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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拉要不要出走? ——谈教职、学术、幸福及正确道路 精选

已有 5036 次阅读 2020-12-22 09:37 |个人分类:学术生态|系统分类:观点评述

娜拉要不要出走?

——谈教职、学术、幸福及正确道路

李晓姣,2020.12.22

娜拉,是易卜生话剧《玩偶之家》中的主人公,她最有名的事迹就是“出走”——离开了她那伪善的家。剧中,大门嘎吱一声,高潮处即落幕。可现实中的“出走”不是推门、关门那么简单。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鲁迅说,“堕落或者回来”,否则,“钱是要紧的”。

而我,如同学术界的娜拉,36岁仍一事无成的中年娜拉,一只脚已然伸出门外,另一只脚却动弹不得。口中不断嘀咕“to leave or not to leave”,却找不到正确的出路。可什么是出路,我的概念仍旧模糊、模糊。我持续思考,又不断推翻。我患得患失,生怕徒增遗憾。我试图寻找真相,而真相若隐若现。

1| 教职,一位难求

前几天,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我这一行当,一人一桌一电脑而已,电脑还自备,可惜一桌难求。36岁,说句‘我的前半生’也不会太过矫情。下半场如何开场,还要好好想一想”。这是我在遭遇博士后退站危机[i]时的一点感慨。如今看来,退站与否不过是表象,这种踟蹰早有端倪。也许,从我大龄读博、延期毕业那刻起[ii],就已注定了我的学术之路不会十分顺利。疫情不过是个契机,让我无从逃避,逼迫我正式思考还要不要继续下去。所谓“继续”,指的是要不要继续学术事业,而目前更为直接的——要不要继续寻觅教职。

可教职难求。读了博就觉得该搞科研,搞科研就觉得该当教授。这里面当然存在逻辑谬误,但也并不难理解。有研究表明,美国只有12.8%的博士能找到tenure-track教职,少于17%的科学博士在三年内能找到tenure-track教职(也有好消息,一半tenure-track的助理教授最终会tenure成功)[iii]2018年一项PNAS[iv]调研显示,半数科研人从入行到离开不到5。这些数据都指向如下结论:对于一个想要获得学术界稳定教职的博士学位获得者来说,成功不过是偶然,失败才是常态。如果你不喜欢“失败”这个词,也可以替换为中性词——“离开”。

 为什么找不到教职?人们常给出以下答案:没有连续海外经历、年龄超限、专业太冷门/太热门、“出身”学校不够好、发表记录不漂亮等。这些答案十分普遍,其所指也心照不宣——没有拿到教职当然是不够优秀。可果真如此吗?我认为并不是,或者说,起码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真正导致教职难求的关键在于“基础比率”,也就是教职数量/博士数量。人们或许会说教职稀缺,但这种说法并不准确。首先,教职不是突然变少,而是从来如此。换个隆重些的词——“教席”,甚至有位列仙班之感。如果对大学的发展历史稍有了解,我们会知道“教授”这个词的真正分量——与今日不可同日而语——大学教授是与僧侣、教会等并列的不事生产的阶层,说句“贵族”都不为过。其次,就“学术市场”而言,流通的商品是“博士”,而非“教职”。因此,并不是“教职短缺”,而是“博士过剩”。Brennan教授在他名为《Good work if you can get it》一书中进一步指出,提供学术工作的人数(供应量)超过了空缺职位的数量(需求量)——这是供给侧问题,而不是需求侧问题。进一步,他还给出了一系列数据证明教职并没有变少(虽然本来就不多),甚至还逐年有所增加。

因此,拿不到教职的主要原因就是基础比率。明白这一点,既可以提早明白学界存活之难度从而有的放矢,更重要的是,不要妄自菲薄——毕竟,学术界打击自信心非常有效的一招就是:“你拒绝了我,还列出一堆过错”。

2| 门槛,越升越高

以上只列举事实,尚不涉及价值判断,最多为求职遇阻的人提供点心里安慰。明白了基础概率,也就很容易明白求职之难了——职位就那么多,你爱来不来。所以各高校就可以层层加码,列出种种条款。教育经历、发表记录、研究经历,这些还好理解,毕竟这多少可以衡量稳定产出的可能性。可有些门槛,虽已是老生常谈仍不吐不快。

第一,年龄。我36岁,超过了几乎所有成文不成文的(最低)学术职位的年龄限制。35岁甚至还不够,已经有不少单位开始要求博士年龄不超过32岁或者30岁了。我心里暗暗咒骂,这哪里是招聘博士,这是学历选秀吧,以“幼嫩”为美吗?可你说我不理解吗,我也理解。有刚出炉的干嘛要割过几茬的,有少年成才的干嘛要大器晚成的,或者仅仅是——有年轻的干嘛要老的?我们可没有学术上的政治正确!什么七十高龄攻读博士学位,这也只能是他国的美谈。在国内,首先就得怀疑,你有报考资格吗?

第二,海外经历。阳澄湖的螃蟹是否真的最好吃还不一定,但如果没去阳澄湖休过假、泡过澡,就肯定卖不上好价钱。这么说没有瞧不起螃蟹的意思,不过就我而言,我喜欢渤海湾的飞蟹和赤甲红。

随着博士“滞销”,高校更是有了挑拣的资本。除了年龄、海外经历,以后逐渐再追加“本地户籍”、“本地有房”、“不婚不育(男)”、“已婚已育娃已大(男)”、 “熟练掌握一种乐器”、“爱好运动”、“裸眼视力1.0+”、“BMI20±0.5”的条款也指日可待。这可不是强词夺理,君请看:本地户籍、本地有房,代表家里条件好,无生活压力,可专心科研;无孩儿或孩儿已大(的男性),代表无需“负担”职工的婚、孕、产、育等假期及福利,不会影响科研教学任务;爱好广泛,或可催发科研灵感;身心健康,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不是梦。

我可以与用人单位“共情”,可我对此嗤之以鼻。庄子曾讲,南方有种叫鹓鶵的鸟,发于南海,止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有只鹞鹰抓住一只死老鼠,看到鹓鶵飞过,冲着鹓鶵,“吓!”对于这样肆意脱离学术能力而无底线压价的招聘要求,我也只想说别“吓”了,祝你们幸福。

除了这种傲慢,如今这种“稀缺”还换了种面目,堂而皇之出现在各个高校的招聘启事上。新浪微博有一个账号“博士圈”曾写道,“我翻开招聘一查,这招聘没有明说,歪歪斜斜的每份上都写着‘青年人才’‘特聘副研究员’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中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坑’!”虽是调侃,仍一针见血。教职难求,这是事实,但请让我们明明白白地难,明明白白地咬牙坚持,明明白白地饮恨退出——不要文字游戏!不要合同陷阱!不要虚假承诺!

3| 学界,适者生存

教职难找是个概率问题。可由于幸存者偏差,我眼前又都是成功者:比我只高一届的学长已是优青,大学同班同学已是教授,同时入站的博士后已期满考核,比我小的师弟师妹都按时毕业——而我在哀叹教职难求?真是失败!所以,摆在面前的问题是,在学术生态就是如此之当下,到底如何在学界生存?

简而言之,学术有圈,圈内适者生存——这就是学界生存法则。学术职场中,成功者都是相似的,失败者各有各的“不适症”。发文章“慢”——Quit!成果“没用” ——Quit!没有拿到某级别的“项目”——Quit!以上导致退出的原因,真的都与学术本身有关吗?我很怀疑。每当我被诘问“你研究啥的,你研究有啥用?”我常常像孔乙己在讲“回”字的四种写法一般,“额,也不是完全没用。你看,这里有点用,那里有点用。” 不过现在我想,这些也许真没用。2020年初,我情绪常大起大落,科研无法推进,申请无心打磨,养育分心,前途未卜。那时候我觉得什么自然、社会科学,什么理、工科,通通没用,只有医护有用、研究疫苗有用!快进到2020年末,“2020年全世界发表的论文有4%COVID-19研究”[v],年末有望超过20万篇,可其中也不乏灌水、蹭热度之作,还有大量相互矛盾的证据[vi]——所以,连对抗疫情的研究也可能没用,这可真糟糕。

既然适者生存乃学界生存之道,“你不适合”则成了万能理由。你不适合读博,你不适合做学术,你不适合教学——你之所以失败就是你不适合。这很难反驳,谁会去听失败者的诉说?可这理由根本站不住脚。博导眼中适合读博的“理想博士生”,合作导师眼中适合合作的“理想博士后”,课题组负责人眼中适合的“理想参与者”,领导眼中的“理想员工”……何谓“理想”呢?以读博为例,综合各个角度之说辞,所谓适合读博无非是以下几点:

有“心”:好奇心,恒心,平常心,责任心,自信心……

有“力”:毅力,观察力,学习力,创新力,执行力,沟通力,自律能力……

有“气”:勇气、胆气、志气……

可是,这些难道不是生而为人的通用的优秀特质和品格吗?怎么成了读博的标准了?读个博还得是天选之子,可评教授、评博导时也没见候选人满足这些要求啊。

《女博士后》一文,我指责了体系,指责这个所谓的学术体系既没照顾到女性科研人员生育之难,也没照顾到科研临时工严苛考核之难。我之所以指责,是因为我认为现状存在问题,不正视问题何来解决问题。这免不了被讽刺为“怨天尤人”、“不务正业”或“无能狂怒”,也免不了被一些老同志劝说“年轻人,不要怕吃苦”,要“只求耕耘、不求回报”。可是,每逢你想批评“抱怨者”不该 “怨声载道”时,请记着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拥有了已经拥有了的东西。教授们不会抱怨教职难拿,博士们不会抱怨学位难拿——多少也会,但不要当真,那是装饰性的说辞。我当然知道,每一代人都会面临不同的问题,战争、饥荒、社会动荡,过去不是“黄金时代”,如今也并非最差。但是,每一代人的选择决定了下一代人的初始条件。继承下去的条件是好是坏是对是错,我们都是参与者与推动者。

不过,我不会天真到等着体系的改变和完善来解我的燃眉之急。牢骚太盛防肠断,主席教导记心间。在这个学术生态之下,是我个人的所有性格、所有品质、所有行为与所有选择,共同造成了今天的状况。我不能偏袒自己说我毫无过错,正如我也不会妄自菲薄任由指摘。

学术生态的残酷,个人特质的不均衡,这些都使得“成功”难上加难。如果真的很难,那它最好值得。这个学术生态会标榜一些成功的准则,提供一些短期的或长期的目标,再设置一些诱人的奖励——目标就是“抓”住你,尽可能“抓”住你。你追求的是你想追求的,还是这些外部设置的目标让你追求的?娜拉的去留独白,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个体,回归到这样的问题——要为学术奉献、牺牲、燃烧自己吗?当然可以,如果它是“天职”所在。可它是吗?

4| 学术,并非天职

学界生存艰难,还有这么多年轻人前仆后继,宁做被收割的韭菜、被榨汁的甘蔗,不撞南墙誓不回头。这份工作(职业、志业或天职)必定有其过人之处——这是十分合理的推测。它究竟好在哪儿?

你觉得学术工作是人类从事的各项行业中更崇高的吗?你觉得学者这个阶层的使命很可敬,并且在一切其他阶层面前显得很突出吗?如果你敢于承认,倒是十分磊落,起码你确实心存理想,手捧情怀烹饪的鸡汤,想要“为科学而科学”,不惜忍受过程中带来的生活缺少尊严的痛苦。如果你不承认(或者羞于承认),那么面临“钱少、心累、猝死”等风险,你的选择难道是因为对受虐的特殊爱好吗?情怀在作祟。

但这又不仅仅是情怀问题。学术是否天职?学者是否有使命?这都是专门的哲学问题,是几百年以来先哲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德国哲学家谢林[vii]认为全体学者都有通过科学而变得高贵的精神的崇高使命,为此,学者应当自觉地融入“普遍精神”,在普遍理念的指引下揭示出每一门特殊科学的真正内涵,并与其他科学融会贯通。另一位德国哲学家费希特[viii]认为学者的使命在于用科学知识为社会服务,关心人类的进步事业,使人类不要停顿和倒退,为此,学者不仅要看到当前的立脚点,也要看到人类现在就应当向哪里前进。而更为我们熟知的马克思·韦伯[ix]却说所谓的“为科学而科学”并无根基,学者外在职位、荣誉与内在价值常常错位,一个以学术为志向的人应当做的,也是唯一能够做到的,仅仅是力求保持“头脑的清明”,并努力传播这种清明。

学术也许仍是天职,学者或许有其使命——但这可能仅存在于哲学中。回到现实,对于站在十字路口彷徨的人,对于我这样的中年娜拉,学术远非天职,只是各种偶然情况的叠加;学者并无使命,科研临时工的任务就是完成考核进入下一关,不过这个过程或许可以完成别人的使命。高考成绩、大学所选专业、研究生导师、研究课题、领域方向,任何一步都有可能只是遵循了当下的走势,并非是出于熟虑后的选择。而当你真正有能力认清事实,可能已不再有选择的机会。或者沉没成本已经大到难以割舍——转专业、换导师、改方向,哪件事不是难上加难?

即使是传统意义上的成功者,你的科研道路是注定的吗?你的研究方向是一生所爱,还是导师课题的延续或同方向的分支?你是为了在某领域实现某种意义而奋斗,还只是追溯到高考志愿书上的一个对勾?就像你相信两个人的相遇是缘分天注定一样,认为目前你所从事的研究是“天职”所在,即使不是概率学的不好,也是个美丽的误会。而对于科研临时工,不仅研究是偶然的叠加,而且实现的还是他人的使命——如果他人有的话。授予博士学位时,学术委员会说你已“具备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其实依我看,莫不如改为“已具备为教授打工的能力”。

学界成功充满偶然和运气,大器晚成是概率极小的童话。适合做学术≠适应学术生态,而后者才是生存之道。我实在算不得适应这个生态,失败也多是咎由自取,怪不得旁人。人言遇事不决,问问初心,并常以“不忘初心”勉励自己战胜眼前困顿。可这招对我实在无效,因为初心并不见得就高尚。我的初心肤浅的很,我就是想要一个博士学位,然后拿着博士学位在家养养花、做做烘焙。走着走着,怎么还忘了初心,爱上科研了?

因为忘记了初心,拿到学位的我并不幸福。两年博士后,每日主题是咖啡+布洛芬——早中各一杯黑咖啡,晚上回家一粒布洛芬。没有真正享受过什么假期,没有好好享受过家庭亲子的温馨。严苛的考核固然是其因素,但更难以驱散的是来自自我的审视和否定:我不该休息,我不该享受,我不该开心,我这个科研临时工不值得过有尊严的生活。这种时时刻刻的自我惩罚,不仅严重影响了我的身心健康,而且也极度影响科研自信、学术效率、成果产出。

9月份开始,这三个月我周末同孩子去海边和公园玩耍,心情好了就大大方方发条朋友圈。走留之际,我这个科研临时工才想明白:劳逸结合不是原罪,享受生活不是堕落,亲子天伦不是耻辱。所以,离开学术,不一定是放弃或失败,也许只是及时止损。坚持学术,也不代表底层科研临时工不配过幸福生活。

5| 幸福,有迹可循

如果一件事不值得,那么也不值得做好。所以,痛苦统统都走开!现在,我要幸福!至此,我的问题完全转为以功利角度,如何获得持续的幸福?好消息是,幸福似乎有迹可循。以积极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为例,马丁·赛里格曼认为获得幸福需要同时满足五个因素,分别是“积极情绪(positive emotion)”,“投入(engagement)”,“意义(meaning)”,“成就(accomplishment)”和“人际关系(relationships)”。这五个元素相互独立,均可以准确定义和测量,而且可以通过学习来增强。如果你想获得丰盈蓬勃的人生(加强版的“幸福”),那么只关心其中一个或者几个是无法得到的。

我爱我的伴侣、小孩和家人,他们也都爱我。我内向、悲观,却尚属积极(否则也不会写这么长的吐槽文),如果有意识通过突出自身优势、增加美好记忆、克服负面行为等训练,获得积极情绪也并不是难事。同时,家庭本身也可以给予人生以意义和成就。

所以,目前我需要着重考虑的是投入、意义和成就,这三者各自独立却不乏关联,并且都与“leave or not”的自我追问有关。

投入是指“心流”,指的是完全沉浸在一项吸引人的活动中,时间好像停止,自我意识消失。我在读书、思考、论证时,会进入“心流”。如果我能把我的想法实现并发表,我会很有成就感,即使没有几个读者和引用。如果一项研究、或一篇论文可以代表一个小小的学术观点,那日积月累的持续而深入的学术观点,就汇集为一种学术思想,那是更大的成就。我也认为我的研究工作是有意义的。也许刚开始我需要说服学术委员会、说服审稿人、说服评审人,可随着成果的积累、学术自信的建立,我会逐渐不再在意那些外部评价。同时,学术这项活动也是逃避“精神负熵”的方法——相比我更加不擅长也不喜欢的社交与世俗生活,躲在不为人意志为转移的科学小花园中更能发挥我的优势[x],一个人独处我也自得其乐。

我的初心是拿着博士学位在家养花。可是,我能从推导公式中享受到心流 我能从增加人类知识中获得意义,我能从发表研究成果中获得成就——“学术本身确实可以为我带来幸福。

6| 正确道路

娜拉想了又想,似乎得到了些结论:教职不是学术市场的商品,博士才是。不是教职短缺,而是博士过剩。学术并非天职,也无关使命。学术有生态,讲究适者生存。如果承认幸福有迹可循,学术这种工作倒可以成为制造幸福的手段。可是,正如我的研究“没有用”,这些结论也无法为我指点一条正确道路。

可什么才是正确道路?也许,正确的道路,就是你经过冥思苦想还是想走的道路,就是你经过权衡利弊还是想走的道路,就是你远远落后、一辈子无力追赶那些强者仍想负重前行的道路。正如,“看清生活的真相依然热爱生活,才是最大的英雄主义”。希望我能更快想通,希望我可以做个英雄。



[i] 李晓姣,女博士后自述:疫情发生8个月后,“我遭遇了双重失败”2020

[ii] 李晓姣,完美博士生是一个陷阱,中国科学报,2019

[iii] Jason Brennan, Good work if you can get it: how to succeed in academia,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20.

[iv] Milojevic et al., Changing demographics of scientific careers: The rise of the temporary workforce, 2018.

[v] Holly Else, How a torrent of COVID science changed research publishing — in seven charts, 2020.

[vi] Michael O’Riordan, COVID-19 Blamed for Weaker Research Published by Top-Tier Journals in 2020, 2000.

[vii] 谢林,学术研究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viii] 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 人的使命,商务印书馆,1984.

[ix] 马克思·韦伯,科学作为天职:韦伯与我们时代的命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x] 可参见积极心理学的VIA(突出优势行为价值)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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