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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采访郭预衡先生报道有感

已有 4720 次阅读 2009-11-23 09:09 |个人分类:教育改革思考(07-11)|系统分类:教学心得| 采访郭预衡先生, 报道有感

读采访郭预衡先生报道有感

黄安年文黄安年的博客/2009年11月23日发布

一个学校办得好不好,关键是看这所学校有没有一批深受广大同学喜爱并深刻影响学生的教师,年近90高龄的北师大文学院教授郭预衡先生就是这样的教师,他是北师大的宝贵财富，也是北师大的骄傲。尽管他不是博导（开始评博导时说他年龄太小,后来再评博导时又说他年龄太大），也不是资深教授（在评资深教授时说他过了年龄规定的坎），更不是当红有着各种头衔的师大明星教师（我们的校报已经很少提到他），在众多的退休教师中,郭先生同样是被边缘化的一员,但在我的心目中他就是永远的资深教星。

今年10月30日北京师范大学校报在不显眼的位置报道了一篇对于郭预衡先生的采访《郭预衡：恒久不变的师大学风》。报道中首先披露了郭先生师从文史大家的情况,他说: 1941年，我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当年读书时，曾受业于几位文史大师。其中，余嘉锡先生讲目录学，沈兼士先生讲《说文解字》，赵万里先生讲校勘学，刘盼遂先生讲经学历史，顾随先生讲诗，孙人和先生讲词，孙楷第先生讲中国小说史，储皖峰先生讲中国文学史。1945年我毕业后，留校担任余嘉锡先生的助教，跟从余嘉锡先生学目录学，同时考取史学大师陈垣先生的史学研究生，学史源考据之学。我本来不想“考研”，那时还没有今人所追求的学位观念。一位留过洋的老师让我考，我就考了。考时也不甚在意，四题只答了两题。其后上课，陈先生问我：“为什么只答两题？”我说：“只会答两题。”陈先生说：“两题最多只能给你五十分，但我给你七十分。文章好，可以中举！”我做史学研究生，就是这样被破格录取的。1947年我研究生毕业，1950年开始任辅仁大学讲师。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我就来北师大讲课了。师大中文系历史上名师荟萃，学生也有刻苦学习、认真做学问的学风传统，这一直没有变。希望以后能够继续保持并发扬。

郭先生平日很少谈到自己当年师从文史大家的情况,我这才知道他是陈垣先生破格录取的史学研究生。我们现在的校报往往第一位是为宣扬学校党政领导的政绩服务,第二位是为宣扬当红教星服务,对学校教学和研究有着持久影响力的教师尤其是老教师关注却很少，郭先生为人低调、潜治心学，现在看到这篇报道自然感到亲切,虽然不显眼但我看到了,并印在我心中。

对于蜚声学界的《中国散文史，郭先生是这么说的: 《中国散文史》是国家社科“七五”规划项目，完成于90年代后期。但早在60年代初，我就开始构思和动笔了。当时我和刘盼遂先生共同主编了一套文科教材《中国历代散文选》，同时便已经开始思考中国散文的传统问题，并发表了几篇探讨汉语文章传统特点的论文，诸如《千古文章重白描》、《略谈我国的散文传统》等，都写于1961年。这时有出版社的同志看到这些文章，很感兴趣，曾约定撰写一本《中国散文简史》。但“文革”风暴骤起，没能继续写下去。重新动笔，已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从探讨汉语文章的传统特点，到论述历代文章的发展演变，我先后发表论文20多篇，后来辑为《历代散文丛谈》。其中主要的一篇《精神解放和文章的变迁》，写于1979年，已含有构思《中国散文史》的基本观点。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我力图排除诸多干扰，潜心撰写《中国散文史》。先后于1986、1993、199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上、中、下三册，2000年又出版了整套精装本。现在我对《中国散文史》还打算做些补充。有些失误，也要改正。与此同时，也在别的领域开始探索，刚刚起步，还无话可说。

用十年磨一剑来形容先生的治学是不够的,先生是数十年如一日啊。在当今浮躁的学术空气下,尤其难能可贵。

什么叫治学，我们该怎样治学，郭先生以自己的身体力行为我们树立了榜样，这样的榜样，我们宣传得太少了,当代的年轻人也知之甚少。

附报道,另有影印照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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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校报电子版北京师范大学第225期(2009-10-30) 第01版:

郭预衡：恒久不变的师大学风

　问：您是如何与北师大结缘的？

　　郭预衡：1941年，我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当年读书时，曾受业于几位文史大师。其中，余嘉锡先生讲目录学，沈兼士先生讲《说文解字》，赵万里先生讲校勘学，刘盼遂先生讲经学历史，顾随先生讲诗，孙人和先生讲词，孙楷第先生讲中国小说史，储皖峰先生讲中国文学史。1945年我毕业后，留校担任余嘉锡先生的助教，跟从余嘉锡先生学目录学，同时考取史学大师陈垣先生的史学研究生，学史源考据之学。我本来不想“考研”，那时还没有今人所追求的学位观念。一位留过洋的老师让我考，我就考了。考时也不甚在意，四题只答了两题。其后上课，陈先生问我：“为什么只答两题？”我说：“只会答两题。”陈先生说：“两题最多只能给你五十分，但我给你七十分。文章好，可以中举！”我做史学研究生，就是这样被破格录取的。1947年我研究生毕业，1950年开始任辅仁大学讲师。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我就来北师大讲课了。师大中文系历史上名师荟萃，学生也有刻苦学习、认真做学问的学风传统，这一直没有变。希望以后能够继续保持并发扬。

　　问：您师从余嘉锡先生、陈垣先生做研究，具体是怎样开展研究工作的？

　　郭预衡：余先生是著名文史专家、目录学大师。当年，他正在修改、补充《四库提要辨证》的子部和集部。按照余老的治学路数，我一一涉猎子部、集部诸书，并替他查类书，校《世说新语》。当时先生的工作室，位于辅仁旧址图书馆书库的旁边，借书还书都很方便。在一个时期里，学校的图书馆，几乎成了我的个人图书馆。遨游书海，博览群籍，为我打下了一些学问功底。

　　陈垣先生教我们研究生，让我们一字一句地读顾炎武的《日知录》，然后校勘、写笔记，并从中找出错误，写成短文。这种学术训练，让我终生难忘。

　　问：您称自己“平生为学，服膺鲁迅”，为什么这么说呢？

　　郭预衡：上个世纪50年代，我被派往匈牙利“讲学”两年多。这使我避开了国内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得以集中时间读书、学习、从事学术研究。当时我从我国驻匈大使馆借来一整套《鲁迅全集》，认真研读，获益极大。当时本来是把鲁迅当做“五四”时期的一位大作家来读他的著作的。这次通读鲁迅著作，我发现（下转第二版）

鲁迅不仅是作家，也是学人，而且是前所未见的学人。同自己见过的学人相比，鲁迅似是学人之中的异端、学林之外的学人。“平生为学，服膺鲁迅”，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问：您是什么时侯入党的？能和我们谈谈入党时候的情形吗？

　　郭预衡：北京解放前夕，我已经和地下党员有所接触，组织上吸收我参加了革命理论学习。1949年北京解放，我一直和党组织保持联系，被组织列为考察对象，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我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师，并于1955年正式被组织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来师大本来是教授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在教学改革中，我开始学习新的理论和知识，后又因工作需要，准备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按当时的初步计划，就从“五四”时期的几个大作家的著作开始讲起。

　　问：您的著作《中国散文史》蜚声学界，被钟敬文先生誉为“散文有史，创建首推君”，能给我们简单谈谈创作的始末么？

　　郭预衡：《中国散文史》是国家社科“七五”规划项目，完成于90年代后期。但早在60年代初，我就开始构思和动笔了。当时我和刘盼遂先生共同主编了一套文科教材《中国历代散文选》，同时便已经开始思考中国散文的传统问题，并发表了几篇探讨汉语文章传统特点的论文，诸如《千古文章重白描》、《略谈我国的散文传统》等，都写于1961年。这时有出版社的同志看到这些文章，很感兴趣，曾约定撰写一本《中国散文简史》。但“文革”风暴骤起，没能继续写下去。重新动笔，已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从探讨汉语文章的传统特点，到论述历代文章的发展演变，我先后发表论文20多篇，后来辑为《历代散文丛谈》。其中主要的一篇《精神解放和文章的变迁》，写于1979年，已含有构思《中国散文史》的基本观点。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我力图排除诸多干扰，潜心撰写《中国散文史》。先后于1986、1993、199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上、中、下三册，2000年又出版了整套精装本。现在我对《中国散文史》还打算做些补充。有些失误，也要改正。与此同时，也在别的领域开始探索，刚刚起步，还无话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