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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军医大学病理生理教研室二三往事 病生史话(4)

已有 607 次阅读 2020-2-15 19:16 |个人分类:病生史话|系统分类:科研笔记| 病生史话, 二军大病生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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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军医大学病理生理教研室二三往事

  为了收集校史史料,校刊希望大家为“历史回眸”投稿。我在学校工作、生活了半个世纪,理应为校史的收集尽点绵薄之力;但我只是一名普通教师,接触面很窄,知道的事情不多,只能就我所在的病理生理教研室,写几件事。

 1956年我从第七军医大学调来我校任病理生理教研室助教。全国医学院成立病理生理教研室大概是在1953年,我校也不例外。我分到教研室时,教研室年青,人也年青。年龄最大的是长我七岁的吴中立讲师,他是教研室的负责人;其次就是比我大一岁的助教张亚霏,他是来自新四军的“老革命”,是教研室的党的负责人;其他就是四位(包括我在内)和我年龄相仿的助教,还有两位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三位技术员,这就是当时教研室的全部人马。吴中立和张亚霏是我们大家的实际的和心目中的领导,直到八十年代他们退休为止,他们是教研室的奠基人。因此对我影响最大,印象也最深。

 张亚霏没有正规的学历,是我校一期的学员,据说培训了才一年半,毕业后就留校。但他非常努力,教学、科研都不亚于我们这些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使我由衷地钦佩;但他在教研室内,最为人称道的还是他对同志们的关心,这方面的事例很多,这里只举一个和我有关的例子。

 我到教研室不久,1957年,就开始了反右运动。我当时是一个刚出学门不久,完全缺乏政治经验的青年人,说话非常随便。例如,有一次我在团小组的带领下去抄家,我就提意见说:“这岂不违反宪法?”。祸从口出,这在当时是一大忌。有一位当时在第七军医大学病理教研室任助教的我的大学同班同学,他比我谨慎得多,却当了右派,而我却平安渡过了这一关。事后有人告诉我其中的秘密:每当我在会上发言有“滑边”的迹象时,张亚霏就托故离开会场,从而使我的发言,不致“下情上达”,他就是用这种方法巧妙地保护了我;这在当时那种形势下,是多么不容易的事!

 1958年大跃进,学校就搞“三结合(领导、教员、学员)大编讲义”。对所编的讲义,在使用中,难免有些微词;为此,1959年庐山会议后,吴中立的言行却被无限上纲到“反对群众运动”、“反对三面红旗”而受到批判;但没有(像有些同志那样)被带上“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的帽子,我推测张亚霏在这里也起到了保护作用。

 吴中立是一位精力非常充沛,责任心非常强,对下级非常严格,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亲自动手的人。文革中,他和所有的领导一样,“靠了边”;但他却给自己找事做。当时我校调防到西安,他将四医大病理教研室的病理标本彻底地整理了一番,还就每一个标本给技术员逐个地讲解;要知道,那是个运动压倒一切,教学、科研无人问津的时代,而这位靠边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却一个人默默无闻地在做非常繁琐的工作,这是何等的精神境界!

 有一个例子足以说明吴中立对下级的严格。八十年代,教研室的一位教师完成了一篇论文,准备投稿。当时,投稿必须教研室主任批准。而吴中立以质量不高为理由,未予批准。吴中立的这种为了坚持原则而不怕得罪人的作风,在教研室内是人所共知。正是由于他的这种严格的作风换来了兄弟单位对我教研室的好评。在学会里,我不止一次地听到,协和、上医以及其它院校的同行们说,我们教研室的学风好。

 吴中立对我的批评也很直率。我的实验台子很乱,他批评我,我却为自己辩解说:“我明天还要做实验,何必收拾”,他也毫不客气地问我:“你吃了饭洗不洗碗?”。几十年过去了,这类话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今天想起来,还是那样地亲切。但更使我终生难忘的是他对我的工作的支持。

 1978年,混乱的年代终于过去,迎来了改革开放和科学的春天。形势的变化使我有可能从长远目标认真地思考科研的方向,我认定从受体水平上研究病理学,既有前景又可行;但一年前我曾出于“短期行为”,决定测儿茶酚胺,为此用了上万元买了一台气相色谱仪。现在我又要搞“新名堂”,岂不是被人议论,因此顾虑重重。于是我就对吴主任说:“我要以受体作为研究方向,但气相色谱也不放”;不料,吴中立却鼓励我专心研究受体,他说:“一个人精力有限,气相色谱就放弃吧。” 多么好的领导!

 那时,技术员很少,又没有研究生,所有大大小小的事都是一个人做。对此我已习惯,毫无意见。但吴主任却决定将教研室的最得力的技术员,谭金兴,配备给我,谭金兴到我的实验室后,日以继夜地工作,大大地加快了工作的进展,建立了方法,使我于1980年就具备了带硕士生的条件;我们两人密切合作,直到九十年代他退休。

 吴中立和张亚霏对同志们的工作,总是鼓励和支持,在他们的影响下,教研室内一扫“文人相轻”的陋习,团结合作蔚然成风;八十年代,张亚霏的研究方向和手段是微循环,我们两人合作,指导研究生,完成了课题:“受体阻断对休克大鼠微循环变化的影响”,取得了有意义的结果。

 张亚霏于1997年仙逝,弥留之际,曾有遗言,将私人储蓄十万元作为教研室的基金,资助青年教师,感人至深。吴中立于20053月也离开了人世,那年我已完全退休,闲来无事,学作古诗。相处五十年的良师益友逝世,悲痛之余,口占一绝: 骏马奔驰数十霜, 病生学界英名扬,而今骑鹤横空去,桩桩往事我断肠。

 往事並不如烟。他们的好思想、好作风正是校训:“求实、创新、严谨、献身”的具体体现,已经留在教研室人们的心中,必将激励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

                    徐仁宝   

           2008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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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排左3是二军大病生教研室老主任吴中立教授,第二排中间高个是三军大孙秉庸教授)


     附注:上文和照片由原二军大病生教研室主任、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常务理事卢建教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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