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导师汪仁先生于3月14日驾鹤西去了。他的追思会在龙华殡仪馆举行，那天前来吊念等待签名的人排成长队，能容纳几百人的大厅挤满了先生生前的同事、朋友和学生。置身其中，恩师待学生亦师亦父亦友，对我一生留下的深刻印象，一一在脑海呈现。

亦师：先生教会我做学问

我在1974年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进入当时的上海化工学院学习。其时，我与大多数同学一样只接受过不足六年的学校教育，尽管我在农村插队时利用农闲自习了一些初、高中的数学，却没有一点化学基础知识，连基本的化学元素符号都不认识。学校为我们安排一学期时间补习数、理、化基础知识，接着一学年的基础理论学习，然后下工厂一学期以理论实践相结合的方式，以一本五合一的讲义进行专业理论学习。1976年汪先生给我们讲授“催化原理”课程，这是汪先生在“文革”后的第一次复出授课。尽管当时没有讲义，学生们的基础理论知识又非常肤浅，令人惊奇的是如此深奥的课程经汪先生深入浅出的讲解，同学们却没有了经常抱怨的“坐飞机”眩晕的感觉。汪先生讲课不仅注重逻辑条理，板书布局，而且语言优雅风趣，语调抑扬顿挫，听他的课实在是一种享受。课间休息时，学生们还意犹未尽，围着汪先生问这问那。之后我才听说，他当时是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带着“保心丸”给我们授课的。

我在农村插队时一直自学中医理论，在汪先生的课上我对“催化原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次“催化原理”课我必定坐在第一排的正中，上课紧张地记笔记；一下课，立即上图书馆查资料，恶补相关的基础理论知识，完善笔记。课程结束后，汪先生要根据我们的课堂笔记，选一名学生跟他做毕业论文，编写“催化原理”讲义。我有幸被选中。

毕业论文开始的第一天，先生告诉我，他看了学生交阅的所有笔记，觉得我能够胜任“催化原理讲义”的编写工作。接着，先生对我讲了如何做学问：看书要看到字里行间，将整本书都吃透，将书越读越薄，读成几张纸，读成几条纲，这时就构建了你自己的知识结构了，你就有能力自如地写书。先生还向我介绍了编写大纲、工作进度、参考书目，与我约定了每章的编写节奏：阅读参考书目——答疑、上报书写提纲——师生讨论确定提纲、编写字数——撰写、修改。我如同接受一项光荣而重大的任务，边听边紧张地记录，生怕漏掉一句话。

由于我基础比较差，在阅读参考书目时经常会遇到有些基本概念不明白，就去追查相关的大学、高中、甚至初中的教科书，在每次答疑时，我就将自己的理解讲给先生听。先生每次都认真地听我讲完，耐心地解答我的疑问，纠正我的错误理解，和我一起改定编写提纲，最后他会给我一大叠他的手稿，作为我编写的参考。每次我如获至宝地从先生那里取回手稿后，就会手不释卷通宵看完。先生具有极高的文学造诣，他的书稿中常夹杂一些古诗词，可以看到有许多是他深夜读书所作，诗词中流露出他对当时教育、科学的忧思。在当时的环境中，这些诗作进一步激起了我对科学的兴趣和对先生的敬仰。我交上一章编写完的讲义，先生就会给我列出下一章的参考书目。在我阅读参考书时，先生就对我的文稿进行精心修改。每次他都会耐心地从头至尾读完改完，改定后就会找我，当面向我从头至尾讲清修改理由，既有逻辑条理，也有语言修辞，语法句式，甚至标点符号。讲义的编写使我的阅读、书写、自学能力有了飞跃的进步，也对我以后的科研、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时尚处于文革后期，我两耳不闻窗外事，废寝忘食地埋头读书，引来了部分同学“红口袋装知识”、“跟着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走白专道路”等非议，也有工宣队找我谈话。一日我正要找先生汇报书写进度时，一位同学叫了我的外号“教授”，恰好被先生听见了，当时我好紧张。不料事后他微笑着说：不用为同学称你“教授”而紧张嘛，其实国家会需要许多教授，你应该有将自己成长为“教授”的抱负。青年人要有远大的理想，那不是野心，是雄心。由于文革期间学校停课、插队，我已经耽误了近十年，要按部就班地补习所有的课程不现实，先生针对我的特殊情况谈了学习，提出了“拦腰砍断”的学习方法，并为我列出了要补修的课程。1977年我毕业分配到北京防化部工作，临别时，先生还为我开列了一串包括物质结构（徐光宪）在内的学习书目。

亦父：我们成了幸福一家

在做毕业论文期间，学习之余我很喜欢到先生家去玩，总是受到老师和师母的热情招待，尤其与先生全家一起轻松地聊天，恍如我们就是幸福的一家，我与他们的一双儿女就是这家中的孩子。先生很健谈，学识广博、博古通今，历史地理、人文礼仪，谈笑之间让我们悟到了不少为人之道。

在部队的一年中，但凡学习、生活中遇到困难时，我总是写信向先生请教，先生总会及时给我回信。有一次我在信中流露出畏惧情绪。先生给了我这样一段话：“挫折，这是人生必然要遇到的，我就会坦然面对。我的孩子年幼时经常生病，有时半夜突然发烧，我背着他去医院，气喘吁吁地过桥时，我想这是上苍对我一个父亲的考验。遇到顺利的事，我会觉得是上天额外的恩施，你就会为每一次成功欢喜感恩。这就是我们说的常怀感恩之心吧。”

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我很幸运地成为了汪仁先生的研究生。那时到先生家去得更勤了。冬天学校热水供应紧张，师母经常让我到他们家打开水。1979年研二暑期为了能安心学习，我一如既往地留在学校读书。可能学校远离市区相对凉快些，先生与师母的侄、甥辈也在假期到先生家度假、学习。那年夏天异常酷热，当时物质匮乏，居民家极少有安装电扇的，消暑食品的供应也非常紧俏，连西瓜都需要凭医院证明供应病人。

一天傍晚，老师和师母托人通知我晚上到他们家里去。晚饭后我应约赶到，见先生的一双儿女、他们的侄、甥、我的一位学弟们围在小院内。师母出来高兴地说：“杏妹，快坐，今天我姐夫买到了一个西瓜，他舍不得吃刚送来半个，你们几个小朋友一起解解馋吧。”酷暑天突然见到多年未见的黒籽红囊，清香诱人的西瓜实在让人馋涎欲滴，几个孩子围坐着一人一片，贪婪地大口吞吃着。几年后与我的学弟吴士庆回忆起那次吃西瓜，仍觉的心里暖暖的，但我们想不起先生与师母是否和我们分享了那半只西瓜。

亦友：群而不党乐于助人

先生睿智、厚德、待人谦恭，尽管他有极高的学术造诣，极高的威望，但在所有的教师心目中他都像一位兄长和朋友。家中孩子升学、择业要请教他，就是我们几个师兄弟们择偶，也会先将异性朋友带来请先生参谋，而先生总是尽其所能帮助周围所有的人，处事“群而不党”。

从文革开始高校的职称评定就冻结了，八十年代初，高校开始职称评定，先生是第一批升任教授的，时任能源化工系系主任、催化研究所所长，对职称评定具有重要话语权。一天我去先生家，恰好先生送走了一批客人。先生告诉我最近不少同事、朋友知道某位曾在文革中写过先生大字报、打小报告使先生受到红卫兵批斗的教师也申报了高级职称，他们前来提醒先生。对此先生对我说：人与人之间冤冤相报有如打上一个个的结，会没完没了，对双方都无益；若是有一个人主动去打开以前的结，就不会有许多怨恨了，我们应该做这个解结的人。其实那位教师业务不错，晋升职称有利他更好地施展才华，这对研究所、学校的发展有利。不久，那位教师晋升了教授，在以后的科研、教学工作中为学校获取了许多荣誉。有位当年的青年教师也有类似的情况，在她出国前曾泪流满面地说感谢汪先生不计较她文革时的错误，仍给予她许多帮助和重用。作为研究所所长，每次所内高级职称教师会议，先生都会留出一定时间研究中、青年教师的的职业发展，根据每位教师的个人所长安排教学、科研、进修，制订合理的发展规划。在他任内催化研究所的教师都能人尽其才较快地进步成长。所有教师都得到过他不同方面的帮助，人人都对他怀有一份感激之情。先生退休多年，每年老教师回校参加敬老节前，都会询问“汪先生回来吗？”。

汪先生已随主进入天堂，伴随在主的身旁。我不知今后没有汪先生的敬老节该会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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