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程度上，我认为编辑也是一种读者身份。你要做一个书写者，你可能必须是一个读者；你要做一个好编辑，你必须是一个读者；你要做一个好的书业从业人员，你也必须是一个读者。读者好像是最简单、最核心的。我认可读者这个身份。如果可能的话（我当然知道是不可能的），我希望每个人都是读者。因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到目前为止，尽管媒体泛滥，书仍是这样一个载体——是我们认识世界和理解世界的一个最核心、穿透力负载力最强的一个载体。

　　作为一个读者，永远要比作为一个书写者幸福。

　　卡尔维诺说：“好好留在读者那一边，千万不要越过界。”他自己是一个编辑，也是一个书写者，他就说过这句话。我也很喜欢博格斯说的话：“我们只能够写我们能写出来的东西，但是我们可以读我们喜欢的东西，我们喜欢的东西不见得写得出来。”我喜欢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写出来过，我最喜欢写小说，但是我没有写小说的天分。我跟小说发展了无比复杂的关系，什么都做过，就少一个身份——写小说的人。二十几岁的时候，我曾经也想过写小说。我的老师是台湾最著名的小说家，天心（朱天心）的父亲，这个先生觉得我的字写得很好看，“我一路在看你的字。”老师怕我没听懂，就说“你平常说话还很好玩的，为什么写起小说来这么笨。”这是实话，伟大的小说人生在我二十几岁时就瓦解了。所以我不太看重自己的作品，很多书写完了，我连存稿都没有。

　　什么样的小说是好小说？我真的不知道。因为很难有一个那么清楚、简单的标准，甚至在我过去的阅读中，我会有意去抵抗这样的标准。不只小说，包括所有书，我觉得可以用蚂蚁和蜜蜂来形容它们。它单独一个是没有办法生存的，也没有意义，书跟书之间互相说明。或许我们勉强可以找出几个认为重要的小说书写特质，比如说英雄、诚实。但是，仍然无法穷尽，仍然有各种可能。我不相信那种简单的统一论，我们对文学的想象是没法统一的。它最好的部分就在于那种多样性，以及未完成的部分。正如我们人类的存在形式，就是多样而丰富的样态，这是生命唯一可能存在的样态。

　　二十几年前，年纪大了，我从出版工作上退下来。作为一个出版编辑，心中的书好像有一定数字，当编到差不多的时候，就觉得应该离开那个工作了。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东西了，所以就离开。后来，天天泡咖啡馆，365天都在咖啡馆里头。年轻的时候写东西，好像都在晚上，尤其是三更半夜。可是年纪越来越大，你就会觉得早上越来越好用。就像博尔赫斯讲的，他说：年轻的时候，那个诗人就是他自己，喜欢的是黄昏、郊区跟哀伤。他现在喜欢的是城市、清晨……忘记了，就是说变化很大。所以我觉得早上的时间不能放弃。避过9点之前的上班潮，大概9点半左右我到达咖啡馆。年纪大了也不能写很久，写到下午1点半左右，大概每天就是这样的生活。

　　台湾的咖啡馆很好用、很便宜，因为它经营不景气，竞争也很激烈。咖啡馆早上其实非常不错，会给你一个蛮丰盛的早餐。台币是110元，购买它的咖啡券还会打折，相当于20块左右人民币。这个早餐我可以当早餐和午餐一起用，要它附一杯咖啡，还可以再让你续杯。我后来算了一下，我每天都去咖啡馆，一个月花费的钱是3300元台币。办公室也有了，理论上空调也有了，也有人帮你煮咖啡，帮你做饭，然后还帮你收东西，最后还跟你说谢谢。我觉得非常划算，蛮喜欢这样的生活。（本文据唐诺近期京沪两地讲座记录摘编整理而成）

　　唐诺

　　本名谢才俊，1958年出生，台湾宜兰人，台大历史系毕业，曾任脸谱出版社总编辑，现为自由读书人。著有《唐诺推理小说导读选（I、II）》《读者时代》《文字的故事》《阅读的故事》等书。《文字的故事》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引进出版，《阅读的故事》预计5月份上市。