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13）是中国环保工作40年，今天的学术论坛上，中国环保事业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的曲老（格平）也83了。上午的特邀嘉宾报告上，曲老回顾了中国环保40年的发展。谈及过去40年中国环保，曲老说：“并不是从根源上去防治，仍然没有有效避免很多发达国家曾经历的‘先污染后治理’老路”。讲者讲得意味深长，听者听得唏嘘感慨。

作为70后的我，几乎和中国环保事业同龄，思绪情不自禁随着曲老——以年过80的老人特有的语气与语速——讲述着中国环保40年历程，对照着自己的成长过程：

1972年6月16日斯德歌尔摩召开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时，我1岁了。

1973年，中国第一次环保大会，确定了中国环保32字方针：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我已经2岁了。

1974年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正式成立。那年，我三岁。

1975年编制中国第一个环保十年规划（1976-1985）时，我应会“打酱油”了，而且有了一些依稀记忆至今的事儿。

1979年《环境保护法（试行）》正式颁布，我上小学二年级，记得当时学“桔”字时，老师问谁吃或见过“桔子”，当时全班只有一个同学举手，并说桔子像“蒜瓣儿”，其他同学都十分“艳羡”地看着他。要知道，那个同学因学习不好、个子又高而被称为“傻大个”。

1982年，国家成立城乡建设环保部，内设环境保护局。那年，我上小学三、四年级，曾一时贪玩而荒了学业，曾因没有拿到过去一贯的“奖状”而差点被父亲“修理”。

1983年，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确定了环保的“基本国策”地位，之后确定了中国环保的“三同步、三统一”原则，即“经济建设、城乡建设、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相统一”。那年我上小学五年级，对于我那也是比较“黑暗”的一年，考取县一中的初中受阻，当年秋天，我去县实验小学“复读”五年级，成为中国“首批”择校生；复读一年的学费是60元，在那个年代，大家想想吧，对于来自国家级贫困县农村的我和我家，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经济负担。

1984年国务院成立环境保护委员会。原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局升级为部委管理的国家局，对外称国家环境保护局。那年夏天，如愿考上县一中初中，并开始了有生以来最长（3个月）、最快乐（每天和三、五个“发小”一起读书、游泳）的一个暑期。

1987年，布伦特兰委员会发布《我们共同的未来》，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即“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危及后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那年秋天，我上高中了，在那堂关于“理想的作文课”上，我写得是“要做一个农民，报考农业大学”。同一年，我得一篇名为《老师的责任田》的作文获得全县“麒麟杯文学大奖赛”三等奖，并和许多当年同龄人一样作着“文学青年”和做着“文学梦”。

1988年，建立了直属国务院的国家环保局，“环境管理”成为一个独立工作部门。那年初夏的文理分科，差点跑去学“文科”（因期末历史课考试时，居然考了注解中的内容，让我“很生气”），凭着数理化低分（66、67、68）去学了理科。

1989年，第三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提出了环境保护三大政策和八项环境管理制度，即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谁污染谁治理，强化环境管理三大政策；以及“三同时”、环境影响评价、排污收费、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环境目标责任制、排污申报登记和排污许可证、限期治理、污染集中控制制度；同年《环境保护法》进行修订。那年秋天我上高三了，全力准备着第二年的高考，以“脱离农门”。

1990年3月22日，中国签署了《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就是那年春天，当时对环保的了解只限于听班主任讲“环保局”是个“喝茶的地方”，以及自己认为“读师大环境科学系，一般不会去中小学做老师”的情况下，报考了东北师大环境科学系，并几乎经历了一个夏天的焦虑等待之后，拿到师大环科系的录取通知书，那天我“真真地”体会到“范进中举”后的“疯癫”。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里约热内卢），确定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并为各国所接受。那年秋天，我上大学三年级了，开始考虑是否去考研，以及考什么专业和哪个学校。

1994年，中国第一家群众性民间环保团体（NGO）“自然之友”成立。那年夏天，我唱着名为“同桌的人”、“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冬季的校园”的校园民谣，送走了“甚至还有毕业后至今未再谋面”的大学同学，迎接那个秋天开始的读研。

1996年，中国环境保护“九五”计划，提出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那年春天，我是研二，硕士论文题目“松花江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那年夏天，系里一个老师从英国回来带来一个材料，名字大概是”Step by Step, Guideline for Strategic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Royal Society of Bird of British)”，导师尚先生让我带着一帮师弟师妹给翻译成了中文，先生还特意给这个翻译团队起了个名字“环研本”（即环科系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呵呵），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战略环境评价”。

1998年国务院机构调整，国家环保局升格为部级的国家环境保护总局。那年春天，导师尚先生主动“放权”，我自己选择“战略环境评价”作为博士论文选题。

2000年，国家环保总局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省、市、县建设。我顺利博士毕业，经多次反复选择，最后决定来上海做博士后。2002年起完成了多个“生态市建设规划”，并在截止2009年底被国家环保部命名的头两批共11个被命名的生态市（县、区）中，其中有3个“常熟、太仓、闵行”是以我所在课题组完成的。

200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南非约翰内斯堡），那年秋天，“环评法”正式出台。我博士后出站并成为一名高校教师，女儿那年出生，以近4000元/平方米的“天价”买了房（当时房价将，现在看似“白送”价格）。以至于后来我总结出：房改以后，无论任何时候买房，对于许多人来讲，都是“天文数字”。

2003年9月，“环评法”正式生效。那年年初，基于博士论文的我的第一部专著出版了，顶了我一年的工作量；也是那年春天，我参与了“规划环评技术导则”的起草，并作为教师参加全国规划环评技术培训；还是那年夏天，我晋升了副教授；并在那年秋天，我被学院破格聘为“责任教授”（B2岗）。这一年，应该算是我在学术之路上挖得了“第一桶金”。

2004年，《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暂行办法》生效后国家环保总局举行的首次环境行政许可立法听证会，即《排污许可证条例(草案)》。那年仲夏我参加了5周的瑞典培训（中瑞战略环境评价高级培训）；那年秋天基于博士后出站报告出版了第二部专著《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方法及实例》。

2008年原环境保护总局升级环境保护部，成为国务院组成部门；那年春天，厦门PX化工项目事件，引起了我对于“公众制度化的理性参与”问题的思考；也是那年夏天（北半球）起，我在澳洲经历了三个月的交流培训；还是那个夏天（澳洲的冬天），我申报晋升受阻。

2009年，《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颁布。那年春天，我带领课题组中标承担了《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前期研究课题——我国环境规划编制实施与规划体系创新研究》；那年秋天，我历经“十一年内十次申请”——可谓“十年磨一剑”——终于第一次获得了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那年年底，我晋升了教授。

2010年，我国颁布《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以履行《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和《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那年十一月起，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度过了三个月的“访”“学”，饮水思源：谢谢中文大学，谢谢联合书院。

2011年，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发布；同年春天北京连续的灰霾天气，让越来越多的公众注意到PM2.5。我经历了近一年的“彷徨”，弃“济”投“旦”？。

2013年，业界在香港举行“中国环境保护40年学术论坛”，将趁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春风，开启中国环境保护工作新局面；经过40年的历程之后，2013年将是中国环境保护的一个全新的“元年”！期待下一个“40年”——我到了曲老现在的年龄——实现了我们“梦想”，即“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