傻大个”。

1982年,国家成立城乡建设环保部,内设环境保护局。那年,我上小学三、四年级,曾一时贪玩而荒了学业,曾因没有拿到过去一贯的“奖状”而差点被父亲“修理”。

1983年,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确定了环保的“基本国策”地位,之后确定了中国环保的“三同步、三统一”原则,即“经济建设、城乡建设、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相统一”。那年我上小学五年级,对于我那也是比较“黑暗”的一年,考取县一中的初中受阻,当年秋天,我去县实验小学“复读”五年级,成为中国“首批”择校生;复读一年的学费是60元,在那个年代,大家想想吧,对于来自国家级贫困县农村的我和我家,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经济负担。

1984年国务院成立环境保护委员会。原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局升级为部委管理的国家局,对外称国家环境保护局。那年夏天,如愿考上县一中初中,并开始了有生以来最长(3个月)、最快乐(每天和三、五个“发小”一起读书、游泳)的一个暑期。

1987年,布伦特兰委员会发布《我们共同的未来》,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即“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危及后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那年秋天,我上高中了,在那堂关于“理想的作文课”上,我写得是“要做一个农民,报考农业大学”。同一年,我得一篇名为《老师的责任田》的作文获得全县“麒麟杯文学大奖赛”三等奖,并和许多当年同龄人一样作着“文学青年”和做着“文学梦”。

1988年,建立了直属国务院的国家环保局,“环境管理”成为一个独立工作部门。那年初夏的文理分科,差点跑去学“文科”(因期末历史课考试时,居然考了注解中的内容,让我“很生气”),凭着数理化低分(666768)去学了理科。

1989年,第三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提出了环境保护三大政策和八项环境管理制度,即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谁污染谁治理,强化环境管理三大政策;以及“三同时”、环境影响评价、排污收费、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环境目标责任制、排污申报登记和排污许可证、限期治理、污染集中控制制度;同年《环境保护法》进行修订。那年秋天我上高三了,全力准备着第二年的高考,以“脱离农门”。

1990322日,中国签署了《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就是那年春天,当时对环保的了解只限于听班主任讲“环保局”是个“喝茶的地方”,以及自己认为“读师大环境科学系,一般不会去中小学做老师”的情况下,报考了东北师大环境科学系,并几乎经历了一个夏天的焦虑等待之后,拿到师大环科系的录取通知书,那天我“真真地”体会到“范进中举”后的“疯癫”。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里约热内卢),确定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并为各国所接受。那年秋天,我上大学三年级了,开始考虑是否去考研,以及考什么专业和哪个学校。

1994年,中国第一家群众性民间环保团体(NGO)“自然之友”成立。那年夏天,我唱着名为“同桌的人”、“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冬季的校园”的校园民谣,送走了“甚至还有毕业后至今未再谋面”的大学同学,迎接那个秋天开始的读研。

1996年,中国环境保护“九五”计划,提出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那年春天,我是研二,硕士论文题目“松花江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那年夏天,系里一个老师从英国回来带来一个材料,名字大概是”Step by Step, Guideline for Strategic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Royal Society of Bird of British)”,导师尚先生让我带着一帮师弟师妹给翻译成了中文,先生还特意给这个翻译团队起了个名字“环研本”(即环科系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呵呵),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战略环境评价”。

1998年国务院机构调整,国家环保局升格为部级的国家环境保护总局。那年春天,导师尚先生主动“放权”,我自己选择“战略环境评价”作为博士论文选题。

2000年,国家环保总局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省、市、县建设。我顺利博士毕业,经多次反复选择,最后决定来上海做博士后。2002年起完成了多个“生态市建设规划”,并在截止2009年底被国家环保部命名的头两批共11个被命名的生态市(县、区)中,其中有3个“常熟、太仓、闵行”是以我所在课题组完成的。

200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南非约翰内斯堡),那年秋天,“环评法”正式出台。我博士后出站并成为一名高校教师,女儿那年出生,以近4000/平方米的“天价”买了房(当时房价将,现在看似“白送”价格)。以至于后来我总结出:房改以后,无论任何时候买房,对于许多人来讲,都是“天文数字”。

20039月,“环评法”正式生效。那年年初,基于博士论文的我的第一部专著出版了,顶了我一年的工作量;也是那年春天,我参与了“规划环评技术导则”的起草,并作为教师参加全国规划环评技术培训;还是那年夏天,我晋升了副教授;并在那年秋天,我被学院破格聘为“责任教授”(B2岗)。这一年,应该算是我在学术之路上挖得了“第一桶金”。

2004年,《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暂行办法》生效后国家环保总局举行的首次环境行政许可立法听证会,即《排污许可证条例(草案)》。那年仲夏我参加了5周的瑞典培训(中瑞战略环境评价高级培训);那年秋天基于博士后出站报告出版了第二部专著《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方法及实例》。

2008年原环境保护总局升级环境保护部,成为国务院组成部门;那年春天,厦门PX化工项目事件,引起了我对于“公众制度化的理性参与”问题的思考;也是那年夏天(北半球)起,我在澳洲经历了三个月的交流培训;还是那个夏天(澳洲的冬天),我申报晋升受阻。

2009年,《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颁布。那年春天,我带领课题组中标承担了《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前期研究课题——我国环境规划编制实施与规划体系创新研究》;那年秋天,我历经“十一年内十次申请”——可谓“十年磨一剑”——终于第一次获得了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那年年底,我晋升了教授。

2010年,我国颁布《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以履行《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和《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那年十一月起,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度过了三个月的“访”“学”,饮水思源:谢谢中文大学,谢谢联合书院。

2011年,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发布;同年春天北京连续的灰霾天气,让越来越多的公众注意到PM2.5。我经历了近一年的“彷徨”,弃“济”投“旦”?。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独立成篇,提出了“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以及建立“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以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中国环境保护工作彻底“转变”。这一年的11月,我也完成了人生的一次重要“转变”,从“离家步行需要23分钟到办公室”的TJ,转到了”离家步行到办公室需33分钟”的FD。

2013年,业界在香港举行“中国环境保护40年学术论坛”,将趁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春风,开启中国环境保护工作新局面;经过40年的历程之后,2013年将是中国环境保护的一个全新的“元年”!期待下一个“40年”——我到了曲老现在的年龄——实现了我们“梦想”,即“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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